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棉襖換書，考 14 次科舉落榜：浙江海寧一個秀才的真實生活！

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老秀才管庭芬當掉了最后幾件夾衣。換來的錢，一半給了書肆伙計，一半留作兒子的婚禮 —— 百余名賓客的宴席不能太寒酸。

此時，距他第 7 次鄉試落榜，還有三個月。這位浙江海寧的鄉村塾師，一生都在進行一場荒謬的平衡：用典當衣物的錢，喂養最昂貴的理想。”

這位老兄有點像范進，又有些孔乙己的影子，可他又沒有范進那么幸運。他教了近五十年書，窮的時候甚至要典當夾衣換錢，卻依然咬牙堅持科舉，從21 歲考到 66 歲，14 次沖擊鄉試，到老都沒放下 “聽鹿鳴” 的執念。

我之前寫過一篇《江南士紳教你玩科舉！我家三代人的積累，憑什么輸給你十年寒窗？》，講晚清江南科舉舞弊成風，權貴子弟能靠鈔能力作弊，寒門子弟連試卷都被謄錄官抄得潦草不堪。而管庭芬，就是那個時代里，無數被舞弊碾壓的寒門士子的縮影。

管庭芬不是什么名人，就是浙江海寧路仲里一個普通讀書人，1797 年生，活了 83 歲。他從 18 歲開始寫日記，一寫就是五十多年，130 萬字的手稿里，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全是 “升斗館谷” 的窘迫、科舉考場的失意，還有亂世里的茍且。

比起曾國藩、杜鳳治這些官場人物的日記，管庭芬的文字更像一面鏡子，照出了 19 世紀中葉，無數個和他一樣困在 “科舉夢” 里的秀才們的真實生活。

嘉慶二十二年，21 歲的管庭芬第一次出門設館，東家是桐鄉縣沈家，他給私塾起了個雅致的名字叫 “紅葉村莊”。站在吳越古戰場的殘陽里，看著漫山丹楓，他寫下 “他年若許登云路，愿作云邊折桂人”。那時的他，還對科舉抱有一腔熱血。

可現實很快就給了他一記悶棍。

管庭芬天分其實不錯，4 歲識字，5 歲讀詩，9 歲入塾，四書五經爛熟于心，16 歲就開始攻舉業。1820 年，他終于考上秀才，成了海寧州學的生員，邁出了科舉的第一步。

但秀才只是底層士紳，想做官，要么得捐納（花錢買），要么就得考舉人、中進士。可管庭芬家里窮，父親早逝，一家子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坐館的束脩，哪有錢買？所以只能考。

可備考和趕考也得花錢，他的 “館谷”，也就是學生家長給的報酬，豐年能得幾石米、三兩左右碎銀（約合今3000元），荒年可能就只換來一筐番薯，遠遠不能和山西劉大鵬這種富裕塾師比。更重要的是，他壓根就不喜歡教書。

道光七年，他重赴獅堰鎮設館，正月提筆作《滿江紅?重館》：“聊借蒲團消歲月，為謀祿俸且風塵。” 一個 “且” 字，道盡了無奈 —— 教書不是志向，只是謀生的手段。

道光十四年，兒子管升九來看他，走后他寫下《懷舊》詩：“未了親情愛聽鶯，幾行老淚橫添頰，詩書味永樂孤燈。” 一個中年男人的心酸，全在字里行間：上有老下有小，一盞孤燈伴詩書，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大戶人家的私塾

管庭芬最大的愛好是買書、校書，可他買不起。日記里記著，每次路過杭州吳山書肆，看到那些 “長編巨帙”，他就挪不動腳。“恨不能插大翅而徑攬之”，可摸一摸口袋，空空如也。

有一次，書鋪伙計挑著書上門，他看中了二三十種經解考據書，可實在沒錢，只能翻出幾件夾衣，托人拿去典當，才換得書歸。他在日記里寫 “典衣買書，雖寒不悔”，這八個字里，藏著底層士人的體面與倔強 —— 為了幾本書，把過冬的衣服都給當了，這不是個例，是清代底層士子的常態。

