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歷史學家為何會“落伍”？

入江昭的學術貢獻不僅僅在于提出了關于美國外交史，特別是美國與東亞關系史諸多新解釋，更在于他領導推動了美國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轉變。

作為國際關系史學家，入江昭一直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戰爭與和平是他極為關心的問題。他致力于尋找“一種可能的解決世界動蕩混亂的辦法”。在歷史敘事上，入江昭曾明確提出，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實際發生的”歷史與歷史學家所認定的、已發生的歷史，產生了觀念上的斷裂。他們中大多數人仍持有傳統的歷史歐洲中心論，在這個思維框架下，全球與跨國的視角很難融入進去。

然而世界已經發生變化。在入江昭看來，人們必須接納一種更包容性的歷史觀，理解人類經歷的普適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把歐美的歷史經驗盲目嫁接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在2018年出版的《全球史與跨國史》一書中，入江昭詳細論述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世界變化，以及為何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沿襲歷史研究的固有套路，而卻始終對這些新時代的發展動向置若罔聞。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本書的第二章，篇幅原因，較原文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全球史與跨國史》，[美]入江昭 著，邢承吉、滕凱煒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入江昭。（圖源：西北大學。2016年，入江昭與夫人入江光子曾應邀專程訪問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歷史發展”與“歷史寫作”之間嚴重脫節

自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歷史學的發展就已經明顯落后于現實世界的變化。這一時期冷戰已經不再是塑造世界事務的唯一力量。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劇，美國的經濟霸權也開始受到來自歐洲、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挑戰和削弱。諸如環境問題、能源危機、人權問題等跨國議程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而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也逐漸被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日益削減，人們也不再像從前那樣熱衷于建立現代福利國家。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越來越多。可盡管如此，歷史學家卻對這些新變化反應遲鈍。為何20年后，歷史學家才開始在他們的研究中討論、應對這些時代的新變化？歷史學界對時代變化的遲滯反應，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學者對民族國家和地緣政治議題的持續關注，另一方面是受學術領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因素影響。

在我們開始討論近二十多年的全球史和跨國史方面的著作時，我們應當看到“歷史發展”與“歷史寫作”之間曾經有過嚴重脫節。20世紀60 年代以來，全球化與跨國事務這股浪潮日趨明顯，然而一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大多數歷史學家仍未能擺脫傳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框架。

今天大多數學者都會同意這一事實，即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經濟和技術的全球化已經成為塑造世界的新力量。雖說兩次世界大戰某種程度打破了這種世界一體化的趨勢，并在很長時間里經歷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階段，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的貿易、投資、交通和信息網絡的共享，卻日益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使我們的世界比兩次世界大戰以前更緊密地相互聯系起來。

與此同時，國家的權威在世界各地開始萎縮，各式各樣非國家行為體和群眾運動更是進一步對民族國家的權力發起挑戰，削弱其固有的權威。即便我們只把目光止于當代史：自70年代以來，全球化已成為人們無可回避的事實，然而歷史學家卻遲遲未能承認這些現實，更未能在研究中反映出自己對這些新變化的理解。換言之，“實際發生的”歷史與歷史學家所認定的、已發生的歷史，產生了觀念上的斷裂。

“事實真相”與人類認知之間的差異，是一個相當古老的固有命題，然而歷史學界居然對這些發生在他們眼皮底下的時代變化無動于衷，這一點至今想來仍舊十分有趣。事實上，一直到90年代，才有歷史學家開始在其寫作中重新發掘新的解釋框架和研究視角，嚴肅地應對這些新出現的問題。簡單說來，相較于歷史發展的潮流，史學寫作滯后了二三十年。下文將簡述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的變化和發展，繼而討論為何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沿襲歷史研究的固有套路，而卻始終對這些新時代的發展動向置若罔聞。

