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去世的開國上將，走時沒有一絲痛苦，追悼會備極哀榮

1984年5月的北京工體網球場，夕陽將球場刷成橘紅色。一位身著白色運動衫的耄耋老人握拍揮臂，球速不算快，卻落點刁鉆，引來看臺陣陣掌聲。圍觀者里有人低聲提醒同伴：“別小看，他是呂正操將軍。”年逾八旬仍在球場奔馳，這一幕，比任何官方傳記都能說明他的生命節奏。

順著網球的落點，時間被拉回七十年前。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他時年二十八歲，時任東北軍67旅團長。奉命撤出沈陽時，他看到滿目的殘垣焦土，心頭只剩恨意。六年后，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他秘密遞交入黨申請，此后在河北平原掀開了冀中抗日游擊戰的篇章。

冀中平原沒有峻嶺可依，只有密密匝匝的村莊與縱橫交錯的河渠。為在平地上與日軍周旋，他指揮部隊把鄉間地窖連成通道，發明“地道戰”“地雷戰”的雛形。毛澤東在延安聽取匯報后，評價冀中：“平原游擊戰的范本。”這話隨后傳到一線，士氣瞬間被點燃。

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他三十八歲，被推舉為中央候補委員。在那張名單里，粟裕、陳賡、黃克誠等人占據顯眼位置，可他卻更愿意把榮譽歸給冀中的老百姓。“沒有百姓掩護，游擊隊連夜色都借不到。”多年后，他對秘書這樣說過。

抗戰終了，他率部重回東北。1946年3月，四平保衛戰爆發前夕，東北民主聯軍急需一條安全運輸線將軍火送往前線。時任副總司令員的他臨危受命，帶著測圖專家鉆進尚未修好的松花江大橋腹部測距、標記，三夜完成鋪軌預案。仗打贏后，他索性留下，把鐵路局長兼了。外界不解，他卻覺得“兵馬未動，鐵路先行”才是勝負關鍵。

1948年9月遼沈戰役打響，東北野戰軍調整兵力時出現一個奇景：兵團調動速度與鐵路運力同步。司令部統計，二十七天里共有六十七列軍列安全抵達指定站點，無一誤點。林彪笑稱：“這是呂局長的戰場節拍器。”戰爭的尾聲，人們才意識到鐵路已成為他第二個戰場。

1952年初冬，北京西直門站夜色如墨，他剛就任鐵道部副部長。那年，成渝鐵路、寶成鐵路同時展開勘測，資料凌亂不堪，需要有人拍板。他把作戰圖紙的習慣搬進會議室，先定節點，再倒排工期，規劃方案言簡意賅。與會工程師感慨：“開會像作戰，他把鐵路當成兵團在指揮。”

進入八十年代，中國網球運動初露端倪。國際網聯代表來華考察，驚訝地發現中國網協主席居然是一位退役上將。有人半開玩笑：“您是將軍還是球員？”他放下球拍說：“槍炮聲遠了，握拍總不能再握槍，但身子骨不能耽誤。”1993年，國際網聯授予他“最高榮譽獎章”，獎項遞到手中，他輕聲對翻譯說：“這是替當年冀中孩子們領的——那時他們連網球都沒見過。”

2009年10月1日，建國六十周年，北京的天空被禮炮震得通透。他在解放軍總醫院病房坐著看閱兵直播，目光追隨坦克方隊，嘴里輕聲念叨番號。醫護人員進來量血壓，他擺擺手：“先看完。”十二天后，10月13日14時45分，血壓曲線在監護儀上滑向零點。他的小女兒握著他的手，喃喃一句：“爸，走吧。”監護儀停止跳動，病房里沒有痛苦的呻吟，只有呼吸機關停時的一聲輕響。

遵照遺愿，家屬原打算簡單發訃告了事。但消息走漏，老部下和戰友自發前來吊唁。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外的柏樹在深秋冷風里沙沙作響，前來鞠躬者排起長隊。有人發現排隊人群里，坐輪椅的、拄拐杖的最多；有位白發老人用發顫的聲音對身旁年輕人說：“冀中那口老井，就是他讓我們挖的。”

告別儀式當天，禮堂里布置極簡，正中懸掛的是他身著灰色中山裝的遺像，沒有肩章，也沒有佩刀。花圈卻層層疊起，最外一圈寫著張學良家屬敬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曾受中央委托，多次赴夏威夷探望張學良，為長線溝通牽線搭橋。至此，兩位舊日東北軍同袍的情緣，在一束白菊前劃上句點。

坊間總結他的一生，常用“三件事”——打日本、管鐵路、打網球。這種歸納過于簡潔，卻抓住了主體。抗日是立身，鐵路是立功，網球是立身后的怡情。若再補一句，或許可以加上“看得開”：看得開功名，看得開生死，也看得開榮譽。

有意思的是，他生前從不在家懸掛勛章。問及原因，他答得直白：“我知道自己干過什么，也知道沒干成什么。”這句話像一把標尺，界定了他的人生邊界：腳踩實地，目光向前，不因功業而自醉，也不因失敗而自卑。

從1937年冀中叢莽里的地雷爆炸聲，到2009年監護儀的最后一聲提示音，七十二年跨度被他踩在腳下。回看履歷，重要節點總與集體命運綁定：戰時，他是游擊戰的探路人；和平時，他是鋼軌的鋪路人；暮年，他是網球的推廣人。正因為如此，當他靜靜離去時，哀榮不在排場，而在心里——送行者心知，他代表的，是一段親歷者越來越稀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