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那兩個警察？——杜培武的800天冤獄紀實

引子

審判長說：“把衣服穿好。”

1999年，昆明法庭上，警察杜培武當庭撕開衣服，露出刑訊留下的滿身傷痕——這是他證明自己無罪的最后方式。他因“殺害妻子”被判死刑，證據是刑訊逼供取得的假口供。真兇浮現后，他帶著一身傷病走出監獄，而案件被寫入中國司法考試教材，后來的司法考試中，很多素材都來自于這個案件。

這是一個警察被自己人審判的故事，是一個普通人被自己曾相信的制度碾碎的悲劇，也是中國司法改革無法繞過的血色坐標。那件未被掩上的血衣，至今仍在叩問：正義的刻度，究竟該如何丈量？

1

1998年4月20日，昆明春夜。

晚上9點左右，圓通北路40號附近的人行道上，停著一輛白色昌河牌微型車，車牌是醒目的“云OA0455”——這是昆明市公安局的警用車輛。車輛熄火，車窗緊閉，從外看并無異樣。

直到深夜11點，一位晚歸的市民路過，透過車窗隱約看到兩個人影靠在座椅上，一動不動。他湊近一看，倒抽一口冷氣：駕駛座上的男人歪著頭，太陽穴有深色孔洞；副駕上的女人仰面朝天，胸前一片暗紅。

接到報警后，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民警迅速趕到現場。警戒線拉起，探照燈將現場照得慘白。

現場勘查記錄如此描述：男性死者，王俊波，路南縣公安局副局長，37歲。身著深色夾克，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搭在方向盤上。致命傷為右太陽穴槍擊，貫穿傷，射擊距離約30厘米。女性死者，王曉湘，昆明市公安局通信處民警，32歲。淺灰色西裝，身體微側向駕駛座。致命傷為胸部兩處槍擊，其中一槍擊中心臟。

兩個重要細節：兩人均著便衣，但都攜帶了“七七”式手槍——此刻槍套空空如也。車內無明顯打斗痕跡，王俊波的手機、錢包尚在，王曉湘的手提包未被翻動。

“情殺。”現場一位老刑警低聲說。這個判斷基于幾個觀察：一，兩人關系不尋常。市局早有傳聞，已婚的王曉湘與同樣已婚的王俊波過從甚密；二，熟人作案。車輛門窗完好，被害人無防備姿態；三，只少了槍。劫財？為何不拿手機錢包？仇殺？為何選擇如此隱蔽的殺人地點？

凌晨2點，市公安局會議室煙霧彌漫。局長面色凝重：“兩個警察被殺，兩把槍丟失。這是對昆明公安的公然挑釁。限期破案！”

刑偵支隊長立下軍令狀：“一個月內破案！”

誰也不曾想到，這個“限期破案”的壓力，將如何扭曲接下來的每一個步驟。

2

杜培武記得很清楚，那天是周一。

作為市公安局戒毒所的民警，他值白班。早上7點離家時，妻子王曉湘還在睡覺——他們分居已半年，只是還沒辦手續。婚姻名存實亡，但杜培武還住在家里。

“晚上我不回來吃飯。”出門前他對空蕩的臥室說。沒有回應。

戒毒所的工作枯燥而疲憊。杜培武負責管理三十多名強制戒毒人員，記錄他們的身體狀況，組織學習和勞動。下午3點，同事老陳還跟他開玩笑：“杜哥，最近臉色不好啊，跟嫂子吵架了？”

杜培武苦笑搖頭。有些事，外人不懂。

晚上6點交班，他和兩名同事在單位食堂吃了飯，然后回值班室看電視。8點，他給家里打了個電話——沒人接。9點又打了一次，還是沒人。他有些不安，但沒多想。也許王曉湘回娘家了，也許在朋友那兒。他們的關系，已到連詢問都顯得多余的地步。

10點，他洗了腳，準備在值班室休息。戒毒所規定，值班民警必須24小時在崗。

就在這時，所長推門進來，臉色奇怪：“杜培武，市局領導要見你。”