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世界

60年代中期抗議越戰的呼聲和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的民權運動，在歐美各國開始逐漸興起和蔓延，最終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對當權者的抗議和沖擊。不過當時很少有觀察者認識到這些現象的本質，也并不認為這些現象預示著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歷史敘事將日漸受到全人類和全球性議程的挑戰。最初，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仍舊是在各個民族國家的語境中認識60年代興起的這些現象，并沒有從中看到一種新的世界和人類共同體的崛起。即便當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7月成功登月，成為第一個在月球留下足跡的人類，當時的人們也經常探討關于“地球和行星”或“地球和宇宙飛船”之類的話題，然而，這些新現象并沒有使人們超出民族國家的框架看待世界和當代歷史。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世界各地的政治動蕩也都阻礙了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認識到60年代更顯著的發展趨勢，亦即由外貿出口的擴張所致的“發達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的異軍突起，以及世界經濟體系的大范圍擴張。這一時期，西歐各國和日本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而全世界公認的經濟霸主——美國——卻有了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貿易赤字，從而失去了其經濟霸權的地位。此消彼長的經濟狀況導致美元的大規模貶值以及一段時期內各個主要經濟體的匯率浮動，而以美元為基本貨幣的世界經濟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也就此終結；而一個以商品與資本跨境自由流動為特征的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起生產商、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關系網絡。

這些新的發展趨勢在70年代仍舊得以延續，而其他發展也接連產生，共同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就是在這十年間，環境問題和人權問題都開始在世界各地受到廣泛關注。在此之前，這類問題都被歸于國家內部事務，由世界各國動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社會機制加以解決。可現在，全世界都開始關注空氣和水資源的污染，對人權的踐踏這些問題。人們也愈發達成共識，試圖以國家間合作的方式解決這些跨國性的問題。而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已經有數以萬計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各地開展類似的工作，它們迅速在不同地區建立了自己的分支，并茁壯地發展起來。這類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的興起，同樣也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權威。60年代的一系列運動已經給“當權者”帶來了嚴峻的挑戰，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多國家，政府的權威被明顯削減，“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的影響力卻不斷上升。

80年代以來更是如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使這一時期的世界經濟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這十年間，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驚人的發展，而歐共體（European Community）在這一時期也納入了更多的成員國，最終在 90 年代組織成立了歐盟。

電視劇《切爾諾貝利》（2019）畫面。

與此同時，1986年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電站發生的核泄漏事故，更表明災害不為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邊界所阻。切爾諾貝利的核泄漏，不僅是蘇聯的悲劇，也是整個人類世界的悲劇，它更給周圍的動物和植物帶來了可怕的災難。也是在這一時期，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日益增強。同切爾諾貝利的核輻射一樣，搖滾樂穿梭于資本主義世界和共產主義世界兩端，跨越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阻隔。

這些簡要的介紹已經勾勒出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整個世界所經歷的變化。這一時期的世界秩序已經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兩極格局的延續。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之間，從經濟大蕭條、民主制面臨集權制度的挑戰，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美蘇冷戰意識形態的對抗，整個世界見證了一系列最可怕的事件。那個時代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都曾應對這些危機，然而，當戰后“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成長起來，并試圖以全新的方式界定政治、經濟和文化事務之時，老一輩的影響力就逐漸開始淡去，這大概也是為何90年代與60年代的時代差異要比60年代和30年代間的時代差異更為明顯。

全球史與跨國史視角的出現

隨著時代發展的這些變化，新的研究視角理當應運而生。然而當時大部分歷史學家并未重視這些新現象，在當代史的寫作中也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國際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者仍舊沿用傳統的冷戰史和地緣政治的框架討論60年代、70 年代甚至80年代的世界史。他們會先討論冷戰在50年代或60年代緊張的意識形態對立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然后再討論70年代以后美蘇之間的緩和與禁止核擴散的條約。當70年代末蘇聯入侵阿富汗、中越邊境發生沖突之時，冷戰似乎又重新成為世界的主題，于是歷史學家開始討論“緩和”（détente）的結束與“第二次冷戰”（the second Cold War）的到來。

的確，這種冷戰對立的思維可以解釋一些現象，但面對1989年至1991年之間冷戰的終結時，它卻顯得蒼白無力。當時的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一樣，完全沒有預料到柏林墻的倒塌和兩德統一，卻只有以“冷戰的終結”匆匆為冷戰敘事收尾。既然意識形態的對立如此嚴峻，又為何會有冷戰的“緩和”？既已有了“第二次冷戰”，緊隨其后的為何還是“冷戰的終結”？這些歷史解釋根本沒有邏輯，而且也缺乏一定的說服力。學者就像新聞記者一樣，他們的研究與國際事務的變化趨勢緊密相連。由于缺乏民族國家以外的解釋框架，他們只有不斷把目光聚焦在超級大國之間的相互競爭之上。

