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北京功德林的大門緩緩打開。
最后一批戰犯特赦名單終于公布了,黃維的名字赫然在列。
這會兒,距離他的老部下——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走出高墻,已經過去了整整16年。
作為曾經統轄十幾萬大軍的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在戰犯管理所的日子過得可不算舒坦。
他不僅是最后離開的,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孤家寡人”。
按理說,當年跟他一塊兒被俘進來的,還有四個軍長、四個師長,這“陪讀”陣容夠豪華了吧?
可怪就怪在,當黃維在里面挨揍的時候,這些昔日對他唯命是從的部下,不僅沒人拉架,反倒在一旁拍手稱快。
這梁子,還得從1960年那記響亮的耳光說起。
那是戰犯管理所的一次學習小組會,動手的不是別人,正是原軍統局少將董益三。
起因也挺簡單,大家都在老老實實寫檢討,黃維偏不,非要在紙上寫打油詩諷刺大伙兒:“龍困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旁邊的晉綏軍將領梁培璜探頭一看,頓時炸了鍋。
組長、副組長一擁而上,董益三更是火冒三丈,二話不說,直接給了黃維一耳光。
黃維剛想還手,結果被人多勢眾的“同學們”一把推倒在地,摔得滿臉是血。
這時候,同在一個學習小組里的十二兵團舊部在干嘛?
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冷眼看著,第十軍軍長覃道善一聲不吭。
這幫曾經的將軍心里估計就一個字: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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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恨意哪是一天攢下的?
早在1948年的淮海戰場上,黃維就親手把這顆雷埋下了。
讓這幫軍長師長最寒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黃維在“毒氣彈”問題上的甩鍋。
第十軍軍長覃道善,那是個憨厚的大胖子,結果成了功德林里少有的幾個被判過死刑的人。
為啥?
罪名重啊:在淮海戰役突圍時使用毒氣彈。
雖然判決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但他這條命差點就交代了,直到1961年才獲特赦。
覃道善冤不冤?
他在回憶錄里大呼冤枉:“兵團司令部確實發了毒瓦斯彈,但當時是大冬天,刮東北風,我們向東北跑,放毒氣那不是毒自己嗎?
所以我根本沒用,突圍時全扔了。”
既然沒用,咋還判死刑?
這就得問問黃維了。
這位司令官把責任推得那叫一個干凈。
面對解放軍的審訊,黃維把頭一搖:“毒氣彈是分配給各部自行掌握的,具體用沒用,我不清楚。”
這一句輕飄飄的“不清楚”,差點送了覃道善的命。
其實毒氣彈到底用沒用?
楊伯濤倒是敢作敢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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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憶錄里承認:“一一八師確實發射了毒瓦斯彈,解放軍攻勢一度停止。
后來在雙堆集西邊,為了奪回一座山廟,我也命令尹鐘岳配合毒氣彈攻擊,但效果不好。”
楊伯濤用了,而且肯定匯報給了黃維。
可黃維裝作毫不知情,讓兩個軍長去頂雷。
這種拿部下性命當擋箭牌的做法,誰能不恨?
如果說毒氣彈是“賣隊友”,那雙堆集突圍這事兒,簡直就是赤裸裸地“坑隊友”。
1948年12月15日,雙堆集包圍圈已經被圍得鐵桶一般。
黃維下令:黃昏時分,全線突圍。
聽著挺像回事兒,是集體行動,可楊伯濤和覃道善很快就發現,自己被耍了。
楊伯濤回憶說:“下午四點多,還沒到點呢,黃維和胡璉怕夜里坦克不好開,竟然連個招呼都不打,帶著第十一師和戰車部隊提前溜了!”