會議室里坐著三個人，杜培武只認識其中一位——刑偵支隊的李副隊長。

“你妻子今晚在哪？”李副隊長問，語氣平靜。

“我不知道。可能在單位，也可能在她父母家。”

“你最后見她是什么時候？”

“昨天早上。”

接下來的問題開始尖銳：“你知道她和王俊波的關系嗎？”

杜培武的手指微微收緊。他當然知道那些傳聞，但不愿相信，更不愿承認。“他們就是普通同事。”

“今晚7點到9點，你在哪里？”

“在所里值班，同事可以證明。”

詢問持續到凌晨1點。杜培武如實回答每一個問題，但他能感覺到，對方的眼神里，懷疑正在凝結成某種確定的東西。

離開會議室時，李副隊長拍了拍他的肩：“這幾天不要離開昆明，隨時配合工作。”

杜培武點頭，心里卻像壓了塊石頭。回到值班室，他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王曉湘和王俊波一起死了？在車里？槍殺？

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他們會懷疑我嗎？

他立刻搖頭。荒唐。我沒有作案時間，沒有動機，更不可能殺人。

窗外的天空漸漸發白，杜培武一夜未眠。他不知道，這將是他在外面度過的最后一個平靜的夜晚。

3

4月22日下午，杜培武再次被傳喚。這次，地點不是市局，而是郊外一處隱蔽的招待所。

房間被改造成了審訊室：一張桌子，三把椅子，窗戶被封死，墻上貼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標語。杜培武坐在中間的椅子上，對面是三位他不認識的警官。

“杜培武，老實交代你是怎么殺人的。”主審官開門見山。

“我沒有殺人。”杜培武的聲音干澀。

“王俊波搶了你老婆，你懷恨在心，對不對？”

“我沒有。”

“我們有證據。現在交代算你自首，還能從寬處理。”

“我真的沒有。”

主審官使了個眼色。兩名警官上前，將杜培武的雙手用手銬銬在背后，然后把他拖到房間角落的鐵門前。他們把一副手銬穿過鐵門上方的橫欄，將杜培武的雙手吊起，直到他腳尖勉強著地。

“想清楚了再說。”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手臂開始發麻，然后劇痛。汗水浸透警服。杜培武咬著牙，一遍遍重復：“我沒有殺人。”

三小時后，他被放下來，雙手已失去知覺。但這只是開始。

接下來的日子里，審訊不分晝夜。他被轉移到不同地點，每次都是同樣的流程：吊銬、逼問、沉默、毆打。

最常用的工具是橡膠棍，擊打大腿、臀部，不會留下明顯傷痕，但疼痛鉆心。煙頭燙在手臂內側，一個接一個。有時，他們會用濕毛巾捂住他的口鼻，直到他窒息抽搐。

“槍在哪里？”

“我不知道……”

“說！扔哪了？”

杜培武開始胡言亂語：“滇池……扔滇池了……”

警方調來大型抽水機，在他指定的水域抽了三天，一無所獲。

“你敢耍我們？”審訊者暴怒，用電棍擊打他的小腿。電流穿過身體，肌肉痙攣，大小便失禁。

最可怕的是“槍斃游戲”。深夜，他被套上頭套，拖到荒郊野外。槍口抵著太陽穴，子彈上膛的聲音清脆。

“最后給你一次機會。不說，現在就斃了你，挖個坑埋了。”

杜培武崩潰了。在極致的恐懼中，他開始按照審訊者的“提示”編造：如何發現妻子出軌，如何偷了同事的槍，如何跟蹤兩人，如何在車里質問，如何在憤怒中開槍……

每一個細節都被反復修改。射擊距離不對，重來。開槍順序不對，重來。拋槍地點不合理，重來。

“我記不清了……”杜培武哀求。

“必須記清！”橡膠棍落下。

最終，他“供述”了一份完美契合現場勘查的殺人過程。審訊者滿意了，讓他簽下筆錄。杜培武的手顫抖得握不住筆，被扶著手簽下名字。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經死了。

