米勒的《晚禱》美得像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臺上的邂逅

凡·高臨摹米勒

《晚禱》是法國寫實主義大師米勒（Jean-Fran?ois Millet，1814—1875）的作品，在19世紀西方藝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按它的法文標題“L'Angélus”，直譯似乎是“天使”。畫家將普通農民的勞作與圣潔的感情融會在一起，賦予世俗生活一種莊嚴的宗教色彩和儀式感。畫面中太陽剛剛沉入大地，遠方地平線上依稀可見一座鄉村教堂，一對面向而立的農民夫婦站在暮色籠罩的大地上，停下手中的活計，虔誠地低頭祈禱，感謝大地與上天賜予的食物。田壟和籃子里的土豆，以及三齒杈、手推車顯示他們的日子過得十分艱辛，靜謐的畫面卻給人帶來溫馨與安詳（圖17. 3）。駐足畫前，人們仿佛能夠聽到晚風吹來的陣陣鐘聲，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精神體驗。有人稱此畫為《晚鐘》，以聲入畫，更添了一份詩意。

據說此畫的買主原是一位美國畫商，不知什么原因沒有成交。米勒后來又在教堂上加了個尖頂，并將原題“為馬鈴薯祈禱”改成“天使”。關于這個名字，畫家后來寫道：“它來自我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在田野里勞動時，每當教堂的鐘聲響起，祖母就會讓我們停下手里的活計，摘下帽子，十分虔誠地告訴我們‘天使在為窮人禱告’。”不同的人對此畫有不同的理解，農民畫、宗教畫、寫實主義代表、象征主義的先驅…… 即使在非常專業的藝術史家中間，意見也從來沒有統一過。

圖17.3 米勒《晚禱》（1857―1859），現藏巴黎奧賽博物館

《晚禱》與《拾穗者》和《播種者》一道，被后人稱為米勒的三大不朽杰作。1875 年他去世后，此畫曾幾經易手，最后由一位法國商人高價購得贈送給國家，先后由盧浮宮與奧賽博物館收藏。

對于米勒這幅作品，歷來臨摹、借鑒和再創作的人不計其數。圖17.4為荷蘭畫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27歲那年，以素描形式臨摹的《晚禱》。那時候他剛學畫不久，對米勒崇拜得五體投地。這里想起陳丹青系列節目《局部》中的一段話，感覺評論中肯又不落俗套，這里借用一下：“凡·高在1881年左右開始下手學畫。他臨摹誰呢？他就一直臨摹米勒的畫。在那個時候所有的畫家都是畫貴族，畫有錢人，畫才子佳人這些，米勒卻會說一個勞動的人是最美的。他自己就是農民，種過地。凡·高一輩子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幾乎全是農民，全是受苦的人，窮人。到了巴黎以后，他（筆下）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角色，也是在他身邊的下層人。比方郵差啊，妓女啊，什么咖啡館老板啊，小醫生啊，還有一些天曉得是什么身份的人。但是不管畫什么人，所有的人到了凡·高的畫里，一律都變得非常憨。憨人畫憨人，窮人畫窮人，就會弄成凡·高這種滋味。”

圖17.4 凡·高臨摹的《晚禱》（1880），現藏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館

除了上面這幅素描，凡·高模仿米勒描繪農民生活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播種者》《除草者》《刈麥者》《縫衣農婦》《第一步》等。應該說，理解米勒對凡·高的影響不太費事，可要說清他與達利的關系就有些困難了。

達利看見了雨傘和縫紉機

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對米勒的這幅杰作非常感興趣，并據此創作了許多作品。據他回憶，早年學校的走廊里就掛著《晚禱》的復制品，從那時起他就對此畫癡迷，從中讀出了許多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特別是孤寂、永恒、性緊張與濃郁的悲情。1933年，癡迷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達利在超現實主義雜志《牛頭怪》（Minotaure）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古怪文章，標題也很長——對《米勒〈晚禱〉中迷人形象的偏執狂的批評性解讀（Interprétation paranoiaque- critiquede l'image obsédante L'Angélus de Millet）。文中借用詩人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的名句“美得像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臺上的邂逅”，說明他自己提出的偏執狂批判方法的要義：通過“欣狂錯亂的詮釋圖示”，揭示畫家隱藏在作品中的夢境或潛意識思想。

洛特雷阿蒙是一位出生在烏拉圭的法國詩人，原名迪卡斯（Isidore Lucien Ducasse），其短暫的24年生命只留下了《馬爾多羅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與另外兩部名為《詩》的文藝批評手稿。《馬爾多羅之歌》是一首長詩，共六篇（六支歌），主人公是一個不信上帝、厭惡人類的邪惡青年，全書充滿了暴力、黑色幽默、虛幻的夢境和光怪陸離的場景。它對現代文學與藝術產生了很大影響，洛特雷阿蒙則被20世紀初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領袖們奉為先知。阿拉貢（Louis Aragon，1897―1982）、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這些著名作家和學者都關注過這位早逝的怪才；莫迪利亞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等畫家也都對《馬爾多羅之歌》推崇備至。

