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俞敏洪

俞敏洪，1962年9月4日出生于中國江蘇省江陰市的一個普通農村家庭，是中國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教育企業家之一，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的創始人。他的人生軌跡從一個貧苦農家子弟起步，歷經高考三次落榜、大學期間默默無聞、出國夢碎、創業初期舉步維艱，最終憑借堅韌不拔的意志、敏銳的市場嗅覺和對教育事業的執著，打造出中國最大的民營教育機構之一——新東方，并在2006年帶領公司成功登陸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為中國首家在美上市的教育類企業。他的故事不僅是一部個人奮斗史，更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后一代人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通過創業實現價值的時代縮影。俞敏洪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無數次失敗、反思與再出發堆砌而成；他的失敗也并非偶然，而是在快速擴張、資本裹挾與時代變遷中不可避免的陣痛。世人對他的評價復雜多元：有人視其為“中國教育良心”的象征，有人批評他過于商業化，也有人在“雙減”政策風暴后感嘆其“悲情英雄”的命運。然而，無論外界如何評判，俞敏洪始終以一種近乎固執的樂觀主義精神面對挑戰，在逆境中不斷尋找新的出路。如今，年過六旬的他并未退隱江湖，反而在直播電商、文化傳播、鄉村教育等領域重新出發，展現出驚人的適應力與創造力。他的未來或許不再如新東方鼎盛時期那般耀眼，但其精神內核——對教育的信仰、對知識的尊重、對普通人奮斗價值的肯定——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俞敏洪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在物質極度匱乏的環境中度過的。他的父母都是農民，家中經濟拮據，常常為溫飽發愁。盡管如此，父母卻極為重視教育，堅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這種樸素而堅定的信念深深影響了俞敏洪。他從小成績優異，尤其擅長語文和英語。1978年，16歲的他第一次參加高考，但因英語成績太差（僅33分）而名落孫山。第二年再戰，英語有所進步，但總分仍不夠，再次落榜。連續兩次失敗幾乎擊垮了他的信心，但他沒有放棄。在第三次高考前，他白天干農活，晚上在煤油燈下苦讀，尤其是瘋狂背誦英語單詞。功夫不負有心人，1980年，他以英語95分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這段經歷成為他日后激勵無數學生的經典素材，也成為他人生哲學的重要基石：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放棄。

進入北大后，俞敏洪一度陷入自卑與迷茫。他來自農村，口音濃重，穿著土氣，與城市同學格格不入。更糟糕的是，他在大三時因肺結核休學一年，錯過了大量課程，社交圈也幾乎歸零。復學后，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甚至被同學稱為“邊緣人”。然而，正是這段孤獨的時光讓他養成了深度閱讀和獨立思考的習慣。他廣泛涉獵文學、哲學、歷史，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教育、人生和社會的獨特見解。1985年畢業后，他留校任教，成為一名英語教師。當時的北大教師待遇微薄，月薪僅120元，生活依然清貧。但他熱愛教學，尤其享受站在講臺上與學生互動的感覺。他講課風趣幽默，善于將枯燥的語法和詞匯融入生動的故事中，深受學生歡迎。這段教學經歷不僅鍛煉了他的表達能力，也為他日后創辦新東方奠定了教學風格的基礎。

1988年，俞敏洪萌生了出國留學的念頭。為了攢夠學費，他開始在校外兼職授課。當時，中國正掀起一股“留學熱”，大量學生需要托福、GRE等考試培訓，但正規渠道稀缺。俞敏洪抓住這一機會，在北京中關村一帶開設英語培訓班。他的課口碑極佳，學生越來越多，收入遠超北大工資。然而，這種“校外兼職”行為被學校視為“不務正業”，甚至遭到警告和處分。1991年，他被迫從北大辭職。這一決定在當時看來是巨大的冒險——失去鐵飯碗，前途未卜。但俞敏洪沒有回頭。1993年，他正式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租用一間簡陋的教室，親自授課，妻子負責收錢，朋友幫忙招生。創業初期異常艱難：資金短缺、場地狹小、師資匱乏，甚至遭遇同行惡意競爭和地痞騷擾。最困難時，他靠騎自行車送教材、在街頭發傳單維持運營。但他始終堅持“教學質量第一”的原則，親自打磨課程內容，注重師生互動，逐漸建立起口碑。