4

口供有了，但僅有口供是不夠的。在法治框架下，需要物證。

1998年6月，昆明市公安局將案件材料移送檢察院。起訴意見書中，除了杜培武的供述，還有一系列“科學證據”。

證據一：射擊殘留物鑒定

警方從杜培武所在戒毒所的衣柜里，提取了他的警服襯衣，送往省公安廳技術處檢驗。鑒定報告顯示：襯衣右手袖口處檢出射擊殘留物微粒，成分與“七七”式手槍發射藥殘留一致。

辯護律師后來質問：案發在4月，提取衣物在6月，如何證明杜培武案發時穿著這件襯衣？鑒定人回答：這是偵查機關送檢的，我們只對檢材負責。

證據二：警犬氣味識別

警方用從現場車輛剎車踏板、油門踏板上提取的泥土樣本作為嗅源，讓三條警犬對杜培武的多件物品進行氣味鑒別。鑒定書稱：三條警犬均作出“肯定反應”，證明杜培武曾駕駛該車。

但訓練記錄顯示，其中一條警犬在鑒別前，曾被帶至杜培武所在審訊室附近“熟悉環境”。而剎車踏板上的泥土，在近兩個月的偵查中，已被多人接觸。

證據三：測謊報告

杜培武在接受測謊時，儀器顯示他在回答關鍵問題時“生理參數異常”。測謊專家結論：被測人說謊。

然而，測謊前杜培武剛經歷連續審訊，身心處于崩潰邊緣。測謊原理是基于被測人正常的心理狀態，一個被刑訊逼供的人，面對“你是否殺人”的問題，心率血壓怎能不異常？

證據四：心理測試分析

一份由“心理學專家”出具的報告分析：杜培武性格內向，不善表達，長期婚姻壓抑，易產生極端行為。

這些“證據”被精心組合，形成看似嚴密的鏈條：杜培武因妻子出軌心生怨恨（心理分析）→偷槍并跟蹤（警犬氣味）→在車內槍殺二人（射擊殘留物）→拋槍滇池（本人供述）。

檢察院在審查起訴時，曾提出疑問：為何沒有證明杜培武到過現場的客觀證據？為何拋槍地點找不到槍？

公安機關答復：嫌疑人多次翻供，導致搜查困難。但主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1998年10月，昆明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杜培武提起公訴。

起訴書最后寫道：“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5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杜培武被法警押上被告席。他瘦得脫了形，警服松松垮垮掛在身上，眼神呆滯。旁聽席上坐著他的兩個姐姐，她們紅腫著眼睛，不敢相信弟弟變成了這樣。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聲音洪亮。杜培武低著頭，一動不動。

輪到辯護人發言。劉胡樂律師，云南震序律師事務所主任，一位以敢辯著稱的老律師。他站起身，扶了扶眼鏡：

“審判長，公訴人指控我的當事人犯故意殺人罪，但本案存在五大疑點，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法庭安靜下來。

“第一，杜培武沒有作案時間。案發當晚他在單位值班，多名同事證明。從戒毒所到案發地，往返需要一小時，他如何分身殺人？

第二，沒有作案動機。婚姻不和是事實，但杜培武與王曉湘已分居半年，正協商離婚。僅為妻子與他人有染就殺人，不符合常理。

第三，沒有證據證明杜培武到過現場。公訴方所謂警犬識別、測謊結論，均不符合證據規范，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第四，殺人槍支下落不明。被告人供述拋槍滇池，但打撈無果。真兇豈會記不清如此重要細節？

第五——”

劉胡樂停頓，看向被告席：“我的當事人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他在偵查階段的所有有罪供述，均是在非法手段下取得，應當依法排除！”

公訴人立即反駁：“偵查機關依法辦案，沒有刑訊逼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穩定、詳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

這時，一直沉默的杜培武突然抬起頭，用嘶啞的聲音說：

“他們打我。”