管庭芬也想過搞點副業。他擅長畫畫，尤其擅長墨竹，就給自己定了潤筆費：每畫一桿竹五錢，點景用金墨加倍，閏月價格同上。他還把這個價目寫在日記里，怕忘了。

可日記里卻從未提過賣畫的進項，大概率是生意冷清。除了坐館、賣畫，他還幫人編地方志、校勘古籍甚至寫信，偶爾收幾石租谷。日子過得緊巴巴，但他始終沒放棄科舉。

道光二年，26 歲的管庭芬第一次參加鄉試。八月十五的中秋夜，他在考場里寫下 “萬丈文光騰雁塔，一天星斗繞朱樓”。自信滿滿，覺得自己能金榜題名。

結果，名落孫山。他沒氣餒，三年一次的鄉試，他幾乎次次不落。道光十二年，第三次落榜后，好友許春谷寫信勸他：“似宜學薛花，改時麗為罷。” 意思是，你的文章太復古，不合時宜，改改文風吧。

管庭芬嘴上答應，心里卻不服氣。他覺得自己的文章沒問題，是考官沒眼光，是謄錄的人手腳不干凈。

這聽著像為失敗開脫，其實是有道理的。就像我前文里寫的那樣，晚清江南的謄錄官，很多是舉人、進士出身（其它地方一般都是書吏負責），他們被權貴子弟提前預定，不僅把試卷抄得工工整整，還直接修改文章，甚至換卷。

和他同期考鄉試的江南士紳子弟，正拿著大把銀子預定舉人謄錄官，能把病句改成范文；而管庭芬這樣的寒門子弟，試卷往往被抄得 “潦草縱橫，脫誤不能句讀”，連閱卷官都懶得看。

道光十三年，第四次落榜后，他看到自己的薦卷，氣得發抖：“房官評云：首藝明晰，次三有不可解句，詩劣。” 他咬牙切齒地罵：“咎在謄錄替代，謄錄手疾書七吃，甚矣，臭在肩夢夢也！” 他認定，是自己沒錢打點，才被人坑了。

這種怨念，伴隨了他一輩子，可他還是心存僥幸。道光二十九年，53 歲的管庭芬第十二次參加鄉試，親眼看到一個桐廬考生，扶病入闈，死在了號舍里。他在日記里嘆：“功名重于性命，亦大可悲矣。”

可嘆歸嘆，他還是要考。咸豐二年，66 歲的管庭芬最后一次走進考場。放榜那天，海寧中了七個人，沒有他。他寫下：“余惟抹、吳二君，為舊友，學問所推服，余則總歸之命運矣。” 從 “萬丈文光” 到 “總歸命運”，五十年的光陰，磨平了一個讀書人的棱角。

但他其實連放棄的資格都沒有。清代的秀才，要定期參加歲試，考不好會被革去功名。咸豐三年，57 歲的管庭芬參加歲試，只考了三等二十名；同治四年，69 歲的他還在考，依舊是三等。他考的不是功名，是保住自己最后一點身份。

科舉失意未平，時代戰火又至。道光至咸豐年間，英軍入侵、太平天國戰亂接連席卷海寧，管庭芬被迫攜家逃難，家園殘破、親鄰罹難，連獨子也因避寇受驚離世，暮年喪子的劇痛與亂世顛沛，將他的生活推向絕境。

可即便如此，他仍保留著文人習慣，戰亂稍平便重拾詩書，與友人飲酒賦詩，在苦難中維系著最后的體面。

同治四年，69 歲的管庭芬，還在自己的 “一枝軒” 里開館授徒，教幾個蒙童識字。他的日記里，依舊記著買書、畫畫、和朋友下棋的瑣事。

1880 年，管庭芬去世。他一輩子沒中過舉人，沒當過官，只是個鄉村塾師。他的日記，被埋在故紙堆里，直到 2013 年才被整理出版。

看著他的日記，總讓我想起龔自珍的詩：“秋風不欲吹前席，夕陽仍戀路旁亭。” 在那個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的時代，曾國藩們在廟堂之上力挽狂瀾，杜鳳治們在縣衙里搜刮民脂，而管庭芬們，只是路邊的一株野草，在風雨里掙扎著，守著自己的一點執念，一點體面。

正是無數個管庭芬，把 “典當買書” 的執念、“落榜不放棄” 的倔強，揉進了亂世的煙火里，成了晚清最真實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