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當時有一些國際史和國別史的學者已經開始朝全球史和跨國史的方向努力。從美國對外關系史研究中選取一些例子，比如菲利克斯·吉爾伯特的《告別演說》（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1961 ），該書指出在18世紀末大西洋兩岸的決策者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與思想上的聯系等。美國與東亞關系領域涌現出許多重要的作品，它們關注的是美國個人或非政府組織如何介入太平洋彼岸人們的生活與事務之中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有柯文的《中國與基督教》（Paul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1963）、孔華潤的《中國聯系》 （Warren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1978）和簡·亨特的《優雅的福音》（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1984）。所有這些研究，包括沒有提到的很多作品，一起表明，至少有一些美國對外關系史學者正在向全球史或跨國史方向轉變，而在其他國家，這樣的學者也有很多。

《優雅的福音：20世紀初的在華美國女傳教士》，[美]簡·亨特 著，李娟 譯，楊志 審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9月版。

盡管有這些優秀的先鋒作品涌現出來，然而，當這些作者出版他們的作品時，很少有人接受了全球史或跨國史的概念。

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絕大部分國際史學者或民族國家史學者不能果斷地用這些新的分析框架來重新考察歷史？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很明顯的一點是，大部分國際關系史學者仍然把研究重心放在與他們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冷戰方面，即使他們關注了非政府行為體或跨國力量，也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非地緣政治的學術路徑，或者重點去關注全球化、環境和人權這類題目。但這僅僅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當代史學者還一直承受著20世紀所發生過的戰爭、暴行和經濟危機之痛，以至于他們不敢相信這個飽受苦難的時代正在被一個全新的、不那么悲劇的時代所取代。

然而現實發展的速度遠遠超出這批學者們的預料。從60年代到80年代的這20多年間，歷史學家研究、考察現代歷史的核心單位——民族國家——其權威在逐步消減，而與之相應的“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的時代仿佛已經到來。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的數量迅速增長，并且開始在國家社會經濟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此情況下，繼續把國家視為核心的分析單位當然已經是不夠的了。但是在90年代之前，歷史學家還是沒有很明顯地改變他們的觀念，民族國家史和國際史仍舊是書寫和教授歷史的最普遍的路徑。考慮到極權主義國家——德國、日本、蘇聯等——給20世紀帶來了怎樣的悲劇，一系列的可怕戰爭以及將民主國家也卷入其中的軍備（尤其是核武器）競賽給世界帶來了怎樣的災難，無怪乎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依舊為“某國如何對待它的人民”“某些國家如何殘忍地試圖摧毀其他國家”這類敘事著迷。

至于冷戰中心觀或20世紀歷史悲觀論，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讓位于更廣闊的主題、不同的概念框架的，我們很難給出準確的時間。如果直接說大部分學者（包括歷史學家）是在冷戰結束之后才真正接受一個全新的替代的視角和觀點的，這樣的結論也未免太過草率，仿佛這些學者不過是當代事務的被動記錄者，而非全球事務和跨國發展的深度觀察者。

歷史學家為何會“落伍”？

經濟學家似乎是第一批注意到60年代后凸顯出來的經濟全球化這類新的發展變化，并對此加以總結的學者。外匯的自由化，或者，由于亞洲國家參與到“離岸生產”、全球市場和消費的體系中所帶來的出口貿易的增長與經濟產能的提高，都可以用經濟全球化來解釋。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很快開始研究相關題目。經濟變化和技術創新將世界各地的距離前所未有地拉近，這點讓學者們著迷不已。

然而，歷史學家算是變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在9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研究非地緣政治主題。換言之，即使全球化已經成為眾人皆知的事實超過20年了，但歷史學家仍然在猶豫要不要以全球化為主題來研究現代史，或者利用它作為解釋20世紀歷史的概念框架。最早探討全球化現象之一的學者是霍布斯鮑姆，然而他的那部廣受贊譽的關于20世紀史—— 《極端的年代》 ——所討論的時段并沒有超出1991年。不過，到了90年代早期，很明顯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對全球化及其相關現象感興趣，并試圖將相關主題融入他們對現當代史的研究之中。