審判長皺眉：“被告人，你要如實陳述。”

杜培武顫抖著站起來，開始解警服扣子。法警上前制止，但他已扯開上衣，轉過身——

旁聽席傳來驚呼。

他的背上、胸前、手臂，布滿深深淺淺的傷痕：煙頭燙傷的圓形疤痕，皮帶抽打留下的暗紅條痕，電擊造成的焦黑色斑塊，還有大片大片的瘀青。

法庭一片嘩然。

“審判長，請驗傷。”杜培武的聲音帶著哭腔，“這些都是他們打的，逼我承認殺人。”

公訴人站起身：“審判長，這些傷痕可能是被告人在戒毒所工作期間，與吸毒人員搏斗時留下的。不能證明是刑訊逼供。”

杜培武猛地轉身：“我要求當庭驗傷！我要求追究刑訊逼供者的責任！”

審判長敲響法槌：“肅靜！被告人，把衣服穿好。”

杜培武僵在那里，眼淚滾落。法警上前幫他拉好衣服，他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

庭審繼續，但氣氛已變。辯護律師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調取審訊錄像，申請傷情鑒定。

合議庭休庭評議。

再開庭時，審判長宣布：“關于被告人提出的刑訊逼供問題，本院將進行調查。本案擇期宣判。”

杜培武被帶出法庭時，回頭看了姐姐一眼。那眼神，混合著絕望與哀求。

1999年3月1日，昆明中院作出一審判決：

“被告人杜培武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決書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杜培武的“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對刑訊逼供問題，只有一句話：“被告人所稱刑訊逼供，無證據證實，不予采納。”

6

死刑判決下來后，杜培武被轉移到云南省看守所，等待上訴。

他知道希望渺茫。但他還是提起了上訴。不為別的，只為多活幾天——也許，會有奇跡。

在死囚監室，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毒販、搶劫犯、殺人狂。他們大多麻木，有的瘋癲，有的求神拜佛。杜培武不說話，只是每天看著狹小的鐵窗外那一方天空。

他開始寫遺書。不是給家人的——家人已當他死了——而是給這個世界的最后證言。

他用撿來的鉛筆頭，在衛生紙、廢報紙上寫，寫一點，藏一點。最終，他寫成了一封長信，藏在枕頭芯里。

信的開頭寫道：

“我叫杜培武，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今年34歲。1999年3月1日，我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我是冤枉的。”

他詳細記錄了每一次刑訊：誰打的，用什么打的，打了多久，逼問什么問題。他列出了一串名字——那些審訊者的名字。他寫道：

“我沒有殺我的妻子王曉湘。我承認殺人，是因為我受不了了。他們用毛巾捂住我的鼻子，我喘不過氣，感覺要死了。他們說，承認了就讓我休息。我承認了，但接著是更狠的毆打，因為我說的細節不對。”

“他們讓我說槍扔在哪里。我先說扔在滇池。他們抽了三天水，沒找到，又打我。我又說扔在盤龍江。他們去撈，還是沒找到。他們說我耍他們，用電棍電我。我大小便都失禁了。”

“在法庭上，我掀開衣服，讓法官看我的傷。但法官說，把衣服穿好。那一刻我知道，我死定了。”

信的結尾，他寫道：

“如果我真的被槍斃了，希望有一天有人看到這封信，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不是被法律處死的，我是被一些人用法律的名義打死的。”

“我沒有別的愿望，只希望我的死，能讓以后的人少受一點這樣的罪。”

他把信仔細疊好，塞進枕頭。同監室的人問他寫什么，他搖頭。

“家信。”他說。

二審在省高院進行。杜培武再次展示傷痕——這次是小腿上被電擊留下的永久性疤痕。辯護律師劉胡樂提交了新的辯護詞，指出一審判決的七大疑點。

但二審法庭依然沒有啟動對刑訊逼供的調查。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但鑒于本案的具體情節，對杜培武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具體情節”是什么？判決書沒有說。

