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升遠 ：與其頌揚苦難中的人性，不如審視將人逼入絕境的系統之惡

王升遠/圖源：《南方人物周刊》

受訪學人簡介：王升遠，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近現代中日文學文化關系研究以及戰后日本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著有《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等。

本文為學人Scholar公眾號志愿者魏思雨、陳愷琳、劉子瑩、韓宗洋圍繞《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一書對王升遠老師所作采訪。

01

“極端語境”并非不可改變

學人：您將自己的研究定義為不受學科領域限制，而是關心“極端語境下的人”。您認為認識“極端語境下的人”能為我們補充什么樣的歷史視角？

王升遠：“學科”是近代學堂教育的產物，但從學術研究的意義上來說，過強的學科意識往往會割裂“問題”。可在大學混日子，有時會產生一種悖論般的奇妙感受——拼命主張所謂“跨學科”的人或許恰恰是學科意識最強的那批人。因為對于問題驅動型學者來說，這從來都不是一個真問題。

對學者而言，問題永遠在于“真問題”。當然，對真問題的討論可能需要諸多學科養分的多方補給，那么就去涉獵、汲取好了，大可不計學科邊界地“胡思亂想”，直到把問題談透、談清楚。至于要不要成天喊著“跨學科”，我想，大可不必。當然，必須承認，這種不太愿意被所謂“學科”藩籬所羈約的散漫勁兒，實則受惠于上海這座開放包容的城市，受惠于學界各路朋友隔三岔五的線下小聚和線上論爭，大家只論智識，不太有人關心你的學科出身。當然無知如我，在這些場合中基本上都是沉默的聽眾和綠葉，因為師友們唇槍舌戰已經足夠酣暢、精彩，惠我實多。

回到“極端語境下的人”。追溯起來，這可能與我大學時代看過一部恐怖片有關，那就是深作欣二執導的《大逃殺》。故事發生在一個以日本為原型虛構出的國家，該國對內獨裁統治，對外閉關鎖國。政府每年會挑選某個中學三年級學生開展生存實驗，被選中者會被強制關在未知“游戲地點”，各自配發武器后，昔日同學須互相殘殺，僅最后一名幸存者方可離開，是為勝者。在此極端的狀況下，友情、愛情、親情等無不需要經歷峻烈的考驗，并逐漸暴露出底色。這部今天看來算不上特別的恐怖片，但卻給了本科時代的我一個深切的觸動。

深作欣二執導 《大逃殺》宣傳劇照

那么，對“極端語境”的強調意味著什么呢？首先，我想，很多問題或許只有在極端語境下方能看清其實質，那些我們似乎張口就來的人性、國民性、文化特性、歷史規律云云，概莫能外。無論在歷史研究還是文化闡釋的意義上，日本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而言，至今依然是一個易被予以某種本質主義想象的奇特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把問題置于戰爭這一極端語境之下審視，其底色才會更為清晰地顯現出來，漫游者心態下獵奇想象和軍國主義者目的論導向的抽象敘事才能得到反思性的再審視。實質上，如果對戰時日本的對外思想文化宣傳有些許了解，或許你會悲哀地發現戰后人們總結的所謂日本文化特性論，與戰時軍國主義的對外宣傳居然有那么多相似甚至于重合。

其次，想說說今年我與楊惠迪博士合譯的《里斯本丸沉沒》（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在這本書中，人性的光輝固然令人動容，然而，比這份感動更重要的是，我們須認識到，中國漁民救助英國戰俘這一“極端語境之善”的出現是別無選擇的、被迫的。因此，在頌揚苦難中的人性光芒之余，我們更應追根溯源，審視那將人逼入絕境的系統性之惡。

值此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一個不容回避的真相是：若無法西斯主義犯下的罪惡，個體便無須在極端語境中以生命為代價去彰顯“被迫之善”。誠然，揭示并頌揚人性之光，是班納姆作為戰爭記憶敘事者的道德期許。但作為讀者，我們須穿透歷史表象，去追問：究竟是何種惡，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暴行提供了土壤與動力？這種反思，要求人們超越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敵我之辨，直指一切蔑視人性、踐踏生命、制造極端語境的罪惡本質，其目的是為了終結任何將人類推入此等絕境的可能性。