《極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著，鄭明萱 譯，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版。

1993年，當參加過1983年日本會議的部分學者與新一批學者一道重新審視20世紀歷史的時候，可以從他們的觀點中看出重要的變化。僅僅十年之間，此前還幾乎一致地對20世紀史抱有一種悲觀的傳統見解的學者們，現在已經著迷于新的觀點和視角。比如，在1993年會議中，大量的討論是圍繞著十年之前幾乎沒有觸碰過的主題：全球化、人權、環境災害。粗略瀏覽下兩次會議論文集的索引，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別。

在承認非地緣政治現象和主題的重要性方面，歷史學家為何行動遲緩？

除了冷戰的影響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至少到90年代，他們還持有傳統的歷史歐洲中心論，在這個思維框架下，全球與跨國的視角很難融入進去。甚至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也不例外。在該書中，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發生在歐洲或北美的國家，抑或這些國家的勢力范圍，它們在軍事和經濟上發揮著主導性影響。特別能體現這一點的是，作者將1945年至70年代這段時期概括為“黃金年代”。二戰后的西歐復興、戰后美國領導地位的確立、西方世界經濟與社會機會的穩固提升，所有這些都讓霍布斯鮑姆印象深刻，歡欣鼓舞。

但是，如果從生活在東歐、中東、東南亞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人的立場上出發，很難將這段時期定義為“黃金年代”。對于很多國家來說（尤其是中國），“黃金年代”在70年代以前并未到來，而霍布斯鮑姆所說的七八十年代“大衰退”（long slide）時期，卻反而見證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人權革命”以及其他保護地球環境的國際和跨國行動，都發生在霍布斯鮑姆所說的“黃金年代”之后。換句話說，《極端的年代》一書的受歡迎程度和廣泛的影響表明，一直到90年代初，歷史學家仍舊完全被西方中心論的基本觀點所主導。

幾乎世界各地的專業歷史學家都是透過歐洲歷史的視角來理解世界史，并試圖把他們本國的歷史融入西方歷史的概念框架中去。比如，古代、中世紀、早期近代和現代的歷史分期就是起源于歐洲，并作為描述西方社會演進的一個宏觀的歷史框架。但是，它并不適用于所有地區。我們不僅需要一個較少歐洲中心觀的歷史分期，也需要一個較少國家中心觀的歷史分期，歷史學家只有到20世紀末才開始真正關心這些事情。

因而，在歷史學家們開始擁抱更全球化、跨國性的研究范式以前，他們首先面臨著為西方的歷史敘事去中心化（decentering）、去國家化（denationalizing）的過程。人們必須接納一種更包容性的歷史觀，理解人類經歷的普適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把歐美的歷史經驗盲目嫁接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當時世界的經濟、社會、文化已經朝著這些方向變化，然而史學編纂方面真正明顯的變化，始于20世紀90年代。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歡迎世界歷史的研究。職業歷史學家開始將世界歷史視為一種用來詮釋各個國家和社會的可行的，甚至是理想的解釋框架。他們開始將世界歷史嵌入這種研究概念中，并使之更有效適應各自的研究日程。

當然，人們自然會問，為何歷史學家需要花那么長時間，才開始解構西方中心論。畢竟20世紀60年代末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已然使從前歐洲的殖民地擺脫了西方的殖民影響，而自70年代以來，一些亞洲國家更是逐漸開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愈發核心的角色。也是在70年代，人權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也愈發受到廣泛關注。即便如此，歷史討論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舊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或許最重要的是，歷史學家首先要就跨國性的人口流動、觀念變化和文化傳播進行嚴肅的討論。換句話說，在真正從概念層面解構西方中心論以前，我們應該首先嚴肅對待跨國性的研究主題。

無論如何，自90年代以來，那些致力于研究全球史的歷史學家已經有了自己的陣地。當他們探討世界歷史的重要性時，人們對這類言論的接納已經要比以往友好得多。他們所面對的聽眾，不是已經成為全球史的信徒，就是早已準備好應對這些新視角所帶來的挑戰了，這些都反映出歷史編纂所經歷的重大變化。

原文作者/入江昭

摘編/申璐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