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厚甜的豪言能兌現嗎？

在當代書壇，洪厚甜先生是一位以楷書為根基、深耕碑帖融合之道的實力派書家。他曾立下“成為繼趙孟頫以后楷書第一人”的豪言，這份敢于挑戰書法史高峰的魄力，以及數十年如一日在筆墨間的堅守與探索，無疑值得每一位藝術從業者尊重與欽佩。

然而，當我們將這份豪言置于書法史發展脈絡與當代藝術生態中審視便會發現，其目標背后暗藏著對楷書發展規律的認知偏差。

在書法早已脫離實用屬性、邁入純藝術探索階段的今天，這份看似雄心勃勃的追求，實則大概率只能成為自我激勵的精神圖騰，難以真正照進現實。

要評判這份豪言的可行性，首先需讀懂洪厚甜先生的楷書藝術根基與探索路徑。作為當代書壇碑帖融合的踐行者，洪厚甜的楷書功底得到了業界的廣泛認可，書家王厚祥便評價其“楷書基本功非常好，而且寫出了個人的面貌，當代真正的楷書家，很少有人能夠達到他這樣的水平”。

其藝術之路始于唐楷，深耕顏真卿、褚遂良等經典范式，而后上溯秦漢，對《龍門造像》《張猛龍碑》等魏碑精品及《張遷碑》《石門頌》等漢碑經典進行系統研習，最終形成了“以碑為骨、以帖為韻”的獨特風格。

這種風格突破了傳統楷書“烏黑光亮”的定式，以枯墨、濕墨并用的楷書寫法，在章法上采用“亂石鋪街”式布局營造跌宕節奏。

字體寬博平正卻又以斜肩造勢，暗藏欹側自由的險趣，既保留了《張猛龍碑》的雄強遺風，又融入隸書的古樸與行書的流暢筆意，讓靜態的楷書產生了動態的呼吸感。

除此之外，他兼擅真行隸篆諸體，行書作品以“粗獷豪放，氣勢雄強”著稱，其筆墨中“拙峻”與“拙逸”的特質，在當代書壇形成了鮮明的個人標識。

不可否認，洪厚甜先生為實現理想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從唐楷的法度錘煉到魏碑的骨力汲取，從帖學的韻致打磨到墨法章法的創新突破，他的每一步探索都扎根于傳統經典，又試圖在傳統框架內開辟新境。

這種對楷書藝術的執著堅守，在當代書壇略顯浮躁的氛圍中，更顯難能可貴。書法藝術的傳承本就需要這樣兼具敬畏之心與探索勇氣的實踐者，即便最終未能達成預設目標，其探索過程也為當代楷書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但遺憾的是，藝術理想的實現不僅取決于主觀努力，更受時代規律與審美趨勢的制約。洪厚甜先生的豪言，本質上是希望復刻趙孟頫乃至唐楷大家的歷史地位——不僅在藝術造詣上達到巔峰，更能成為后世學書者遵循的范本。而這種“范本式”大師的誕生，有著深刻的時代必然性，絕非僅憑個人天賦與努力就能復刻。

唐楷與趙楷之所以能成為流傳千古的經典范本，核心在于其契合了特定時代的文化需求與書法發展階段。

楷書在唐代走向成熟，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大家分別以“險絕”“雄渾”“筋骨”確立了楷書的法度規范，將筆畫的長短、結構的疏密、重心的平衡納入清晰可依的體系，形成了“程式化”的書寫范式。

這種嚴謹規范的風格，恰好適配了唐代大一統王朝的廟堂氣象，滿足了碑刻、公文、典籍等實用場景的需求——在印刷術尚未普及的時代，規范統一的楷書是文化傳承與信息傳播的核心載體，其“易學習、可復制”的特質成為剛需。

而趙孟頫能在唐楷之后躋身楷書四大家，同樣離不開時代加持。宋元之際，行書、草書盛行，楷書式微，趙孟頫以“復古為革新”，力追“二王”氣韻，將晉人書法的靈動融入楷書，形成了圓潤秀雅、簡潔流暢的風格。既保留了楷書的規整性，又降低了學習門檻，讓楷書在實用場景中得以延續傳承。

更重要的是，他以“書畫同源”理念，將繪畫筆墨情趣融入楷書，讓作品兼具審美價值與實用功能，完美契合了當時文人階層的文化訴求與書寫需求。

可見，唐楷與趙楷的“范本地位”，是主觀藝術造詣與客觀時代需求雙向契合的結果。它們的嚴謹規范并非單純的藝術追求，而是服務于實用性的必然選擇；其可總結、可學習的規律，本質上是為了滿足文化傳播與群體書寫的需求。

