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黃旭華

黃旭華（1926年3月12日－），中國核潛艇事業的奠基人之一，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一九研究所原所長、名譽所長。他一生隱姓埋名三十載，投身于國家最高機密的核潛艇研制工程，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帶領團隊從零起步，成功設計并建造了中國第一代戰略導彈核潛艇和攻擊型核潛艇，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極大提升了國家的戰略威懾力與國防安全水平。他的事跡代表了那一代科學家“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崇高精神，其人生軌跡交織著巨大的成功、深沉的犧牲、時代的局限與個人的堅守。要全面理解黃旭華，必須將其置于冷戰背景下新中國艱難崛起的歷史語境中，既要看到他在技術封鎖、資源匱乏、政治動蕩中如何突破重圍，也要審視其科研路徑中的挑戰、遺憾乃至未能完全實現的理想。

黃旭華出生于廣東海豐一個醫生家庭，自幼聰慧好學，目睹戰亂頻仍、國弱民窮，立志以科技報國。1945年考入國立交通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造船系，師從著名造船專家辛一心，打下扎實的船舶工程基礎。大學期間正值抗戰勝利與內戰爆發，社會動蕩，但他始終專注于學業，對艦船設計產生濃厚興趣。1949年畢業后，他先后在華東軍區海軍、上海船舶工業管理局工作，參與過小型艦艇的設計與修理，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1954年，因表現突出被選派參加蘇聯援助的艦船技術培訓項目，但不久后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全部專家，中國被迫走上自主研制艦船的道路。這一轉折點深刻影響了黃旭華的命運——他意識到，核心技術買不來，唯有自力更生。

1958年，中央決定啟動代號為“09工程”的核潛艇研制計劃，這是國家最高機密項目，參與者需斷絕與外界聯系，隱姓埋名。時年32歲的黃旭華被秘密調入該項目，從此消失于公眾視野長達三十年。他告別新婚不久的妻子李世英，只留下一句“我要去北京出差，時間不定”，便踏上一條不歸路。初期，團隊僅有幾十人，資料極度匱乏，連核潛艇長什么樣都無人見過。國外嚴密封鎖，一張照片、一份圖紙都難以獲取。黃旭華和同事們只能從國外報紙、雜志的模糊圖片和零星報道中推測核潛艇的基本外形與結構。他們甚至用算盤、計算尺和手搖計算機進行復雜的流體力學與核動力系統計算，反復驗證每一個參數。這種“土法上馬”的方式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卻是當時唯一可行的路徑。

黃旭華的成功首先體現在技術路線的正確選擇上。面對“先搞常規潛艇還是直接上核潛艇”的爭論，他力主“一步到位”，認為常規潛艇無法滿足國家戰略需求，必須直接研制具備無限續航能力的核潛艇。這一決策雖風險極大，但最終被證明具有前瞻性。其次，他在總體設計上提出“水滴線型”方案，即模仿鯨魚或魚雷的流線外形，以降低水下阻力、提高航速。當時國內主流意見傾向于采用較為簡單的“ cigar shape”（雪茄形），但黃旭華堅持科學判斷，組織大量水池試驗，最終說服上級采納水滴線型。這一選擇使中國核潛艇的水下性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第三，他創造性地解決了核潛艇重心與浮心匹配、耐壓殼體強度、反應堆小型化等一系列關鍵技術難題。例如，在沒有大型風洞和水洞的情況下，他帶領團隊用木模、鐵皮制作縮比模型，通過拖曳試驗獲取數據；在反應堆安全測試中，他親自參與模擬事故演練，確保萬無一失。

1970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長征一號”（091型）成功下水，1974年正式服役。1981年，第一艘戰略導彈核潛艇（092型）下水，1988年完成潛射彈道導彈試驗，標志著中國真正具備“三位一體”核打擊能力。這些成就的背后，是黃旭華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他從未見過父親臨終一面，母親去世也未能奔喪，兄弟姐妹一度以為他“背叛家庭”。直到1987年，《文匯報》刊登一篇題為《赫赫而無名的人生》的報告文學，隱晦提及一位核潛艇總設計師的奉獻，其母才從文中細節認出兒子。次年，93歲高齡的母親終于見到闊別30年的兒子，淚流滿面。這種“忠孝不能兩全”的犧牲，是那一代國防科技工作者共同的命運。

黃旭華的成功經驗可歸納為幾點：一是堅定的家國情懷與使命意識。他常說：“此生屬于祖國，此生無怨無悔。”這種信念支撐他在孤獨與壓力中前行。二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他反對盲目照搬國外模式，強調“從實際出發，用數據說話”。即使在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他也盡可能保護科研工作的獨立性。三是卓越的組織協調能力。作為總設計師，他不僅精通技術，還能凝聚數百名專家協同作戰，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優化配置。四是甘于寂寞的品格。他拒絕一切名利誘惑，幾十年不接受采訪、不寫回憶錄、不爭獎項，只專注于解決技術問題。