杜培武聽到“緩期二年”時，腿一軟，跪在了地上。他沒死。至少，暫時沒死。

他不知道，就在他被改判死緩的那個月，昆明市公安局正在偵辦另一起大案。那起案件的破獲，將徹底改變他的命運。

7

2000年4月，昆明警方在偵查一起劫車殺人案時，抓獲了一個犯罪團伙。主犯楊天勇，昆明鐵路局警察，身著警服，手持警械，專在夜間以“查車”為名攔截車輛，搶劫殺人。

在審訊中，楊天勇異常配合。他不僅交代了警方掌握的案子，還主動供述了一系列積案。當提到“1998年春天殺過兩個警察”時，審訊民警愣住了。

“你說清楚，什么時候？在哪里？”

“1998年4月，具體哪天記不清了。晚上，在昆明圓通北路那邊。”楊天勇語氣平淡，像在說別人的事。

“你怎么殺的？”

“我們穿著警服，假裝查車。攔下一輛白色昌河車，車上一男一女。那男的也是警察，還挺橫，問我們是哪個分局的。我直接開槍把他打死了。那女的嚇傻了，想跑，也被我打死了。”

“然后呢？”

“拿了他們的槍，一把‘七七’式。哦，還有那男的手機，摩托羅拉的，后來給我相好的用了。”

審訊民警的手在顫抖。他讓人拿來1998年“4·20”案的卷宗，問：“你看一下，是這輛車嗎？”

照片上，白色昌河車靜靜停在圓通北路人行道上。

楊天勇看了一眼：“對，就這輛。車牌尾號是不是455？”

全對了。

“車上一男一女，是不是都穿著便衣，但帶著槍？”

“對。”

“你拿走的手機，號碼是不是139088*****？”

“記不清了，反正是摩托羅拉的。”

警方立即提審楊天勇的情婦。她承認，楊天勇確實給過她一部摩托羅拉手機，用了幾個月。警方調取該手機的通話記錄——正是被害人王俊波的手機號碼。

鐵證如山。

昆明市公安局會議室，空氣凝重。局長臉色鐵青：“馬上成立復核組，重新審查杜培武案。所有參與原案偵查的人員，一律回避。”

復核組調取“4·20”案全部卷宗，與楊天勇的供述逐一比對：

作案時間：吻合,作案地點：吻合,作案車輛：吻合,被害人特征：吻合

,被劫物品：吻合,作案手法：冒充警察查車——這正是為什么被害人沒有防備

,作案動機：搶劫槍支——楊天勇團伙專搶警察槍支.

而杜培武的“供述”呢？漏洞百出：他說是偷了同事的槍作案——但同事的槍根本沒丟;他說是因為妻子出軌憤而殺人——但楊天勇根本不認識被害人;他說拋槍滇池——但楊天勇把槍藏在自家天花板里，后來用作他案

最諷刺的是，楊天勇供述的作案細節中，有一個杜培武從未提到的關鍵點：楊天勇開槍后，女被害人曾短暫打開車門想跑，但被拖回來補槍。這個細節，與現場勘查發現的副駕車門內側一枚帶血指紋完全吻合——那枚指紋不屬于杜培武，當時被認為“可能是路人無意觸碰”，未做深入排查。

真相大白。

杜培武在戒毒所值班時，他素不相識的楊天勇，穿著警服，以查車為名，槍殺了他的妻子和她的同事。而他，因為“有作案動機”，成了最合適的替罪羊。

8

2000年7月4日，云南省高級法院審判監督庭。

杜培武被提出監室時，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兩個月前，獄警突然不再讓他出工，伙食也好了些。他以為是“上路”前的優待。

直到走進法庭，看到辯護律師劉胡樂，看到姐姐在旁聽席上流淚，他才隱約感覺到什么。

審判長宣布開庭，聲音在空曠的法庭回響。

公訴人站了起來——不是原來的公訴人，而是省檢察院的檢察官。他說：

“經本院復查，本案真兇楊天勇等人已落網，并對‘1998年4月20日殺害兩名警察案’供認不諱。原審被告人杜培武的有罪供述與客觀事實不符，本案作案人另有其人。建議法院依法改判杜培武無罪。”

