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沒的一代文師和書家——宋綬 | 張雯

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壇中，他曾是一顆耀眼的明星——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曾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謚“宣獻”。宋綬的文章在宋初深受推崇，畢仲游《歲時雜詠詩序》稱：“仁宗之初年，宣獻公號為文師。”宋綬還善于寫賦，連西昆體大家楊億亦曾稱贊其文“沉壯淳麗，尤善鋪賦，吾不及也”。遺憾的是，宋綬的詩文集今已全部亡佚。在宋初文壇被稱為“一代文師”的宋綬，在文學史上卻寂寂無聞。甚至相比于同時期的北宋士大夫，也鮮有人知曉。

宋綬的湮沒，反映的是唐宋時期文學觀念與后世的深層差異。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體系中，真正被認可的“文”，并非今日我們推崇的抒情言志之作，而是那些承載著國家意志的“王言”——詔令制誥。這些文字雖然缺乏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性，卻是那個時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載體。唐宋時期的詔令均采取駢文寫作，這種接近權(quán)力中樞的職務，成為文人展現(xiàn)才華、彰顯地位的重要平臺。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綬十八歲，便以館閣官員身份代行中書舍人之職，分撰中書表奏。天禧二年（1018），二十八歲的他即擔任知制誥一職，成為真宗身邊重要的詞臣，所撰制詔，皆文辭雅致，婉美淳厚。至天圣三年（1025）為翰林學士，在中書省掌外制共八年之久。雖然《文館集》《記事》《西掖雅言》《常山禁林甲集》《常山禁林乙集》《常山秘殿集》《常山遺札》《宣獻公詔敕》《托居集》《許推官吟》等諸多文集均已亡佚，但從存世文獻中還可窺見這位“一代文師”的諸多事跡。

宋綬作為宋初的重要詞臣，在當時的政治活動中也常見身影。劉皇后掌權(quán)時期，朝中形成了以寇準為首的支持仁宗親政派和以丁謂為首的支持皇后派，寇準也因支持仁宗而遭到劉皇后的罷黜。當時劉皇后命當值舍人宋綬草擬寇準貶敕，丁謂對其所擬責詞極為不滿，要求按己意修改，對寇準極盡貶低之辭。但今存《宋大詔令集》及李燾所見官修《實錄》中均未收錄丁謂改定之后的文字。《宋大詔令集》作為北宋九朝詔令總集，大約成書于南宋時期，其中收錄的部分詔令來自于《實錄》一系的國史文獻，所以可以推測《實錄》一系國史文獻對丁謂持否定態(tài)度，故未收錄此詔。這或許也體現(xiàn)了代表國家意志的官修國史對宋綬的正面肯定。而且從宋綬《上仁宗乞約先天制度前殿取旨奏》一文也可見其對劉皇后專權(quán)的不滿。必須指出的是，宋綬的政治立場不僅源于其政治理念，也與他的家族關(guān)系密切相關(guān)。宋綬妻子的祖父畢士安，曾力薦寇準為相，故寇準非常敬重畢士安，甚至把自己的兩女先后嫁畢士安的次子畢慶長。仁宗掌政之后，支持太后歸權(quán)仁宗的宋綬等人均被提拔。

此外，在仁宗時期的皇后廢立事件中，宋綬更是深度參與其中。仁宗先廢郭皇后，又罷黜楊、尚二美人。景祐元年（1034），曾命宋綬草《凈妃等外宅詔》。不久，又欲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宋綬、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楊偕、郭勸又上疏諫止。郭后卒的翌日，仁宗馬上冊立曹皇后，命宋綬撰冊文《廢后郭氏追冊為皇后賜中書門下詔》，宋綬在仁宗身邊出謀劃策，作為詞臣深度介入宮廷政治事件。

宋綬的才華與其家世密不可分。其家族興起于宋綬的父親宋皋，宋皋、宋綬、宋敏求三代均擔任過館閣官，是一個以文翰顯于宋初的文化家族。更幸運的是，宋皋娶了當時名臣楊徽之的女兒，楊徽之曾因文才出眾，受詔編修《文苑英華》這部大型類書。楊徽之還是宋初著名的大藏書家，因為無子，僅有一個獨女，所以楊徽之身后，其藏書全部都傳給了宋氏。到了宋綬一代，又娶了宰相畢士安的孫女，畢家同樣富藏典籍。由此，宋綬集楊、畢兩家藏書于一身，實際藏書達兩萬余卷。要知道，《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官方藏書也不過五萬余卷。宋家的藏書甚至有官方都沒有的珍本。黃伯思《跋〈世說新語〉后》稱宋綬家藏的《世說新語》比當時流行的所有本子都更詳備。宋家的巨量藏書還有自編書目，可惜元符中毀于火災。

