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美術史家、美術理論家郎紹君先生于2026年1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87歲。郎紹君先生深刻地影響了學界對20世紀中國美術的認知,被譽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最重要的美術評論家之一。本文為其學生、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杭春曉新撰寫的紀念回憶文章。
這幾年,總在學習告別,告別歲月,告別往昔。人到中年、諸事困厄,能以長輩身份給予慰藉與力量的人,于我而言,是父親和郎先生。他們在,仿若生命仍有所依,尚能童心以自期,不至半夜醒來,唯見前路孑然。前年,送走了父親,內心燈塔,僅剩先生一人。雖然,先生身體每況愈下,可我總覺得,告別的這一天,仍是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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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紹君先生(1939-2026)
但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當天舒電話告知時,我雖有心理建設,大腦卻空白一片。無法相信先生真走了……我真的再也沒辦法,在某個午后,坐在他身邊,與他聊天。這一場景,從我隨先生讀書至今二十多年,那么方便地觸手可及。但現在,卻那么遙不可及,或是,再無可能。理智告訴我,這是真的。情緒,卻始終無法相信。我,陷入莫名的虛幻中,無真無假,只有時間在折返。
與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是2002年秋天。那一年,聽聞先生招博士,我不揣冒昧,書信自薦,至今仍記得信中一言:有心拜訪而無由自勉,總恐于唐突而罷于羞赧。未曾想,先生竟仔細看了我的材料,并向南京朋友了解我的情況。然后,某個午后,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陌生電話。接聽之初,電話那頭便傳來先生的和悅之語:我是郎紹君。我愣是半天沒反應過來,是誰打的電話。當然,先生未以之為怪,約我北京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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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郎紹君(左三)夫婦與其學生
那時,先生六十出頭,雖發量稀疏,然清瘦蘊藉、膚白而凈,眼神中透著思考的銳度與堅定。與先生的第一次談話,便在這樣的目光注視之下。時隔多年,我仍能記憶那種直視帶來的壓力——一種對學術問題的認真與執著。先生的語速柔緩,卻容不得半點含混,總用簡明直白的話語,直擊問題要害。彼時,我亂讀了些書,有些胡思亂想,在與先生的表述中,亦未注意語速,顯得氣盛有余卻漏洞百出。然先生不以為忤,耐心聽完后,竟復述我的邏輯,再層層追問,直至我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問題。他的語速,是那般地和緩,卻又那般地精準、鋒利,配合著他篤定而坦誠的目光,成為我對第一堂課的永恒記憶。
別時,先生囑我考前定要再來一趟。聽聞如此,彼時的我竊喜:以為應是要授以機緣。于是,考前半月急忙來京,再入先生廳堂。那個下午,先生和我聊了很多二十世紀美術史中的問題,并詢問我外語復習得如何。具體對話,今已模糊。但我永遠記得,彼時滿腦子都在歸納、記憶先生關心的具體問題。并且,此后半個月,我什么事都沒干,一門心思只想著怎么回答這些問題。誰知,看到考卷的第一時間,我的“竊喜”頓時“傻眼”,以至開考前十分鐘,我只想著一個問題:先生這是什么意思?
后來,入先生門下日久,我才想明白“答案”:先生根本沒有任何的世故之念。他約我來,僅是關心我復習得如何,尤其外語。與我聊及的問題,也確是那段時間他關心的話題,與考試無關。這段“插曲”,我從未對先生說起。今天,當先生離我而去時,“記憶”竟不由自主地浮現。與之相伴的,則是先生為人磊落、行事端方的樣貌。面對“他”,我不禁潸然。二十多年來,每每心浮氣躁、困頓不堪的時候,我總會“躲進”先生的廳堂,在他篤定而柔和的目光與言語中,獲得繼續前行的勇氣。在博士論文致謝中,我曾如此表述:“生計倉皇,人事浮躁,舉目繁華而欲心之靜者,世間之奢莫過于此。幸從郎師紹君先生,每臨心浮氣躁,往聽和悅之言、關切之語,總能稍稍釋然。先生于世淡然、于學虔誠之風范,亦令不才平添謹慎、敬畏之心,然后得數日安寧。”
今天,重讀這快二十年前的“文字”,淚水浸透目光,久久難以平復。彼時下筆,心中滿是幸運,因為先生始終就在那里;如今重讀,卻滿心悲傷,因為再也不能聆聽先生的“和悅之言、關切之語”。思至于此,淚盈滲鼻。二十年多來,即便遭遇與學術無關之生活困頓,我亦不斷叨擾先生。先生不僅不以之為煩,反與我分享他的“往事”,以其鮮活的人生體驗寬慰我。先生對我的付出,早已超越老師的“職責”。他不僅指引著我的學術之路,更是我生活的精神向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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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郎紹君先生(右)
