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卻因太清廉被叛徒出賣，后周恩來親自為其報仇

1931年4月4日拂曉，濟南緯八路監獄里燈火昏黃，守衛拖著腳步打開囚室，二十歲的獄卒從昏暗中聽到一聲低沉的詩句：“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繼頻頻為九泉。”聲音來自鄧恩銘——那位九年前在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年輕代表。

這一刻，距離他成名不過彈指，距離他被捕只有數月，落到這條絕路，卻與他那份“太清廉”的性格息息相關。若不是一名叫王復元的舊日同事臨陣倒戈，鄧恩銘或許不會在三十歲便橫遭屠戮。

回到更早的1901年，貴州荔波山坳里傳來啼聲，一個水族孩子呱呱落地。家貧如洗，父親早亡，識字全憑私塾先生偶爾贈書。十六歲時學費斷供，他隨母親輾轉千里來到濟南，投奔在任縣官的叔父，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所見所聞，使他認識到“窮根”不僅在家境，更在民族命運。

1919年“五四”撞響民族自救的鐘聲，鄧恩銘與王盡美并肩走上街頭，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火熱行動后，兩人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又秘密籌建山東共產主義小組。鄧恩銘思維敏捷，性格爽利，被推舉為核心成員。翌年夏天發出赴滬赴會的電報時，他才滿二十歲。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那間石庫門里，13位代表圍坐方桌，雨聲掠窗，議題關系中國前途。鄧恩銘是其中唯一的少數民族面孔，也是最年輕的發言者。他起立時，別人以為他會緊張，結果他的嗓音比雨聲更昂揚。會后，他隨即回魯，從機關、工廠到海港，夜以繼日撒播新思想。

魯地革命形勢迅猛，但經費拮據。鄧恩銘掌管錢袋子，卻從不多占一分。伙食標準和工人一樣，穿的還是濟南舊校服改的中山裝。有人揶揄他“窮秀才”，他笑道：“錢要花在要命處。”這句“要命”有人聽成“要命的錢”，種下禍根。

那個人便是王復元。王原名王全，1900年出生，早年修表，后來做山東省立一中的電工。1923年加入黨后，鄧恩銘頻頻提拔，他一度忠誠。1926年，王復元已坐上山東區執行委員的位置，手握印章與密碼本，也第一次摸到真銀元。第一次是一千塊活動經費，他全數裝進皮包。回青島后，他把“革命資金”變作大酒樓與妓寨的流水。面對質問，他謊稱路上被盜。

1928年，他又從省委石印局卷走兩千元。青島組織只能停印。此事驚動省委書記鄧恩銘，他親赴青島，對王復元厲聲喝道：“公款不是你的命根子？”王復元漲紅臉辯解。見對方拒不悔改，鄧恩銘決定開除黨籍，并通報各地。消息剛散，王復元轉身投向青島特務機關。他的對立面，不再是貪腐曝光，而是生死仇怨。

1929年夏，王復元發表《反共宣言》，自稱“捕共隊長”，伙同胞兄王用章晝夜抓捕共產黨人。他對地下組織線路熟稔，十幾條秘密電臺幾乎被連根拔起。1930年2月18日深夜，鄧恩銘在濟南被捕，行將押解青島。

消息傳到上海，周恩來把煙頭重重摁滅，吩咐中央特科：“鋤奸，先鏟王復元。”特科干員張英領命趕赴青島。他出身濰坊，會說膠東土話，槍法一流。簡短部署后，張英換上一身舊皮襖潛伏街頭。

次月，特科得到小道消息：王復元要到中山路一家鞋店取定制皮鞋。張英守在暗處，左手插口袋摸著勃朗寧。午后兩點，王復元哼著曲兒進店，店員彎腰遞鞋。張英一步踏進，冷聲道：“別動！”話音未落，一聲悶響劃破街市。王復元應聲倒地，臨死前瞪大的眼睛里，映著熟悉的黑洞洞槍口。幾天后，他的內應丁惟尊也在巷口被擊斃，青島警署轟動一時。

“叛徒伏法，正氣猶在人間。”中央報刊只刊出一句簡訊，卻足以告慰牢房中的同志。遺憾的是，刑房的繩索已套住鄧恩銘的脖頸。1931年4月5日清晨，他踏上刑場，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竟讓行刑士兵手心發抖。槍聲過后，青島灣的海風把他的遺書《訣別》吹向遠方。

1949年，北平隆重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毛澤東囑托山東代表：“鄧恩銘是好同志，他太年輕就犧牲了，你們那里要把他的事跡整理出來。”此后，荔波老宅重修，山東各地搜集遺物手跡。2001年，鄧恩銘烈士革命事跡陳列館在家鄉落成，一張張斑駁照片、一頁頁發黃手稿，靜靜訴說那個時代如何淬煉靈魂。

縱觀這段往事，有人因貪念自毀，有人以赤誠成鋼。鄧恩銘用一條年輕的生命，把“清廉”二字刻進黨的史冊；王復元用背叛和私欲，為自己寫下判詞。風雨百年，紙頁可以泛黃，槍聲早已遠去，可在歷史記錄的空白處，正義和背叛的界線永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