宋綬不僅藏書，還親自校書。沈括《夢溪筆談》云：“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朱弁《曲洧舊聞》稱：“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cè)，以便于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陳叔易常為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耶！’”宋綬家藏書精審，引得當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cè)，致使宋綬家所居春明坊的宅價高出別處一倍，這是文化價值帶動地產(chǎn)增值的最早記載。

除了校書精審，宋綬對自家藏書的保護也非常在意，在書籍裝幀方面頗有眼光。王洙兒子王欽臣所撰《王氏談錄》載：“公（王洙）言：作書冊，粘葉為上，雖歲久脫爛，茍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序。初得董子《繁露》數(shù)卷，錯亂顛倒，伏讀歲余，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粘法。”這里提到了古籍裝幀的兩種形式——“粘葉”和“縫繢”。王洙認為粘葉裝幀（上圖）的優(yōu)勢在于其單葉書寫的特性，即使日久散葉，因每一葉的文字均按順序獨立呈現(xiàn)，仍可依據(jù)內(nèi)容順序重新編排抄錄。極負盛名的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在成書時就采取了這種裝幀形制。相比之下，縫繢裝（下圖）需將多葉折疊后統(tǒng)一裝訂，再進行書寫。一旦縫線腐朽脫爛，同一葉正反兩面的文字容易錯亂混雜，且任意一葉脫落便會導致全書次序難以復原，不利于書籍的長期保存與流傳。有鑒于此，王洙建議宋綬家抄錄書籍時一律采用粘葉法，以規(guī)避散葉錯亂之患。宋綬基于對書籍收藏與保護的前瞻性，采納了這一建議。

最值得注意，但又一直被忽略的是宋綬在宋初書法史上的地位。宋綬尤善楷書，陸游稱：“本朝小楷，至宋宣獻后，僅有道士陳碧虛一人。”宋仁宗極其喜愛宋綬的書法，宋綬死后，仁宗把他所寫的《千字文》等墨跡藏于禁中。甚至“宋四家”之一的黃庭堅都曾稱：“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宋綬做副宰相時，其書法號稱“朝體”，甚至“傾朝學之”。宋綬知河南府期間，另一位“宋四家”之一的蔡襄為西京留守推官，其書法也多學于宋綬。據(jù)《宣和書譜》載宋綬“作字尤為時所推右。然亦自喜其書，在翰苑日，凡制稿必集成篇，至于點畫亦不妄作，意其文必附書以垂后世耳……蓋其書富于法度，雖清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到者。而議者又謂世之作字，于左右布置處或枯或秀，惟綬左右皆得筆，自非深造者特未易知”。宋綬本應是書法史中極其重要的人物，但是由于其作品未能保留下來，今已無法得見其書風。

值得欣慰的是，其子宋敏求承襲家學，書法成就同樣卓越。劉摯將其與顏真卿相媲美，稱“一時碑字貴顏公”。葉昌熾認為：“君謨以后，四家以前，書名最著者為宋敏求。”黃庭堅亦云：“常山公（宋敏求）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后人亦未易超越耳。”當時公卿權(quán)貴的銘碣，都以得宋敏求書為榮。從近年來新出土的宋敏求書《楊畋墓志銘》（參見上二圖）《李中吉墓志》《賈黯墓志》《任乃孚墓志》等石刻文獻中，讓我們得以間接窺見宋氏書風的神韻。

宋綬曾參修《真宗國史》，當時同在史院的謝絳稱：“宋公垂（綬）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瑯然，聞于遠近，其篤學如此。”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生動有趣的宋綬的形象。但這似乎在北宋士大夫中并不罕見，歐陽修對謝絳稱“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唯此尤可以屬思爾”。甚至歐陽修還回憶說：“錢思公（錢惟演）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jīng)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從古至今，愛書之人，嗜書之情，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