新東方的真正騰飛始于199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加入WTO進程加快，留學需求激增，新東方憑借其獨特的“激情教學法”和高效的應試技巧迅速占領市場。俞敏洪本人就是最好的“招牌”——他講課充滿激情，常以自身經歷激勵學生，課堂上笑聲與淚水交織，形成強烈的感染力。他還大膽啟用一批同樣出身草根但才華橫溢的教師，如徐小平、王強、周成剛等，這些人后來被稱為“新東方三駕馬車”。他們不僅教學出色，還積極參與公司管理，共同推動新東方從一家小型培訓班發展為全國性教育品牌。到2000年，新東方已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設立分校，年培訓學生數十萬人，成為中國民辦教育的標桿。

2001年，新東方進行股份制改造，引入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這一過程充滿內部沖突。俞敏洪原本希望保持“兄弟文化”，但資本和規模擴張迫使他走向規范化。他與徐小平、王強等人因股權分配、管理理念等問題產生激烈矛盾，甚至一度鬧到對簿公堂。這場“兄弟反目”的風波暴露出俞敏洪在企業管理上的短板：他重情義、輕制度，缺乏職業經理人思維。然而，他最終選擇妥協，聘請專業團隊，建立董事會，逐步將新東方從“家族式作坊”轉型為現代化企業。2006年9月7日，新東方在紐交所上市，融資1.1億美元，市值超過20億美元。俞敏洪一夜之間身家暴漲，成為中國最富有的教師之一。這一刻，他站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敲鐘臺上，眼含熱淚——這不僅是商業的成功，更是對那個曾經自卑、落榜、被邊緣化的農村少年的終極救贖。

上市后的十年是新東方的黃金時代。公司業務從留學考試培訓擴展到K12課外輔導、在線教育、少兒英語、職業教育等多個領域，營收持續高速增長。俞敏洪也從一名教師蛻變為真正的企業家。他開始頻繁出現在媒體聚光燈下，發表關于教育、創業、人生的演講，出版《愿你的青春不負夢想》《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等暢銷書，成為無數年輕人的精神導師。他倡導“終身學習”“奮斗改變命運”的價值觀，強調教育不僅是技能傳授，更是人格塑造。這種理念使新東方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了獨特的文化魅力。然而，高速擴張也埋下了隱患。公司管理層級日益復雜，決策效率下降；部分分校為追求業績忽視教學質量；在線教育布局遲緩，錯失先機。俞敏洪本人也陷入“成功者的傲慢”——他一度認為新東方模式不可復制，對新興競爭對手如好未來（學而思）、猿輔導等不屑一顧。

真正的危機在2021年爆發。中國政府出臺“雙減”政策，嚴禁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營利，要求現有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并禁止節假日、寒暑假開展學科培訓。這一政策如同晴天霹靂，徹底顛覆了K12教培行業的商業模式。新東方作為行業龍頭首當其沖，股價暴跌90%以上，市值蒸發數百億美元，大量校區關閉，數萬名員工被裁。面對災難性打擊，俞敏洪沒有逃避。他在內部會議上哽咽著向員工道歉，承諾“退還所有學費，支付所有離職補償”，并親自參與退費流程。這一舉動贏得社會廣泛贊譽，被視為“有擔當的企業家”。更令人意外的是，他沒有就此沉寂，而是迅速尋找轉型方向。2021年底，他宣布成立“東方甄選”，進軍農產品直播帶貨。起初，外界普遍不看好——一個60歲的英語老師做直播？能行嗎？但俞敏洪堅持“用知識做直播”的理念，要求主播必須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直播內容不僅要賣貨，更要傳遞知識、審美和價值觀。

2022年6月，東方甄選憑借董宇輝等主播的“雙語帶貨”模式一夜爆紅。他們在直播間里講詩詞、談哲學、聊人生，將玉米、大米、牛排等普通商品賦予文化內涵，打破了傳統直播的喧囂與功利。這種“知識型直播”迅速吸引數千萬粉絲，單日銷售額破千萬，新東方股價隨之反彈。俞敏洪再次證明了自己的戰略眼光和應變能力。然而，成功背后暗流涌動。2023年底至2024年初，東方甄選內部爆發“小作文風波”——董宇輝的文案是否由團隊代寫引發爭議，進而演變為管理層與頭部主播之間的權力博弈。俞敏洪一度陷入輿論漩渦，被指責“卸磨殺驢”“打壓功臣”。他最終選擇公開道歉，并成立“與輝同行”獨立工作室，讓董宇輝自主運營。這一處理方式雖保全了公司大局，但也暴露了他在人才管理和利益分配上的老問題：重感情、輕規則，關鍵時刻依賴個人權威而非制度。

