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六四三年仲夏,長安的晨鐘尚未停息,太極宮西側新落成的凌煙閣早已人聲鼎沸。雕梁畫棟間,三十六幅巨制畫像依次排開,朝臣們抬頭望去,最先入眼的是長孫無忌,而在最后一幅,才看到那張胡國公秦瓊的威猛面容。有人低聲嘀咕:“秦叔寶怎就排到末位?”旁邊一位老兵嘆氣,“軍功歸軍功,朝堂講究可不止這個。”三言兩語,把疑惑拋給后人。
要弄懂這個“墊底”謎團,得先拆開李世民設閣的用意。表面是昭彰功績,實則也是一次政治排序。凌煙閣的功臣評定,拖到貞觀十七年才塵埃落定,正因為皇帝要把十數年間的戰場斬獲、輔政謀略、宗親遠近全部裝進一把秤里稱一稱。秤砣是什么?官品、爵位、在世與否,乃至玄武門之變的站隊,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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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名冊,正一品的五位占據前排,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全是三公或郡王。唐制中,三公是文官金字塔頂尖,郡王又是皇親至貴,想超車?難。由此排到正三品的秦瓊,大局已定。官爵既低,位置自然靠后。
可秦瓊當真只有“末流”價值?非也。他出身北齊舊將世家,隋末潼關鏖戰、瓦崗寨突圍、輔李淵太原起兵,一路殺出來。武德四年東征劉黑闥,親率輕騎夜渡滹沱河,斬首萬計;武德九年破突厥,風雪夜救雁門。單論沙場戰功,他不輸李靖,不懼尉遲敬德。史書道:“秦王每臨陣,帝輒以瓊為前鋒。”這是白紙黑字的肯定。
問題在于后半生。武德末,秦瓊積傷纏身,舊疾復發,多次請醫,常年輟戎。貞觀元年,他僅領左武衛大將軍虛銜,少有親征。貞觀四年,吐谷渾之役,李靖、李世勣、侯君集皆載譽而歸,秦瓊卻在洛陽靜養。戰爭年代過去,他的舞臺被迫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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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門事發于六二六年六月初四。尉遲敬德一箭射落李元吉,長孫無忌、侯君集等沖鋒在前,寫下太宗奪位的決定性一頁。秦瓊是否在場?《舊唐書·太宗本紀》記其名,《新唐書·秦瓊傳》卻語焉不詳,更未說他拔刀護主。學界多半推斷,彼時他正病重,僅派弟子率軍聽命。如此,翊戴之功大打折扣,與尉遲敬德高唱“天下轉危為安”不可同日而語。
傷病之外,還有封賞的跌宕。李淵在位時,秦瓊食邑三千戶,封翼國公;李世民即位,將其改為胡國公,食邑縮至七百戶。數字冰冷,卻昭示皇恩轉向。皇帝衡量功過,不僅看曾經的刀鋒,還看當下能否繼續效力、能否在朝堂調和矛盾、能否為新政建言。這些環節,魏征、房玄齡之輩恰恰做得出彩。秦瓊則無心也無力。
魏征對他留下那句“非個人之忠臣”的評論,更像切中要害。在魏征看來,秦瓊的忠是“社稷”層面,軍人本分,守邊殺敵;而對具體哪一位君主,他并無特殊附麗。當年李淵封翼國公,他感恩戴德;李世民收回部分賞賜,他也未見埋怨。磊落是真,大臣私誼卻顯淡薄。對比長孫無忌那種“外戚加心腹”、尉遲敬德那種“舍命相救”,分量便輕了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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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官品。貞觀十七年的評議以“正一、從一、正二、從二、正三”層層排砌。秦瓊的職名是“徐州都督(贈)”,正三品。吏部尚書、兵部尚書、驍衛大將軍、領軍大將軍等,同品級中又有細膩的次序——尚書高于外放都督,領軍略遜驍衛。循此公式,他落在第二十四位,其實是制度自洽的結果。
有人或許仍覺不甘:秦瓊的人氣、戰功、傳說性遠超多數同僚,為何官不隨名?要知道,唐初政治極講究平衡。李世民若把一位因傷久病、少涉政事的老將推到高位,難免引起宰輔集團與宗室的疑慮。與其讓矛盾發酵,不如用一個“雖低且顯”的末位入閣來示獎,也算保全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秦瓊去世五年后才定榜,太宗在畫像前駐足良久,親筆題款:“忠勇可嘉”。這四字,非虛言。只是“嘉”與“崇”有別,褒揚其武略,卻不置頂排。朝堂眾臣無可辯駁,亦知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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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之外,評書章回把秦瓊塑造成“門神第一將”,刀馬聲影深入民間。紙上英雄與朝廷制度的落差,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可若回到律令條文、功敗得失,秦胡二公在正三品序列里排最后,并非突兀。戰馬卸鞍后,功勞簿上還要寫下輔政、諫諍、佐治的篇章,這一點,秦瓊沒有趕上。
大唐政治是濃縮的江湖,也是井然的棋盤。凌煙閣畫像只是一瞬,背后是一整套獎懲秩序的投影。秦叔寶墊底,既有病體沉疴的無奈,也有制度權衡的必然。至于魏征那句評語,于公于私都算精準——此將守邊疆,可托國難;若要朝夕侍側、推心置腹,或許不在其志。留名,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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