作者：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

譯者： 楊惠迪 王升遠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25年

最后，與這一點相關的是，在我的書中所謂“極端語境”常與選擇有關。問題在于，我們往往容易將“極端語境”視作某種不得不接受的結果、或是某種固化狀況，這讓我想到了丸山真男對“現實”的兩種界定：它不僅可以是被賦予的，也可以是被創造、被改變的。這就意味著，人們并非只能被迫接受某種極端語境，更應該明白，自己就可以是狀況的制造者，可以是其改變者，這意味著人的能動性之自覺與發揮。此言不僅指向了歷史，更指向了現實中的你我。

02

沉默本身便是一種姿態

學人：您的書名是《妥協與對抗》，作為個人與總動員式的戰爭之間的對抗其實是很難用固定的標尺去衡量的。堅持反戰是一種對抗，逃離現實的享樂主義也是一種對抗。作為戰后的反省，知識分子都進入了被審判的行列，需要在戰爭協力、妥協和對抗中分個高下。您怎么理解這件事？

王升遠：這里存在一些需要去辨析的概念與問題。關于“戰后的反省”，我想它并不是知識人帶著責任自覺的反省，而是來自外部審判、追責的產物。戰后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對日本知識人、文筆家的政治審判落腳在兩個基本的判斷基準上：姿態與影響。

具體而言，所謂的戰爭協力，你是主動的、積極的，還是被迫的、消極的；你的活動、言論和創作實際影響有多大。事實上，較之于面對軍閥、財閥追責的廣度與強度，GHQ對知識界可謂告朔餼羊，形式大于內容，重在震懾。當然，與政治審判幾乎同步、甚至略早進行的是文學界、思想界自主展開的戰爭責任追究。盡管因動機、論罪方式等不同而出現了諸多復雜的情形，但在缺乏內向化自我追責的意義上卻不無相通之處。

《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

作者: 王升遠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

以戰后初期《近代文學》與新日本文學會之間的戰爭責任論爭為例就不難看出，隨著論爭的展開，對“責任”問題的討論逐漸形骸化，對立陣營的論者們以對歷史的回顧與批判走向了對戰后日本文壇主導權的爭奪。在這個意義上，除了日共系幾位身陷囹圄抑或流亡海外的領袖人物之外，幾乎無人全身而退。在此過程中，如你所言，所謂的抵抗與妥協在“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巨大的解釋空間，丸山真男甚至對你提出的沉默式的“消極抵抗”也提出了質疑性批評。我想強調的是，這是一種典型的“戰后”姿態，它意味著批判、反思在言論空間意義上的現實可行性，更意味著知識界在群體意義上著眼于當下與未來建設而對“道德脊梁崩塌”的經驗性自省，借用李榮浩的一句歌詞——“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現在”。

最后，還有一個想與各位分享、討論的小問題。戰時的永井荷風因自己在“大逆事件”中不敢挺身而出而深以為恥，但他以日記文學《斷腸亭日乘》書寫了一份知識人的心史，為后來史家提供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證言；戰后著名史學家家永三郎有本名著叫做《戰爭責任》，家永直言，自己因戰時并未勇敢反抗而深以為恥，戰后決定以知識人之勇彌補戰時之失，以言論和著述保持對權力作惡的批判與抵抗。我想強調的是，“勇氣”在道德意義上永遠應是引以自律、自省的，即便當下難以抵抗和改變，但終究還是可以“為了未來”做些什么。

圖源／NHK《東京黑洞》

學人：您所選用的標題“妥協與對抗”是一種比較容易辨認的二元框架，但知識人的實際姿態常呈現游移與策略性。那么除了“妥協”與“對抗”，您在史料中是否觀察到可被命名的“第三路徑”，例如沉默、轉喻、策略性退場等？

王升遠：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五味川純平在《虛構的大義：一個關東軍士兵的札記》中的一段話。塞班島戰役日本慘敗后，當士兵杉田對日本海軍作戰能力提出質疑后，另一士兵旋即批評他說，“有學問的人為什么都是這樣講話呢？仿佛日本打敗了才好。不只是你一個人，不知為什么，讀過書的人都愛誹謗自己的國家。”史學家在提及討論德國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時常用“斜坡效應”（slippery slope）一詞。在一個斜坡上，一旦沒有力量阻止一個小球，那么它將順著斜坡一路滾下，速度越來越快，以至無法阻止。而我想知道在軍國主義狂潮席卷一切的時代，是否有過一些阻滯性力量，他們如何存在，如何發揮作用。