日常,與先生相處,雖敬畏他,但內心卻是松弛。因先生總以平等的態度,和我們討論問題。他的嚴肅并非針對人,而是針對學術。是以,在他身邊,我從未感受到“壓迫感”。甚至,先生還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我的“胡思亂想”。每當我說些“天花亂墜”的想法時,他總是微笑地聽,似在鼓勵我,繼續下去。又因美研所的某些陳年舊事,耽誤了先生招生。我有幸成為先生的第一屆博士,同屆的還有華天雪。天雪長我九歲,為人率性,因本就在美研所工作,故與先生相處得更為放松,甚至以“老郎”相稱來開玩笑。每逢此時,先生總是呵呵笑著,露出他的一顆銀色補牙,開心不已。
生活中的先生,是和藹可親的,與人們印象中那位嚴肅的學者形象,截然不同。曾經,天詠幼子與先生嬉戲時,小手揮舞間打到了先生的臉。天詠嚴厲地教導了孩子,致使小朋友大哭起來。彼時,先生做了一樁令我終生難忘的事:他背起小孫子,在客廳里轉圈,還一邊笑著哄道:“打爺爺、打爺爺。”這一幕,讓站在一旁的我不禁莞爾,也真切地感受到,這才是生活中的郎老師。實際上,他是個內心柔軟且充滿溫情的人。一次,我帶豆豆探望先生,我與先生交談一些問題時,他留意到孩子在一旁百無聊賴,便起身到里屋,為豆豆取來畫畫的紙筆,還笑著鼓勵孩子,不住地夸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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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紹君先生(右)與作者父子
先生的內心,如一泓清泉,澄澈、溫暖。他的家庭氛圍,始終洋溢著濃濃的溫情。印象里,師母一直是面帶笑容地陪伴著先生。家有客人時,她總是熱情招待,忙里忙外,隨后與先生一同落座,與友人暢快談笑,甚至還會像朋友一樣,與先生相視而笑地討論問題。我入學時,先生已從紅廟搬到惠新北里,生活條件好多了。在這之前,先生的生活并不寬裕,不僅要照顧老母親,還要養育天舒、天詠。生活中,他與師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面對諸多不易,攜手走過了風風雨雨。他們相伴半個多世紀,共同營造了令我們最為樂意前往的先生的“客廳”。
從第一次走進這個“客廳”,到前數日與福山院長代表單位探望師母,時光已逝二十余載。我亦歷經世事,從青年步入中年,感觸良多。此間,老師的和顏悅色與談笑風生,抑或嚴肅的問題討論,一直伴我成長。林林總總,往事如屏,一幀一幀地流動……有些片段,鐫刻于我的生命硬盤,永不磨滅。猶記得,先生與我談及,在各類會議上需留意傾聽每個人的發言。因為只要認真聽,皆會有所裨益,或正向豐富自身,或反向推進反思。也即,先生盡管在學術問題上立場堅定,言辭犀利,卻是一個開放、寬容的人,樂于打開自己聽取他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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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紹君先生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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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紹君先生擬古畫作
我寫博士論文時,方聞先生來清華大學創建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并邀郎老師參與該中心的合作事宜。基于此,我成為方先生工作初期的助手,且受其影響,在博士論文中采用了圖像的切割化分析。郎老師雖然敬重方先生,愿意與他攜手共建研究中心,卻并不盲從方先生。他認為方先生的分析方法對早期圖像有效,對文人畫則缺乏有效性。因此,他當時和我討論最多的,就是我應該用什么樣的方法,展開文中的視覺分析。但討論歸討論,郎老師從不干涉我用什么方法,而僅是從他自身出發,耐心且持續地提醒我,協助我完善思考。多年之后,先生曾與我說:當年和我不斷地討論視覺的分析方法,并非要求我放棄新方法,而是依據他的經驗為我“校驗”,避免我陷入“為方法而方法”的誤區。最終,我的論文所涉及的作品分析,便是在郎老師與方先生兩種方法的校驗之下完成的。
我很幸運,得遇如此“開明”之師。他,從不要求我遵循他的思考路徑,甚至鼓勵了我的“任性”、“放縱”,僅是不斷予以提醒,以防“為理論而理論”,并引導我在史學規范中展開思考。博士論文的致謝中,我曾寫道:“有感吾輩偏于理性而疏于感性,總不厭其煩,糾纏史之細節。所謂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是之謂也。”
今天,在告別老師的日子里,再讀這二十年前的致謝,不禁潸然……
2026年1月25日于后沙峪
來源:杭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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