達利聲稱《馬爾多羅之歌》是名副其實的癲狂與錯亂之作，他自己文章的靈感來自該書第六篇，那里用隱晦的詩句形容一個小男孩的“美麗機會”。達利認為，這一詩意的視覺圖像，“既是前所未知之境，又是崇高之境”，正與米勒的《晚禱》契合。他在文中寫道：畫面把觀眾帶到兩個人在孤寂、昏暗中經歷了漫長等待而最終相遇的意境之中，被耕作的土地代表有生命的肉體，插在大地上的三齒杈則象征男性對女性的征服。其他一些論述細節也堪稱荒誕，例如他聲稱，畫中農夫的輪廓如同一把雨傘，而農婦則像一架縫紉機——“雨傘，超現實主義的典型物件，一個帶有象征功能的物件”；而“那具縫紉機，特征突出的、人人認得出來的女性象征，她甚至擁有那根致命的、食人屬性的縫針，那根縫針的工作就等同于母螳螂掏空其伴侶時所做的非常細致的那種穿孔”（參看圖 17.1）。更直白些，農夫手中的帽子是為了掩蓋其令人難堪的勃起，農婦恰似一只在交配中啃食配偶的母螳螂——在許多文化中，螳螂被稱為“祈禱蟲”（praying mantis），或者因其被人觀察到的“性食”（sexual cannibalism）行為而被稱為“致命情人”。

圖17.5 達利《超現實主義風景中的縫紉機和雨傘》（1941），圖片來源：Printerest

返祖、考古和小棺材

除了超現實主義的文化藝術圈，似乎沒有太多人把達利的詮釋當回事兒，但是不妨礙他不斷自娛自樂地通過作品“戲說”《晚禱》。后來他一再回到這一題材來，創作了大量以米勒《晚禱》為外殼，以他自己在《牛頭怪》上發表的超現實主義詮釋為內涵的作品。圖17.6、圖17.7分別是《米勒〈晚禱〉的悲劇神話》（Le Mythe tragique de l'Angélus de Millet）和《暮色中的返祖》（Atavism at Twilight）。小汽車和搬運馬鈴薯的手推車都被莫名其妙地懸在半空，這與達利有意在作品中表現錯亂和無序的超現實主義觀念有關。值得注意的是，《暮色中的返祖》中的農婦腋下還夾著一根長棍，應該理解為是“那根致命的、食人屬性的縫針”的象征。

圖17.8題名《米勒〈晚禱〉的考古懷舊》（Archaeological Reminiscence of Millet’s Angelus）。可以看出，其構圖與米勒的《晚禱》基本一致，只不過達利將觀察者的視點提升到遠高于地平線的地方，畫中的兩個人物猶如亙古洪荒時代的巨人。“考古”“懷舊”，以及前面兩幅畫題中的“悲劇神話”與“返祖”，都折射出他自己對《晚禱》的詮釋：“這位畫家有悲劇性的返祖食人現象，返回我們老祖宗那種對甜美、柔軟、精挑細選的人肉的喜愛。”

1938年，達利又寫了一本專著來討論米勒的《晚禱》，不過直到1963年才正式出版，書中宣稱米勒實際上描繪的是一對窮苦農民埋葬孩子的場景。20世紀60年代，達利的名聲已如日中天，在他的堅持下，研究者對當時還保藏在盧浮宮的米勒畫作進行了X射線掃描，結果發現裝滿土豆的籃子的地方原來有一口小棺材的輪廓。達利的那本書也一下子火起來，直到21世紀初還有不同文字的重版，相關的研究論文也很多，成為當代藝術史研究中的一段疑案與佳話。

圖17.9名為《琴上的冥想》（Meditation on the Harp），可以視為達利對《牛頭怪》上那篇古怪論文的進一步發揮：圖中農夫的帽子更加下移，頭顱低垂看似表示悲哀，按照達利的解釋更多的是象征羞恥而不是虔敬；農婦則完全赤裸，一手環抱丈夫，一手觸摸著蛋頭人的面頰；蛋頭人半跪在地上，左腳似獸角，右肘后面伸出一個類似樂器的東西，他是農民夫婦剛死去的兒子。三個人物構成一個所謂的“俄狄浦斯三角”（Oedipal Triangle），暗示戀母與亂倫。

圖17.6 達利《米勒〈晚禱〉的悲劇神話》（1932），圖片來源：Mutual Art

圖17.7 達利《暮色中的返祖》（1934），現藏波恩藝術博物館

圖17.8 達利《米勒〈晚禱〉的考古懷舊》（1935），現藏美國佛羅里達圣彼得堡市達利博物館

圖17.9 達利《琴上的冥想》（約 1933），現藏美國佛羅里達圣彼得堡市達利博物館

本文摘自《格致丹青：美術作品中的科學與文化》，劉鈍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來源：劉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