但，中國還有一句老話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操觚者的軟弱性也是眾所周知、毋庸贅言的。客觀上說，戰時日本知識人的現實選擇，更多地表現為政治上的迎合，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界、思想界、文學界是整體性垮塌的亦不為過。

只是，我一直在想，暗夜中的微光是否也有其價值。我很喜歡清人查慎行的一首詩《舟夜書所見》，詩云，“月黑見漁燈，孤光一點螢。微微風簇浪，散作滿河星。” 同是清人的徐駿，曾因“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清風濤》)之言而遭處決，成為清代文字獄的典型案例，但人們卻常會因此忘記此詩前句——“莫道螢光小，猶懷照夜心”。在軍國主義的暗夜中，批判知識人的整體性道德垮塌自然是容易的，尤其是對狀況外的后來者而言。但是我還是想去探尋那“孤光一點螢”，倘若沒有作為理性、智性之光的那微弱的“一點螢”，“滿河星”自然也便無從談起，這關乎知識人存在的意義根本。

馮驥才有句話說得好，“風可以吹起一大張白紙，卻無法吹走一只蝴蝶，因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順從。”這讓我想到曾在課堂上跟學生討論過在北京的中江丑吉。我經常想，在這樣一個很難以東亞政治史的一般邏輯去思考、通約的倔強個體身上，是否存在著某種原理性的東西？如果有，那會是什么？而支撐這種原理的那些必要條件又是什么呢？通過這樣的考察，并不試圖為日本知識人群體的戰爭責任做辯護，而是試圖為今人和后來者在“同情之理解”和“正視結果”之間去探尋一些抵抗的原理與可能性。

《戰敗那一天的太陽》，1945年，濱谷浩

然而暗夜江上晦暗不明的漁火微光，個體意義上的“妥協”與“對抗”終不似日月之明耀，它可能是一個廣闊的灰色地帶、一個漸變不一的光譜，有待我們基于大量的史料調查、基于各自的問題意識予以甄別和辨析，但這在操作層面上卻并不那么容易。毋寧說，在迎合之外，知識人的抉擇和行動恰就在于以“妥協”和“對抗”為兩端的巨大光譜之間，呈現出你所說的游移和策略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所提到的沉默、轉喻、策略性退場，都在此之列。之所以沒有將其視作“第三條路徑”，而是將其納入到了這一巨大的光譜之中，是因為這一與迎合、脅從者相對的群體實在過于薄弱，若再去細分恐有失據之嫌。

你提到的沉默，也是我在書中所著力闡釋的價值，比如我們對永井荷風的理解。在與播客“東亞觀察局”的兩位朋友交流時，我結合對微信朋友圈的觀察提到一個看法：一個人在朋友圈著意多發的內容可能是他想成為的樣子；而一個人在朋友圈從來不發的東西可能是他的底線。沉默本身便是一種價值、一種判斷、一種姿態、一種選擇。在思考戰時知識人的選擇之時，尤其是在那些正面的反抗和批評難為的時刻，我很在意一個人的“沉默”，那可能是一種不愿為軍國主義宣傳添磚加瓦、搖旗吶喊的“震耳欲聾的沉默”。集團性、規模性的惡之遂行往往需要巨量的基數，若無法反抗，那么至少不要圍觀、不要叫好。

03

在革命與戰爭年代，知識人可以做些什么？

學人：您對日本戰爭時期知識分子研究興趣的起源是什么？

王升遠：從東北師范大學本科時代開始，我接受的學術訓練就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在本科畢業論文寫作過程中，導師常耳提面命的兩句話便是“論從史出”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句話。這兩句話雖然今天看來看似平常，但是卻成了我日后學術研究的重要底色。

我的本科畢業論文處理的是戰爭時期中日文學文化關系的問題，是以愛國詩人、社會活動家王禮錫與胡秋原等人在國難日深的1931到1933年間創辦的《讀書雜志》為中心展開的實證研究。