而當代書法的生態，早已與唐、宋、元時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隨著電腦打字、印刷技術的普及，書法徹底脫離了日常實用場景，邁入了純藝術的發展階段。這種轉型直接導致楷書的“范本價值”喪失了存在的土壤，也顛覆了傳統楷書的審美邏輯。

在純藝術語境下，書法的核心追求已從“規范統一”轉向“個性表達與多元創新”。當代書壇不再需要統一的書寫范式，反而鼓勵書家在傳統根基上突破桎梏，形成獨特的藝術語言。

展覽機制的主導更讓書法作品追求視覺沖擊力與藝術張力，那些過于嚴謹、規范的唐楷風格作品，因缺乏個性表達與視覺新意，往往難以在當代書展中脫穎而出，也難以契合當代人的審美訴求。

這種趨勢并非對傳統的背離，而是藝術發展的必然——當書法不再承擔實用功能，其藝術價值便只能通過個性化、差異化的表達來彰顯。

因此，即便未來有書家在楷書造詣上達到極高水準，也不可能再成為唐楷、趙楷那樣的“全民范本”，因為時代已不再需要這樣的范本，書壇也不再追求統一的書寫標準。

近現代楷書發展的軌跡，也印證了這一規律。在數百年的發展中，近現代楷書雖不乏巔峰之作，但能留名書史者鳳毛麟角，僅于右任、崔寒柏二人可稱標桿，而這兩位大家的作品，恰恰證明了“范本式楷書”在當代的不可行性。

于右任先生以魏碑為本，融合行草與隸書筆意，創造出大氣渾厚、莊嚴開闊的楷書風格，其作品兼具骨力與氣韻，學之者眾多，堪稱一代宗師。

但他的楷書個性極強，筆法中的雄強之氣與結構中的跌宕變化，難以被總結為統一規律供后人復制學習，絕非入門者可輕易效仿的范本。

崔寒柏先生作為當代楷書的代表性人物，其藝術探索更能反映當代楷書的發展方向。其楷書作品既保留歐陽詢的峻拔、顏真卿的渾厚，又融入魏碑的爽利與篆隸的遲澀，墨色層次豐富，結構在規整中暗藏靈動。

但即便如此，崔寒柏先生的楷書也因個性過于鮮明、藝術表達過于極致，難以成為通用范本。他提出的“隨意賦形”理念，主張字形隨書寫動態自然生成，打破了傳統楷書的預設規范，其作品中的筆畫變化、結構欹側，都是個人藝術理解的自然流露，而非可復制的程式化技巧。

正如業界評價所言，他的作品是“筆筆有來歷，字字有變化”，這種變化性與個性化，正是當代藝術的核心特質，卻與“范本”所需的規范性、統一性背道而馳。

相較于這兩位大家，洪厚甜先生的楷書探索仍有不小差距。盡管他在碑帖融合與墨法創新上形成了個人風格，但這種風格尚未達到于右任的雄渾氣象與崔寒柏的精妙融合，其作品在個性表達與藝術張力上，仍處于傳統框架內的微調，未能實現突破性的藝術超越。

更關鍵的是，他的追求方向與當代書法主流趨勢存在偏差——若執著于打造“可成為后世范本的楷書”，本質上是在逆當代藝術多元化、個性化的潮流而行，越是堅守“規范、統一”的范本邏輯，便越難融入當代書法的發展脈絡，最終可能與“成為楷書第一人”的目標漸行漸遠。

當然，我們并非否定洪厚甜先生豪言的價值。這份誓言背后的理想主義與執著精神，是推動藝術進步的重要動力。

書法史的發展本就是無數實踐者不斷試錯、不斷探索的過程，即便最終未能達成預設目標，其探索也會為后世留下寶貴的經驗。

或許，洪厚甜先生若能調整方向，跳出“范本式大師”的認知局限，在現有碑帖融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個性表達，深耕純藝術語境下的楷書創新，反而可能在當代書壇留下更深刻的印記。

書法藝術的魅力，在于其隨時代而變的生命力。唐楷的法度、趙楷的氣韻，都是特定時代的藝術結晶，無法被復刻與超越。當代楷書的價值，不在于重現過去的輝煌，而在于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找到屬于自己的表達。

洪厚甜先生的豪言，是對傳統高峰的敬畏與挑戰，這份勇氣值得欽佩，但藝術的規律與時代的趨勢，終究難以違背。

這份豪言或許終將成為一份悲壯而珍貴的自我激勵，提醒著每一位藝術從業者：堅守理想固然重要，但唯有順應規律、契合時代，才能讓藝術之花在時光中綻放持久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