楊伯濤還在傻傻等命令,跑出掩體一看,西北方向早就亂成一鍋粥。
派人一問,才知道司令官早就坐著坦克沒影了。
覃道善更慘,他在回憶錄里雖然沒點名,但那怨氣隔著紙都能聞到:“有的為了保命,竟不顧規定時間提前逃走。
部隊頓時引起騷亂,根本無法組織突圍。”
這一跑,軍心瞬間崩盤。
原本如果有序突圍,大家還有一線生機。
你看第十八師師長尹俊、第七十五師師長王靖之,就是趁亂沖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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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黃維和胡璉這兩輛坦克一跑,把楊伯濤、覃道善這幾萬人直接扔給了從四面八方涌來的解放軍。
楊伯濤和覃道善最后是被生俘的。
被俘的那一刻,他們看著滿地的殘兵敗將,再想想那個提前開溜的司令,心里早就把黃維千刀萬剮了。
說到底,黃維這個司令從根兒上就不稱職。
他是個標準的“書呆子”,當過校長,打仗也把部下當學員訓,指揮全靠拍腦門。
最典型的就是強渡渦河。
黃維那是真敢下令,根本不派人偵察水深水淺,大手一揮就讓部隊過河。
結果一一八師的一個團跟下餃子似的跳進去,當場淹死大半,剩下的被對岸火力當活靶子打。
那是幾千條人命啊,就因為他一個不過腦子的命令,全成了河底的冤魂。
還有蒙城之戰。
黃維和楊伯濤明明就在同一個城里,近在咫尺。
可是黃維下達行軍命令時,居然連個招呼都不打,也沒召集軍長們開會研究。
楊伯濤接到命令時一臉懵,看著地圖直冒冷汗,他預感到解放軍已經布好了口袋陣。
但軍令如山,黃維讓他往火坑里跳,他不敢不跳。
結果正如楊伯濤所料,整個十二兵團十幾萬人,就這樣稀里糊涂地被送進了雙堆集的死地。
更讓將士們齒冷的是黃維對傷兵的態度。
被包圍在雙堆集時,正值嚴冬,大雪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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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兵團的傷兵接近一萬人。
黃維怎么處理的?
他讓工兵挖了幾條露天壕溝,把傷員往里一扔就不管了。
楊伯濤回憶起那一幕都覺得慘不忍睹:“無醫無藥,沒有食物。
輕傷的凍成重傷,重傷的直接凍死。”
外面是數千傷兵在冰天雪地里哀嚎等死,司令部里是啥光景?
胡璉從南京帶回來的洋酒、香煙、水果堆積如山。
黃維和胡璉躲在暖和的掩體里喝著洋酒,策劃著如何坐坦克逃跑,全然不顧外面幾萬兄弟的死活。
這哪里是“固守待援”,分明就是讓部下當人肉沙包,給自己爭取逃跑時間。
所以,當黃維在戰犯管理所里被打得鼻青臉腫時,楊伯濤、覃道善這些前軍長們,心里沒有一絲憐憫。
在他們眼里,這個書呆子司令不僅無能,更是自私透頂。
那些僥幸逃脫的人,如副司令胡璉、副軍長谷炳奎,早已去臺灣過起了另外的生活。
而被俘的這些將領,命運各異。
沒有特赦的吳紹周因為主動投誠,早早回鄉;王岳和王元直去了劉伯承元帥的軍校當教官;只有潘琦在1951年被鎮壓。
剩下的,都在功德林里熬著。
楊伯濤1959年第一批就特赦了,夏建勣1960年第二批,那個差點被槍斃的覃道善也在1961年走出了高墻。
只有黃維,因為拒絕改造、自詡“忠臣”,一直硬頂到了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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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黃維有骨氣,是硬漢。
可這算哪門子硬漢?
如果真有骨氣,在雙堆集兵敗如山倒時,為何不像他效忠的“領袖”要求的那樣成仁取義?
如果真有擔當,為何在審訊室里要把毒氣彈的死罪推給部下?
他所謂的“倔強”,不過是在確認性命無憂后的表演罷了。
在生死關頭,他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大部隊,鉆進了逃命的坦克。
1975年,當黃維走出功德林的大門時,身后留下的是長達27年的牢獄歲月,和眾叛親離的凄涼名聲。
那些曾經為他賣命的軍長師長們,早已在十幾年前就開始了新生活。
而在他們心中,關于黃維的評價早就蓋棺定論:
作為一個軍人,他盲目指揮,坑害三軍;作為一個長官,他爭功諉過,薄情寡義。
那一記扇在他臉上的耳光,或許遲到了十二年,但絕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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