杜培武呆呆地坐著。他沒聽清后面的話，只聽到“無罪”兩個字。

律師在說什么，法官在說什么，他都聽不見了。耳邊只有血液奔流的聲音，轟鳴如雷。

“現在宣判。”

杜培武木然地站起來。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認定事實錯誤……杜培武的有罪供述系刑訊逼供取得……真兇楊天勇等人已另案處理……撤銷原判……宣告杜培武無罪……”

法槌落下。

杜培武還站著。法警走過來，低聲說：“杜培武，你自由了。”

自由了？

他低頭看著手腕上的手銬。法警掏出鑰匙，“咔嗒”一聲，手銬開了。金屬碰撞聲清脆。

800多天，這雙手銬幾乎長在了肉里。現在，它掉了。

他試著抬手，手臂卻像不是自己的，沉重而麻木。

姐姐沖過來抱住他，嚎啕大哭。杜培武沒有哭。他只是站著，任由姐姐搖晃。

走出法院大門時，陽光刺眼。他抬手遮住眼睛——這個簡單的動作，他做了三次才完成。在黑暗中太久，光明成了傷害。

門口圍滿了記者，鏡頭對著他。有人問：“杜培武，你現在什么感受？”

他張了張嘴，發不出聲音。

另一個問：“你對那些刑訊逼供的人，想說什么？”

他看著鏡頭，良久，說：

“我希望……法律能給我一個公道。”

這句話，成了第二天報紙的頭條。

9

無罪釋放后，杜培武住進了醫院。

體檢結果觸目驚心：體重48公斤（入獄前72公斤），中度營養不良，多處軟組織陳舊性損傷，三顆牙齒脫落，視力嚴重下降，創傷后應激障礙。

更深的傷在心里。夜里，他常從噩夢中驚醒，夢見被吊在鐵門上，夢見槍口抵著額頭。白天，他害怕敲門聲，害怕穿警服的人，甚至害怕陽光——在看守所兩年，他很少見到完整的天空。

2001年7月，杜培武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根據《國家賠償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杜培武被羈押814天，按2000年度全國職工日平均工資37.33元計算，共計30401.62元。

此外，他還請求賠償醫藥費、傷殘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

2001年8月，云南省高院作出賠償決定：賠償杜培武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賠償金30401.62元；支付醫療費、殘疾賠償金等60598.38元；兩項合計人民幣91000元。

9.1萬元，這是杜培武814天冤獄、一身傷病、家破人亡的“價格”。

他接受了。沒有上訴。

“錢不重要。”他對律師說，“重要的是，我還活著。”

同樣在2001年，當年參與刑訊逼供的辦案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刑偵三大隊原大隊長寧興華，因刑訊逼供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和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

判決書認定：二人“在審訊杜培武過程中，采用罰跪、毆打、懸吊等方式逼取口供，致杜培武輕傷”。

杜培武沒有出庭。他說：“我不想再見他們。”

出獄后，他被安排回昆明市公安局，在法制處工作。同事們都對他客氣，但那種客氣里帶著距離和尷尬。他每天按時上班，坐在辦公室里，很少說話。

有人悄悄說：“他就是那個被冤枉的杜培武。”

有人私下議論：“他會不會恨我們？”

杜培武確實恨。但他恨的不是警察這個職業，而是那些濫用權力的人。他依然相信法律，因為他除了法律，一無所有。

每年清明節，他都去給父母上墳。父親在他被捕后三個月腦溢血去世，母親在他二審期間郁郁而終。臨死前，母親拉著姐姐的手說：“告訴培武，坦白從寬，好好改造……”

他們至死都相信兒子是殺人犯。

杜培武跪在墳前，燒紙，倒酒，磕頭。但他不說話。他不知道該說什么。

說“我平反了”？父母聽不到了。

說“對不起”？可做錯的不是他。

他只能跪著，任由山風吹干眼淚。

10

2002年，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大綱公布。在“刑事證據”一章，新增了一個知識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教學案例一欄，赫然寫著：杜培武案。