然而，黃旭華的職業生涯并非沒有“失敗”或遺憾。首先，受制于當時國家整體工業水平，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在噪音控制、自動化程度、武器系統等方面與美蘇存在明顯差距。例如，091型核潛艇噪音高達160分貝以上，極易被敵方聲吶探測，被稱為“水下拖拉機”。這一缺陷直到第二代核潛艇（093、094型）才逐步改善。黃旭華對此心知肚明，曾坦言：“我們造出了‘能用’的核潛艇，但離‘好用’還有距離。”其次，在特殊歷史時期（如“文革”），科研工作多次被迫中斷，技術人員被批斗，實驗室遭破壞，導致項目嚴重延期。黃旭華雖盡力周旋，但仍無法完全避免損失。他曾因“只專不紅”受到批判，被迫暫停工作數月，這對他而言是巨大的精神煎熬。第三，由于長期保密，他的貢獻長期不為人知，許多本應獲得的榮譽延遲數十年才被追認。這種“無名英雄”的狀態，雖體現其高尚情操，但也反映出國家在科技人才激勵機制上的滯后。

世人對黃旭華的評價極高。官方稱其為“共和國脊梁”“時代楷模”，2019年獲頒“共和國勛章”——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榮譽。學術界視其為中國艦船工程的泰斗，其技術路線和管理經驗被寫入教科書。普通民眾則通過媒體報道了解其事跡后，無不為之動容。2014年，他當選“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詞寫道：“時代到處是驚濤駭浪，你埋下頭，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窮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為國家最大的財富。”國際上，盡管西方對其具體技術細節知之甚少，但普遍承認中國核潛艇的快速進展離不開像黃旭華這樣的核心人物。美國海軍分析人士曾指出，中國核潛艇從無到有的速度“令人震驚”，背后必有杰出的工程領導力。

進入21世紀，黃旭華雖已退休，但仍關心核潛艇事業發展。他擔任顧問，指導年輕一代科研人員，強調“自主創新永遠是核心”。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中國第二代、第三代核潛艇相繼問世，靜音性能、作戰半徑、導彈精度大幅提升。094型戰略核潛艇搭載“巨浪-2”導彈，具備全球打擊能力；095、096型更被外界猜測已接近或達到西方第三代水平。這些成就雖非黃旭華直接設計，但其奠定的技術基礎、培養的人才隊伍、樹立的科研文化，是后續發展的關鍵前提。

黃旭華的“現在及將來成績”更多體現在精神遺產層面。他代表了一種價值觀：在國家需要面前，個人名利微不足道；在核心技術攻關中，耐心與堅持勝過投機取巧。這種精神在當今“卡脖子”技術頻現的背景下尤為珍貴。高校、科研院所常邀請他作報告，青年學子從他身上學到的不僅是專業知識，更是科研倫理與家國擔當。2020年，以他為原型的話劇《深海》在全國巡演，引發強烈共鳴。他的故事被編入中小學教材，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

當然，也有理性聲音提醒：不應將黃旭華神化。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師，但核潛艇是系統工程，離不開成千上萬普通科研人員、工人、海軍官兵的共同努力。過度聚焦“之父”稱號，可能掩蓋集體協作的本質。此外，核潛艇作為戰略武器，其發展也引發倫理討論——如何平衡國家安全與軍備競賽風險？黃旭華本人對此持謹慎態度，他曾表示：“我們搞核潛艇，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不讓別人欺負我們。”這一立場體現了防御性的國防理念。

展望未來，黃旭華的貢獻將持續發酵。隨著中國海軍走向深藍，核潛艇部隊的作用日益凸顯。新一代科研人員正站在他的肩膀上，向更安靜、更智能、更持久的核潛艇邁進。而他所倡導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的“09精神”，已成為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文化基因。在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的今天，這種精神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傳承。

總結而言，黃旭華的成功在于：以超凡的毅力與智慧，在幾乎不可能的條件下實現了國家重大戰略目標；其“失敗”或局限在于受時代條件制約，早期成果存在技術短板，且個人長期被歷史遮蔽。但正是這種“無名”的犧牲，鑄就了“有名”的國之重器。他的生命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愛國——不是口號，而是三十年如一日在荒山野嶺中計算一個系數，是在母親病榻前無法盡孝卻無怨無悔，是在功成名就后依然淡泊名利。黃旭華或許沒有錢鐘書那樣的文化光芒，但他用鋼鐵與核反應堆構筑的“深海長城”，同樣守護著中華文明的延續。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中國國防科技的豐碑之上，激勵后來者在未知的深海中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