博士階段我將研究對象確立為“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從本科時代對王禮錫的個案研究，再至博士階段對日本國策文學、戰爭文學的關注，這條圍繞極端語境下個人與國族、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戰爭關系延伸出去的草蛇灰線其實承載著近二十年來不變的問題意識：在以革命與戰爭為主要特征的“短二十世紀”（《極端的年代（1914-1991）》），知識人何為？他們如何被裹挾進時代的洪流中，他們又如何以自己的活動、言論和創作主動或被動地回應了時代的命題與自我的存在？時至今日，這些中外故人留下的問題事實上并未過時，依然時時困擾著我們。

知識人常被寄寓這樣一種期待——他們象征了一個民族的智識水準和道德脊梁。因此對于時代精神、國族命運、社會風習的考察而言，知識人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群體，尤其在極端的年代。其實，我不太喜歡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因為一個詞后面加上一個“分子”，總感覺其中是有些貶損意義在的。

那么，為什么要做“知識人”的研究呢？首先自然是自身身份使然。我是一個天資稟賦不高的人，所以在想象、思考、表述那些超越自身感知邊界的事物時，總感覺欠缺一些靈氣和膽氣，因為面對研究對象，不僅要“知”，也希望能有“感”。如果在實感層面難以把握對象，就只能靠想象。在博士后研究期間，導師陳思和先生問過的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新。他說，你討論了很多日本知識人的中國認知以及他們在戰爭時期的抉擇，那么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是你，你會如何呢？

在我看來，陳老師此問中實則包含了切身的“知”與“感”兩個層面。這讓我想起了王汎森先生的一段話。他說，

“不管人們是否喜歡，主義式的政治與思想對過去八九十年的歷史影響最大，……如果只從政治來談主義，或者從擁護或譴責某種主義來談論它，以至于忽略了從思想史及生命存在感受、心靈困惑、生命意義的追求或生活史等角度去研究它，都將有所缺憾。”

為此，他將感知（perceiving）和感覺（sense）都作為社會行動中有意義的思想層面，納入思想史研究的視野中來（《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所以，作為一個日本問題研究者，選擇以近代知識人為討論對象，無論在時空意義上還是在對象意義上，對我而言，可能都相對更易感知。而對于戰時和戰敗初期極端政治語境下日本知識人命運的考察，在我這里，也有一個小小的野心，那就是希望它能夠超越歷史時空而通向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解。

最近，一位朋友批評我：研究知識人有什么意義呢，他們總是無能無力的。我想借丸山關于“學問”之意義的一段話回應他：

“學問真理之'無力'有類于北極星之'無力'。北極星并不會向迷途旅人施以援手，指引其前行。如若對北極星有此期待，那只能是過分的期待了。但北極星常會給任何一位旅人指示出基本的方位。”（《春曙帖》）

知識人精神史研究之于今人的“無用之用”殆與此同。當然，如果你從未迷失方向，那么它或許也就沒什么意義吧。

學人：在眾多研究對象中，您在情感上最喜歡的是哪一位日本思想家？

王升遠：情感上喜歡鶴見俊輔的真誠和內省，但若論學理、邏輯、視野，論對時代議題的回應性，可能更偏愛丸山真男。

我對于鶴見俊輔的接觸始于《戰爭留下了什么》這部對談錄，是小熊英二和上野千鶴子兩位思想家對他們上一代杰出的歷史親歷者、思想家鶴見俊輔所做的訪談。坦率說，我一直覺得這次毫無妥協的訪談之成功，首先源自于小熊英二對20世紀日本思想史脈絡的清晰把握及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歷史穿透力，而鶴見面對提問者、面對自我的真誠也直擊心扉。

后來我又讀了黑川創的《鶴見俊輔傳》。相對而言，這部傳記是與鶴見知交多年的中年作家所寫的作品，一方面為我們理解鶴見的人生提供了比較清晰的線索；但另一方面，過近的距離使黑川多了一重“同情之理解”的姿態，但又有著為親者諱的傾向（像極了鶴見俊輔在《掙扎中的決斷——竹內好傳》中所表現出的姿態），這是閱讀此書時不得不察之所在。