縱觀俞敏洪的創業歷程，其成功經驗可歸納為幾點：第一，對教育本質的深刻理解。他始終相信教育是點燃火種，而非灌輸知識，因此新東方的教學始終強調啟發性和人文關懷。第二，極強的共情能力。他出身底層，深知普通人的焦慮與渴望，能精準把握用戶心理，用真誠打動人心。第三，危機中的韌性。無論是早期創業的艱辛，還是“雙減”后的崩塌，他都能在絕望中尋找希望，迅速調整方向。第四，敢于自我革命。從教師到企業家，從線下到線上，從教培到直播，他不斷打破舒適區，擁抱變化。第五，重視人才與文化。新東方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獨特的“教師文化”，讓優秀教師成為明星，激發創造力。

但他的失敗教訓同樣深刻。首先，過度依賴個人魅力和情感紐帶，導致公司治理結構脆弱。新東方長期存在“人治”色彩，重大決策常由俞敏洪一人拍板，缺乏制衡機制。其次，對政策風險預判不足。“雙減”并非毫無征兆，但新東方仍將大量資源投入K12業務，未能及時多元化布局。再次，在快速擴張中忽視組織能力建設，導致管理混亂、執行力下降。最后，在處理內部矛盾時優柔寡斷，常因顧及情面而延誤決策，如與徐小平的股權糾紛、與董宇輝的團隊矛盾等。

世人對俞敏洪的評價兩極分化。支持者稱他為“中國教育的良心”，認為他在資本狂潮中仍堅守教育初心，即使在最困難時也優先保障學生和員工權益。“雙減”后他捐出8萬套課桌椅給鄉村學校的行為，更被視為企業家社會責任的典范。批評者則指出，新東方本質上仍是應試教育的推手，其商業模式加劇了教育焦慮；上市后過度追求利潤，背離了最初的教育理想；在東方甄選的成功中，他更多是受益者而非創造者，真正的流量來自董宇輝等年輕主播。還有人認為他過于“雞湯化”，用勵志話語掩蓋結構性問題，將個人成功歸因于努力，忽視時代機遇與制度紅利。

然而，無論褒貶，俞敏洪的影響力不容否認。他改變了中國數千萬學子的命運，推動了民辦教育的發展，也為中國企業家樹立了一個“有溫度”的形象。他的演講和書籍激勵了無數寒門子弟勇敢追夢；他的創業故事成為商學院的經典案例；他在危機中的擔當贏得了公眾尊重。更重要的是，他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的自省與謙卑。即便在巔峰時期，他也常說：“我不過是個教書匠。”在低谷時，他寫道：“人生不是軌道，而是曠野。”

截至2026年，俞敏洪已63歲，但依然活躍在一線。東方甄選已從單一直播間發展為涵蓋農產品、圖書、文旅的綜合平臺，并嘗試出海業務。他本人頻繁出現在直播中，與年輕人對話，分享讀書心得，推廣中國文化。同時，他并未放棄教育理想。新東方仍在運營非學科類培訓、國際教育、大學生就業指導等業務，并加大對鄉村教育的投入。他提出“教育+科技+文化”的新戰略，試圖將新東方轉型為終身學習服務商。未來，他可能不會重現昔日的商業輝煌，但其探索本身具有示范意義——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一個老派企業家如何用知識、誠信和人文精神重新定義價值。

俞敏洪的未來成績難以精確預測，但有幾個趨勢值得關注。其一，東方甄選能否從“網紅驅動”轉向“品牌驅動”，建立可持續的供應鏈和用戶信任體系。其二，新東方能否在素質教育、職業教育、老年教育等新賽道找到突破口。其三，俞敏洪本人能否完成從“創業者”到“思想者”的角色轉變，通過寫作、演講、公益等方式繼續影響社會。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會再回到“唯規模論”的老路，而是更注重質量、責任與長期價值。

回望俞敏洪的一生，他的成功源于對教育的信仰、對普通人的共情、對失敗的坦然；他的失敗則暴露了傳統企業家在現代治理、風險管控、代際傳承上的局限。他既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也是一個時代的超越者。在資本與理想、商業與教育、傳統與創新之間，他始終在尋找平衡點。或許，他最大的成就不是創造了多少財富，而是證明了：即使在最功利的時代，真誠、知識和堅持依然有價值。正如他自己所說：“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這句話不僅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留給這個時代最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