從此，這個案件進入了中國法律人的必修課。老師們在講臺上播放案件紀錄片，學生們在課堂上激烈討論：

“如果你是杜培武的律師，你會如何取證刑訊逼供的證據？”

“射擊殘留物鑒定的程序合法性如何審查？”

“在‘命案必破’的壓力下，如何防止有罪推定？”

杜培武案像一面多棱鏡，折射出中國刑事司法的多個病灶：

刑訊逼供的頑疾。盡管1997年刑法已明文禁止刑訊逼供，但“不打不招”的思維仍在。杜培武案暴露了審訊完全失控的問題——沒有錄音錄像，沒有律師在場，沒有外部監督。

科學證據的迷信。射擊殘留物、警犬識別、測謊，這些看似“科學”的手段，一旦脫離程序約束，就可能成為“科學的偽證”。證據的收集、保管、鑒定、移送，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

有罪推定的慣性。從“情殺”的初步推斷，到將杜培武列為唯一嫌疑人，再到無視無罪證據、曲解有罪證據，偵查人員的思維被“就是他”的預設牢牢鎖定。后續的起訴、審判，也沿著這個慣性滑行。

制約機制的失靈。檢察院本應監督偵查，法院本應中立裁判。但在杜培武案中，面對明顯的刑訊逼供，檢察院未有效調查，法院以“無證據證實”搪塞。公檢法三機關“互相配合”有余，“互相制約”不足。

2010年，“兩高三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確立了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中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寫入總則，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程序，要求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訊問過程應當錄音錄像。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落實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制度”。

每一個進步背后，都有杜培武們的血淚。

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模擬法庭上，學生們正在演練“杜培武案”的庭審。扮演辯護人的學生慷慨陳詞：

“審判長，公訴人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如同毒樹之果，應當排除！”

“毒樹之果”，這個來自美國的法律術語，因杜培武案而廣為中國法律人所知。

下課鈴響。教授合上講義，說：

“同學們，記住杜培武在法庭上撕開衣服的那一刻。那不是表演，那是一個人在司法機器碾壓下，最后的、絕望的吶喊。”

“法律的尊嚴，不在于它從不犯錯，而在于它有勇氣承認錯誤，并有制度防止錯誤重演。”

教室里安靜無聲。

11

2016年，杜培武提前退休了。

他離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公安局——雖然其中有近三年是在監獄度過的。退休那天，他默默收拾辦公室，只有一位老同事來送他。

“老杜，以后多保重。”

“嗯，你也保重。”

沒有告別會，沒有鮮花。他抱著一個紙箱走出大樓，里面是些私人物品：茶杯、筆記本、幾本法律書。陽光很好，他瞇起眼睛。

退休后，他搬到了昆明郊區的一個老小區。房子不大，但有個小陽臺，可以種花。他很少出門，偶爾去菜市場，和鄰居點頭之交。

直到社區主任找上門。

“杜師傅，我們社區有個安置幫教點，有些刑滿釋放人員需要幫助。聽說您以前是警察，又……經歷豐富，能不能來當志愿者？”

杜培武本想拒絕。但聽到“刑滿釋放人員”，他猶豫了。

“我……想想。”

第二天，他去了社區服務中心。那里有十幾個人，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眼神里帶著戒備、迷茫，還有一絲敵意。

杜培武不說話，只是幫著掃地、擦桌子。有人問：“大叔，你也是……”

“嗯，坐過牢。”杜培武平靜地說。

“犯什么事？”

“被冤枉的殺人罪。”

年輕人愣住了。他們聽說過杜培武的名字，但沒想到是眼前這個瘦小、沉默的老人。

漸漸地，有人開始和他說話。說在監獄里的日子，說出來的不適應，說找不到工作，說被人歧視。

杜培武聽著，偶爾點頭。他說得少，但每句話都實在：

“慢慢來。”