左：鶴見俊輔 右：丸山真男

在鶴見本人看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是《共同研究：轉向》。這其實是一部集體創作的三卷本著作。我常想，一個可敬的民族一定是一個常愿自省的民族，而且有愿意深刻反思本民族問題的思想家，魯迅如是，雅斯貝爾斯亦如是。鶴見對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日本知識人集體性的轉向提出了質疑，并對此展開了專門的研究，試圖總結問題，留下教訓。鶴見轉向研究的成績與問題且按下不表，我想說的是，這種以自己對自己家族的觀察，對時代的體察，走向對民族、歷史之洞察的姿態本身便是值得尊敬的。

我最為敬重的日本思想家是丸山真男。記得曾有旅日的朋友說，他早就過時了，為什么你們這些時代遺老還如此執著地念著他。我不是丸山研究專家，而且由于篇幅原因在此難以展開，只想提示一點——今人對丸山及其著述的理解應該是歷史性的、狀況下的理解。在我的研究視野中，他在戰后初期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性反思、對日本“何以有今日”的學理總結，極具邏輯性和啟發性，也回應了日本民眾的智識渴求。戰后20年之際，《中央公論》（1964年10月號）推出了“創造了戰后日本的代表性論文”特輯，這份以63位知識界、思想界精英為對象展開的問卷調查顯示，丸山真男及其論文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得了35票，尤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推舉了《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一文。

由此不難看出，丸山回應了時代的“集體性心情”并給予了一種有效的解釋。在戰后初期的歷史情境中，對日本“近代”歧路的追問中有著今人不難理解的焦灼、緊迫，以及對民族未來進路的憂慮，丸山的某些判斷也因此不無可議之處。但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其思想史研究的邏輯性、說理性、闡釋力和穿透力是必須承認的。另一方面，對日本來說“過時”的問題，在這個地球上的其他國族則未必盡然，這里存在著“思想越界的時差”。

外國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在我看來，不止是它提供了某種智識上的愉悅感、通透感，更重要的是，將其作為域外思想資源，可能會有效回應了日本之外的諸國思想者有關本國、本族的困惑。從這個意義上，很難說丸山過時了，因為支撐丸山批判對象的狀況從未從這個星球上消失，它甚至依然可能卷土重來。當然，“時差”問題還有另外一面。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曾援引過中江兆民討論民權論在明治日本之境遇的一段話：

“雖然（民權論——引者）作為言辭已非常陳腐，但在實行上卻還很新鮮。在實行上新鮮，但在理論上卻陳腐，試問這到底是誰的罪過？”（《一年有半》）

04

在公共表達中要說人話，別端著

學人：書的上卷收錄了四篇與宮崎駿作品有關的評論，其中包括了宮崎駿最近的動畫作品《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請問您怎么看待宮崎駿的作品，還有他作品中對于日本歷史的反思？在題目的翻譯方面，院線上映時是翻譯為“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書中似乎“你們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這里的翻譯有什么考究嗎？(這可能是一個印刷錯誤)

王升遠：我其實并不做宮崎駿的研究，甚至都不是一個日本動漫的愛好者，平日里所讀的書都是比較老派的，對新潮流也涉獵較少、比較隔膜，完全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只是這幾年偶爾會被電影院喊去與觀眾交流日本電影，主要是宮崎駿的《幽靈公主》《紅豬》《哈爾的移動城堡》和《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等幾部作品。

由于自己的無知，為了與觀眾交流，每部影片基本都會事先看上6~8遍，其中第一遍往往會逐幀看到大約8~10個小時，做上一萬多字的筆記。之所以如此謹慎，不僅僅是因為要對現場觀眾負責，更重要的是，在逐幀拉片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宮崎駿影片中蘊藏著諸多值得深入吟味的細節。不敢說自己能對宮崎駿及其作品有一個總體性的認識（甚至懷疑宮崎駿的觀念是否也在不斷變化），所以對他的歷史觀難以貿然評論。

