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開國第一詩——魏征《述懷》：一首被諫臣光芒遮蔽的雄渾之作

古木寒鳥，空山夜猿，一位中年謀士策馬東出潼關，在初唐的晨曦中寫下了比盛唐早到百年的雄渾之作。
魏征（580年－643年）策馬東出潼關，是在大唐開國元年（公元618年）的深秋。39歲的他身負唐高祖李淵重托，前往山東招降據守原地的瓦崗舊部。

大唐名相魏征（580年－643年）

行至險峻山路，極目望去，“郁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寒鳥凄鳴，夜猿長嘯，前路艱險未卜，但他的胸中激蕩著這樣的詩句：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這首題為《述懷》的五言詩，后來被譽為“唐朝開國第一詩”。它不僅預言了一位盛世諫臣的誕生，更以其雄渾氣魄，提前敲響了盛唐之音的前奏。
01 全詩與白話翻譯：亂世文人的心靈獨白

述懷 魏徵〔唐代〕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
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
請纓系南越，憑軾下東藩。
郁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
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
既傷千里目，還驚九逝魂。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白話翻譯：

中原大地剛剛陷入群雄紛爭，我放下筆墨投身軍旅生涯。
經天緯地的謀略未能實現，但滿腔豪情壯志依然留存。
手持馬鞭謁見大唐天子，策馬揚鞭東出潼關大門。
效仿終軍請纓收服南越，學習酈食其乘車勸降東方藩鎮。
山路曲折登上高高山巒，平原在云霧中時隱時現。
古樹上寒鳥凄厲啼鳴，空谷中夜猿哀切長嘯。
眼前景象令人觸目傷懷，艱險旅途讓魂魄屢屢驚散。
難道我不畏懼這重重艱險？只因深深感念君主的知遇之恩。
要像季布那樣一諾千金，如侯嬴一般重義守諾。
人生在世最重知遇之情，功名利祿又何須掛懷。
這首詩寫于魏征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從瓦崗謀士轉變為李唐使臣。短短百字，濃縮了隋末唐初的歷史風云，也展現了一位亂世文人的心路歷程。
02 詩史背景：從瓦崗余脈到李唐使臣
隋末大亂，瓦崗軍曾是當時實力最強的反隋力量之一。李密接手后，采取了一系列明智舉措：攻取滎陽，擊殺隋朝名將張須陀，奪取興洛倉開倉濟民。
這一連串勝利使瓦崗軍聲威大震，部眾迅速擴張至數十萬。魏征就在此時投身李密麾下，獻上十條壯大瓦崗的計策，卻未被采納。
歷史證明，這成了瓦崗軍命運的轉折點。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先與宇文化及軍苦戰損耗慘重，隨后被王世充擊敗，不得已率眾降唐。
魏征隨之歸唐。唐高祖李淵注意到這位眼光獨到的謀士。當時，李密的舊部徐世勣（后賜姓李，即李勣）仍控制著山東大片地區。
勸降李勣、招撫山東，對初建的唐朝至關重要。魏征主動請纓，擔起了這項艱巨使命，被授為秘書丞，趕赴黎陽（今河南浚縣）。

03 詩境解讀：艱險旅途與士人精神

《述懷》最動人的部分，是對出使途中的真實描寫。“郁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山路崎嶇，平原時隱時現，既是對自然環境的描繪，也暗喻山東局勢的復雜不明。
“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這兩句尤為精妙。寒鳥凄鳴、夜猿長嘯，不僅渲染出旅途的孤寂危險，更象征著亂世中百姓的苦難與山河的破碎。
面對如此艱險，魏征坦誠內心的恐懼：“既傷千里目，還驚九逝魂。”但他隨即表明心跡：“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這一問一答成為全詩靈魂——對君主知遇之恩的報答，超越了對個人安危的顧慮。這就是中國古代士人的核心精神：士為知己者死。

04 詩格創新：打破六朝綺靡的初唐先聲

《述懷》在文學史上的突破，與其歷史價值同等重要。在它誕生前，詩壇仍彌漫著六朝延續下來的綺靡浮艷之風。
即便是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詩作，也多數“輕浮無力”。由陳、隋入唐的詩人如虞世南等，其作品仍難脫“辭藻繁富而性情貧乏”的窠臼。
魏征的《述懷》如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它一掃雕琢辭藻的積習，以質樸剛健的語言，抒發真實的抱負與情感。全詩采用古體形式，不受嚴格韻律束縛，更顯氣勢磅礴。
清代沈德潛盛贊其“氣骨高古”，魯迅先生也稱其為 “唐初第一首好詩” 。它標志著詩歌開始從浮華空虛的宮廷唱和，回歸到言志抒懷、關切現實的傳統。

05 詩諫傳承：從《述懷》到貞觀之治
《述懷》中“深懷國士恩”的赤誠，貫穿了魏征的后半生，成為貞觀之治中“君臣共治”理念的情感基石。
李世民即位后，不計前嫌（魏征曾為太子李建成謀臣），看重其才德而委以重任。這無疑是對魏征“國士之遇”的延續。
魏征以“數十余萬言”的諫諍回報這份信任。他的諫言涵蓋治國理政方方面面，核心主張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深刻影響了李世民的政策方針。
李世民將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鏡子：“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
魏征去世時，唐太宗悲痛不已：“朕亡一鑒矣！”凌煙閣上，他的畫像位列第四功臣，這是對他政治生涯的最高肯定。
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唐太宗廢朝五日，親自撰寫碑文。他對著侍臣感嘆：“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九年后，侯君集謀反案牽連出魏征曾推薦他的記錄，李世民一怒之下推倒了親自為魏征撰寫的墓碑。但貞觀十九年，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失利后，不禁長嘆：“如果魏征還在，一定會勸阻我進行這場戰爭。”遂派人重新立起墓碑。

這段波折的君臣關系，恰如《述懷》所展現的復雜情感——既有對知遇之恩的感念，也有對理想執著的堅持。那首寫于出關途中的詩篇，不僅記錄了一位中年謀士的忐忑與豪情，更在無意間推開了唐詩黃金時代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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