“活著就有希望。”

“別恨社會，恨那些做錯事的人就行。”

他幫一個年輕人聯系了快遞員的工作，教另一個怎么寫簡歷。有個小伙子情緒暴躁，動不動就要打架，杜培武每天陪他散步，一走就是兩小時。

“杜叔，你為什么幫我們？”小伙子問。

杜培武看著遠處的山，說：

“因為我知道，從那里出來，有多難。”

小伙子不知道“那里”是哪里。但他看到杜培武眼里的東西，就不再問了。

2018年，有記者找到杜培武，想做回訪。杜培武拒絕了采訪，但說了幾句話：

“我現在很好。種花，買菜，在社區幫忙。”

“過去的就過去了。恨沒有用，恨改變不了什么。”

“我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杜培武。”

記者問：“您覺得，現在的情況比以前好了嗎？”

杜培武想了想，說：

“好多了。至少，現在審訊要錄音錄像了，律師可以在場了。至少，像我這樣的案子，平反得快了。”

“但還不夠。制度再好，也要人來執行。執行的人心里有法，制度才有用。”

記者走后，杜培武繼續給陽臺上的月季澆水。花開得正好，鮮紅鮮紅的，像血，也像火。

12

2023年，杜培武案平反23周年。

中國政法大學舉辦了一場研討會：“冤假錯案的防范與救濟——從杜培武案到聶樹斌案”。與會的有法學家、律師、法官、檢察官。

一位年輕學者展示了一組數據：2000年至2020年，全國各級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共計1.2萬余人，其中因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有罪的占78%。

“這意味著，我們的司法系統，正在從‘不放過一個壞人’轉向‘不冤枉一個好人’。”學者說。

一位老法官發言：“杜培武案發生時，我正在基層法院工作。那時候，公檢法是一家，政法委協調案件是常態。法院要獨立審判？難。現在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律師辯護權的保障……進步是實實在在的。”

但他也坦言：“壓力依然存在。命案必破的考核指標變了，但命案破案率還是重要政績。檢察院的不起訴率、法院的無罪判決率，仍是敏感數據。司法獨立，任重道遠。”

一位曾參與杜培武案再審的退休檢察官說：“我永遠忘不了杜培武出獄時的樣子。那不止是一個人的悲劇，那是整個司法系統的恥辱。但我們有勇氣糾正錯誤，這就是希望。”

研討會結束前，主持人播放了一段視頻。那是杜培武在社區做義工的畫面：他耐心地教一個年輕人填表格，側臉平靜，眼神專注。

視頻結束，主持人說：

“杜培武今年59歲了。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最好的年華。但他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念，沒有失去對社會的善意。”

“每一個冤案，都是司法肌體上的一道傷疤。傷疤不會消失，但它可以提醒我們：這里曾經潰爛過，要小心照料。”

“杜培武案，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這些名字，應該刻在中國法治的紀念碑上。不是刻在光榮榜，而是刻在警示柱上。它測量著法治的溫度，標示著文明的刻度。”

會場沉默，然后響起掌聲。

窗外，北京的天空湛藍。新一代的法律人走出會場，他們中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他們將進入中國的司法系統，在每一個案件中，面對證據、程序、人性的考驗。

他們會記得杜培武嗎？

也許會。也許不會。

但制度記得。

那些因杜培武案而修改的法律條文，那些因杜培武案而建立的程序規則，那些因杜培武案而強化的權利保障，都在默默工作，在每一個審訊室里，在每一個法庭上，在每一次證據審查中。

杜培武的傷痕會愈合，會淡化，最終消失在時光里。

但中國司法的記憶里，那件在法庭上撕開的血衣，將永遠懸掛在那里，提醒每一個手握權力的人：

“你要謹慎，因為你在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你要敬畏，因為法律之上還有天道。”

“你要公正，因為正義一旦缺失，無人可以幸免。”

這，就是杜培武案留給一個國家的全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