宮崎駿出生于戰爭末期，實則可以視同戰后一代，在我有限的觀影經驗中，他對于日本歷史的反思在《幽靈公主》中展現得較為清晰，對此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南方周末》（2025年5月9日）上，朋友們若有興趣不妨一讀。當然，中國的觀眾、讀者可能關注更多的是他對戰爭的認識。作為一個戰爭問題研究者，我有一個簡單的看法可以提出來與各位討論，那就是“戰爭”在宮崎駿的影片中，很多時候可能只意味著一種非現實、無歷史對應性的“極端情境”，以此可以倒逼出對一些基本問題（如何謂愛情、何謂國家、何謂戰爭、何謂人性）的表達與思考，這才使得他的藝術呈現具有了超越當代日本的普遍意義。

宮崎駿執導《幽靈公主》海報1997

另外，《妥協與對抗》中提及的《你們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并非印刷錯誤。我在書中寫過，日語原文（君たち）原本就是復數形態，所以不是“你”，而是“你們”。至于譯者出于怎樣的考慮，從中譯本書籍到電影，我都不得而知，不解其意。不過，從讀者、觀眾的感覺上來說，日語原文使用“你們”，或許應該是原書作者吉野源三郎、宮崎駿作為上一代人面向青年一代的整體性提問；而中譯為“你”，也別有一番味道，它使得這個靈魂之問跨越了代際隔膜從而具有了某種直逼心魄的力量，讓每一個個體都不得不做出思考和回應，難以逃避。

學人：您在書中提到“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曾殷殷寄望于我輩年輕一代：作為一個日本研究者，好好做下去，到了退隱之年，自會有你們的一套獨到的日本觀、寫出一本屬于你們的日本論。”“寫出自己的日本論”這件事在其他文明的研究中是否也是如此？比如說自己的德國論，美國論？

王升遠：我很感激、也很榮幸在本科時代就被前輩寄予了如此厚望，但實話實說，自知資質先天不足的自我放棄也是實情。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原本一時半會自己也說不清楚，但前段時間偶然讀到羽戈的一句話，感覺他把一些意思說透了：“歷史學者的諸德行中，通透勝于深刻，勇敢勝于智慧。”《禮記·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馮友蘭甚至認為，“三達德”是中國倫理體系的基石（《中國哲學簡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這一單一維度未必足以衡量一個知識人之成敗，戰爭時期日本知識人精神史的研究做了這么多年，這一點上感觸尤深。

寫出自己的日本論、成為一個日本通，似乎是不少日本研究者的畢生追求。然而分而言之，兩種追求中似乎也都存在著值得我們辨別的陷阱。首先，在很多人看來，“寫出自己的日本論”這件事做得最成功的可能就是美國人露絲·本尼迪克特。然而有意思的是，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桑山敬己就通過民俗志逆向解讀的方式，將《菊與刀》認定為一部“美國人論”，因為它有意無意間流露出的無不是美國式的價值觀念和思考方式。同理，一個中國人寫的日本論、德國論、美國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本質上也都是“中國論”。不過，這種意義上的日本論也并非全無價值，比如黃遵憲、蔣百里、戴季陶、周作人等人的日本論就折射出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知識人日本認識的階段性特征，盡管這或許并不是前輩寄予我輩期待之本意。

《菊與刀》

作者：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

譯者： 何晴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6年

至于成為“日本通”這件事，在我這里就更難以實現了。這些年慢慢發現了一個規律，在“日本”（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國家）與“通”之間的修飾語越多，這個短語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具體說到“日本江戶時期貴族服飾通”，我們就可能找到一些相應的專家。限定得越具體，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其可能性就越渺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成為“日本通”對渺小的我來說就成為了一個過于遙遠、渺茫的事兒，不堪其重也只能放棄了，畢竟自己這點學識恐怕連“日本文學通”都算不上，就更不能空談誤人了。

學人：專注于個體的歷史研究總是比宏觀歷史研究更富有情感性。個體經驗與總體歷史認知的塑造是非常不同的，但在當下這個自媒體時代，個體經驗與感受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不可以說現今正是一個適合解讀個體，研究個體的時代？

王升遠：只要人類不絕，個體的體驗、經驗和感受就會永遠存在，不會因為媒介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只是在自媒體時代，原本被各種宏大敘事湮沒的個體聲音得以被“看見”，盡管算法以另一種形態左右了其“能見度”。這是一個“人人”時代，“人從眾”（雙重意味上）的時代，碎片化的時代。戰后日本史學界的“昭和史論爭”中一個重要的論題就是在宏觀歷史中，個體的生活與情感該如何安放，那些宏大歷史敘事如何解釋個體的生存與抉擇。

