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一個北京兇宅的故事，親歷者真實講述的那種

那是我在北京最晦暗的一個冬天，咳嗽聲像破風箱一樣拉扯著我的肺，而所有詭譎的源頭，竟是一張五千塊租來一年的床。

那年我剛從一所不上不下的大學畢業，在豐臺看丹橋附近找了份工作。公司所在的大樓造型奇特，一半是沉郁的墨色玻璃，一半是刺眼的白色墻體，同事們私下都叫它“黑白格子”。加班是家常便飯，我便想著在附近租個房子。預算有限，只能考慮合租。電話里跟中介說明情況后，那頭沉默了幾秒，傳來試探的聲音：“倒是……有這么一個地方。租金特別低，地段也好。就是房東……有點特別，得見見租客。”

我心里有些嘀咕，看房還要“面試”？但囊中羞澀，還是按地址找了過去。在中介門店的塑料椅上，我干等了近兩個小時。期間幾次想走，都被一個臉上長著青春痘的中介小哥攔下，他壓低聲線解釋：“房東是位獨居的老爺子，住得特別偏，聯系一次不容易。但他真心想租，對人選特別上心。” 看我滿臉不耐，他湊得更近，幾乎耳語：“老爺子私下說過，人要是合適，租金……可以商量到難以想象的地步。”

終于，那臺破舊的座機響了。小哥接起，嗯啊幾句，忙不迭把話筒遞給我。聽筒里的聲音蒼老、遲緩，帶著一種并非京腔的含糊口音，像是隔著很遠的距離傳來。問了些尋常問題后，竟突兀地問起：“有對象了嗎？” 我如實說沒有。那邊似乎松了口氣。掛斷后，小哥搓著手，眼里閃著光：“老爺子讓你過去一趟，當面看看。成了的話，什么都好說。”

我們倒了好幾趟車，從公交到搖晃的郊區小巴，最后甚至搭了一段老鄉的農用三輪。深秋的京郊，山色層林盡染，景致開闊，我卻無心欣賞。目的地是延慶山坳里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村落。老爺子的小院孤零零坐落在半山腰，夯土墻，木柵門，院里一口老舊的壓水井，墻上掛著一串串猩紅的干辣椒，在午后的陽光下有種凝滯的安寧。

老人比想象中更瘦削，背微微佝僂，但眼睛卻很亮。他自稱姓韓，早年在首鋼工作。“煉鋼的，吃灰塵。”他咳嗽兩聲，揮揮手，仿佛要趕走看不見的煙塵，“十年前查出來的，肺癌。都說沒治了，我就想啊，城里的空氣是毒，山里的風總干凈點，來這兒算是……等日子吧。” 他咧開嘴，露出稀疏的牙，“沒想到，跟山雀松鼠作伴，胡亂吃點自己種的菜，這身體反而不疼不喘，硬是拖到了現在。” 他仔細端詳我的臉，又問了幾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比如老家氣候、平時愛吃什么。最后，他慢慢從懷里掏出一串用紅繩系著的銅鑰匙，放在我手里。

“房子舊，但還能住。” 他說，“租金，一年這個數。” 他伸出五根枯竹般的手指。

我心里一沉，盤算著五千一個月還是太貴。他似乎看穿我的心思，笑起來：“一年，五千。”

我愣住了，幾乎不敢相信。中介小哥在旁邊拼命使眼色。我連忙道謝，老爺子卻緩緩搖頭，目光越過我，看向院子里那棵葉子落盡的老槐樹，低聲說：“不用謝我，小伙子，世間的事……難講誰幫了誰。”

離開時，我回頭望去，他依然站在院門口，白發在蕭瑟的山風里飄動，身影單薄得像一張舊紙片，仿佛隨時會被吹走。

當天晚上，我就拖著簡單的行李搬進了那個一樓的小兩居。屋子陳設老舊但還算整潔，前一位租客似乎走得匆忙，留下幾本理工科的專業書，我隨手塞進了書架。最初幾天，只是覺得房間里有一股淡淡的、類似舊木頭和濕土混合的氣味，心想一樓難免潮些，并未在意。

變化是悄然發生的。先是極易疲勞，明明睡了七八個小時，上班卻像熬了通宵。接著睡眠開始出問題，不是失眠，而是墜入一連串破碎、壓抑的夢境，醒來時心悸不已，滿身虛汗。最折磨人的是咳嗽，無休無止，從喉嚨深處牽扯出空洞的回響，吃任何藥都似泥牛入海。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瘦下去，眼窩深陷，同事見了都半開玩笑地問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去醫院，抽血、拍片，一套流程下來，醫生看著幾乎正常的化驗單，也只能歸咎于“壓力過大”、“適應性焦慮”。有同事好心，推薦了一位老中醫，說是在胡同深處，頗有奇名。

