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有山頭,這在革命年代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是實打實的客觀情況。不是誰存心要搞小圈子,實在是當時的環境逼出來的——土地革命那陣子,敵人把各個根據地割得四分五裂,你守你的山頭,我打我的游擊,長期各干各的,自然就形成了各自的人馬和做事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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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長征路上,紅一、二、四方面軍還沒會師,分歧就擺到了臺面上。張國燾手里的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人多槍多,就不認可中央北上的路子,非要往南走,后來居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還下了通緝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命令,把分裂的事兒做得明明白白。那時候真叫兇險,稍微處理不好,紅軍就得散伙,之前拼了命攢下的革命家底可能全沒了。但毛主席沒跟他硬剛,先肯定了四方面軍打出來的戰績,又通過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從中協調,一遍遍地勸張國燾回頭北上。后來張國燾的南下方針徹底碰壁,損兵折將,沒辦法才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三大主力最終在會寧會師,這一步走得是真不容易,多少人提著心吊著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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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來的延安整風,那可是解決山頭問題的關鍵。當時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到處都是,王明的教條主義余毒還沒清,不同山頭的人互相看不順眼,隔閡深得很。毛主席沒搞那種你死我活的清算,而是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讓大家坐下來好好說道說道,總結過往的得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1942年開的西北局高干會議,開了整整88天,三百多位黨政軍民負責人聚在一起,把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擺到臺面上,尖銳地批評了“左”傾錯誤帶來的危害,尤其是肅反擴大化的毛病,但沒揪著個人不放。會議最后明確肯定了劉志丹的正確路線,這位創建了陜甘邊根據地的領導人,當初被“左”傾錯誤逮捕,直到中央紅軍到陜北才獲救,他的主張終于得到全體認可,陜北的黨組織才算真正擰成了一股繩。這么做既解決了問題,又沒傷了團結,比下命令、壓服人管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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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要把人攏到一塊兒,靠權力壓根本沒用。毛主席從來不管你是哪個山頭出來的,只看你有沒有本事、立場正不正。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后來照樣被委以重任,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解放戰爭時指揮太原戰役,新中國成立后還當了國防部部長;王震也是四方面軍出來的,在南泥灣帶領三五九旅開荒種地,把荒山野嶺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后來率部挺進新疆,屯墾戍邊,一直挑著大梁。就算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張國燾,一開始也只是批評教育,給他留了改正的機會,這份胸懷不是誰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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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晚年回憶起這些事,說得實在,黨內那么多人,那么多山頭,也就毛主席能攏得住。革命年代的山頭之爭,說到底就是路線和利益的碰撞,但毛主席靠著走得對的戰略方向,能容人的團結方式,還有讓人打心底信服的思想引領,把分散的力量全擰成了一股繩。放到現在,不管是干事業還是辦事情,不也得靠團結嗎?你覺得能真正凝聚人心的,到底是啥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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