我不是歷史學者，但是依然希望這次論爭能夠在自媒體的時代被我們重新閱讀、審視和理解。我們如何基于各自的、復數的個人經驗去檢視那些宏大敘事；反過來，碎片化的時代是否依然需要某種超越碎片的“共名”、而新的“共名”又由誰來定義等等，都是亟待我們直面并予以回答的問題。

近年來，情感（史）研究成為了學術界的新潮，但是我在戰爭研究對情感問題的關注卻不是在此延長線上的，也很難說受到自媒體時代的影響，毋寧說只是“極端語境下的人”之研究必然會觸及的基本問題，也是“如果是你”的自我質問中繞不過的難題，是以單純的他者眼光抑或主義思維所斷難輕易打發的。我想在思考歷史中的情感問題之前必須要先回應一個古老的問題——所謂的“宏觀歷史研究”的基礎是什么。中世紀經院哲學曾有過一個長期爭論——共相與殊相孰為優先，這一根本問題或許永遠會是歷史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媒介的自媒體從來就不是根本問題之所在。

學人：我在許多公共平臺上看到過您的身影，不僅限于學術平臺，所以對學者進入公共領域分享這件事感到好奇。我們默認的規則是，學術成果只有進入公共領域，才可能改變社會的歷史感與判斷力，但公共寫作又必須在準確與可讀之間取舍。而您所研究的又是戰后日本思想這個在公共話題中易點燃情緒和敏感討論的領域，那么以您的經驗，哪些敘事策略最能在公共平臺上傳達復雜的思想史結論而不失真？哪些議題適合面向大眾優先展開？有沒有合適把握的力度或方法來取得平衡？

王升遠：其實，我參與的公共討論并不多，或許是今年《妥協與對抗》的出版讓圈外的人稍微注意到了我一點。日本思想、日本歷史相關的書原本難出，學術書又不好賣，所以我很怕讓好意出版我著作、并付我版稅的出版社朋友們虧錢，于是就厚著臉皮出來吆喝幾句。好在這本小書出版三個月左右的時候，編輯告訴我已經加印、不會虧本了，突然覺得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總算對得起朋友了，接下來要繼續回到自己的書房方寸之地，悶頭讀書了。

坦率說，一直做實證研究的我，知識面很窄，口才也不太行，所以對自己在公共平臺上的表達向來是不自信的，因為今天我們要面對的“網友”的學識和認知水準都很高。試想一下，那些在學術界、思想界德高望重的師友們網上沖浪時，誰又不是“網友”呢？

說到學術成果進入公共領域，我想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說人話、說白話、別端著、勿炫知，所謂“修辭立誠”，非必要不使用學術部落方言、學術黑話，不要人為地建立對話和理解的藩籬甚至障礙，全力在自己的表達與公共議題、公眾理解之間建立“接口”。我始終相信，即便是思想史這種看似艱深的學問，一些基本的問題、邏輯都應該可以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表述清楚。

我自己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方法，因為自己上課時和指導學生寫論文時都首先要求自己、也希望學生們先用大白話把問題講清楚，不要試圖用黑話、術語來文飾邏輯錯誤和材料不足。我們共勉的學術方式用一句話來說便是——思想的具象化和生活的抽象化，在思想和生活之間創造津梁。這幾年，我比較喜歡講故事，以較為豐富的材料講好一個故事，你的趣味、觀念、視野和判斷其實就已盡在其中了，這或許也是一種讀者接受度較高的學術傳遞方式，也能確保其學術性和可讀性。

當然，這種讀者友好型寫作只是我的一種打開方式，在學術期刊上自然還有另一種面向學界同行的論述方式，兩種方式、兩種文章面向不同的受眾群體承擔著各自不同的使命。但盡管如此，卻并不覺得自己“可能改變社會的歷史感和判斷力”。這些年，越來越悲觀，覺得可以改變的空間越來越少了，真正可以改變的對象或許只能是少之又少的幾個人了。不過，我手寫我口，只管寫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