診所藏在東城一片即將拆遷的胡同里，門臉窄小，毫不起眼。推門進去，濃重的草藥味撲面而來。坐診的醫生確實很老，滿頭銀發梳得一絲不茍，臉頰卻有著不尋常的紅潤。他正在看報，手邊一個小瓷杯，飄出若有似無的酒香。他抬眼瞥了我一下，示意我伸手號脈。手指搭上來，力道沉實，片刻后，他讓我撩起后背的衣服。

“趴下。” 他的聲音平淡，卻不容置疑。

冰涼的酒精棉擦過皮膚，隨后是細如牛毛的針尖次第刺入的微痛。他下針極快，手法穩準。留針約莫半小時后起針，他又用一種溫熱的褐色藥膏涂滿我的后背，再用一塊干燥的白布敷上，手掌隔著布徐徐按壓。屋子里很靜，只有舊鐘的滴答聲。

然后，他揭開了那塊布，舉到我面前。

我看見了兩個輪廓清晰的印痕，對稱地烙在布上，顏色是沉郁的灰黑，形狀古怪，邊緣仿佛有些細微的枝杈，像兩片腐敗的、巨大的葉子拓印了下來。一股寒意從尾椎骨竄上頭頂。

“小伙子，”老醫生拿起他的小瓷杯，啜了一口，眼神銳利地看著我，“老家哪里的？父母姓什么？外祖家呢？”

我一頭霧水，依言回答。他聽著，不時搖頭，直到我提到母親娘家一位早已疏遠、幾乎沒什么走動的姨公姓氏時，他搭在杯沿的手指微微一頓。

“這個姓……倒和我有些淵源。” 他放下杯子，神色緩和了些，“既然碰上，也算緣法。你回去，仔細看看你睡的床。記住，如果看到什么不合常理的東西，不要自己動手，立刻給我打電話。”

他將一個號碼寫在一張泛黃的電費單據背面，遞給我。我懵懂地接過，道謝離開。走到胡同口，回頭望去，那扇木門已悄然關上。

回到那間一樓的小屋，已是下午四點，冬日的陽光斜射進來，在水泥地上投下長長的、冷淡的光斑。我站在臥室門口，看著那張厚重的老式木床，深吸一口氣。先查看了床底，用手電照著，除了灰塵和幾雙前任遺棄的破拖鞋，似乎沒什么異常。但水泥地面摸上去，有一股沁入骨髓的陰濕感，這在北京干燥的冬季極不尋常。我甚至看到一只多足蟲快速爬進了墻壁的裂縫。

問題看來在床本身。我費力地掀開褥子、床墊，露出了底下暗紅色的舊床板。木板厚重，拼接的縫隙里藏著經年累月的污垢。我注意到床頭部位有幾塊板子的拼接方式有些特別，像是可以活動。找來一把舊螺絲刀，沿著縫隙用力，隨著令人牙酸的嘎吱聲，一塊長約一米五、寬約半米的木板竟然被撬松了。

一股更加濃重的、仿佛積存了數十年的陳舊氣息混合著霉味涌了出來。我強忍著不適，將那塊木板完全移開。

下面不是實心的床架，而是一個刻意打造的、長方形的深槽。內壁粗糙，沒有上漆，裸露著木頭原來的紋理。更讓我血液幾乎凍結的是，那凹槽的形狀，前寬后窄，在昏暗的光線下，赫然呈現出一具粗糙棺材的內部輪廓。就在這“棺槽”的正中央，整齊地疊放著一套衣物——不是尋常衣服，是面料僵厚、顏色深黯的中式褂褲，而且里面似乎用細篾條支撐著，使得上衣和褲子都呈現出一種扁平的、等待填充的“人形”。

我猛地后退，脊背撞到冰冷的墻壁，心臟在胸腔里瘋狂擂動，冷汗瞬間濕透了內衣。房間里死一般寂靜，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喘息聲。暮色正飛速吞噬著窗外最后的天光。

不知過了多久，我才想起那張寫著號碼的紙片。手抖得幾乎握不住手機，試了幾次才撥通號碼。鈴聲響了很久，就在我以為無人接聽時，那邊傳來了老醫生平穩的聲音。

“看到了？”他問，似乎早有預料。

我喉嚨發緊，只能擠出一個“是”字。

“聽好，”他的聲音帶著一種令人安心的冷靜，“今晚別在那里過夜。去找個旅館，或者回公司湊合一夜。明天正午，陽氣最盛的時候，你回去處理。準備些糯米，最好是陳米，再買些干燥的艾草，一瓶高度白酒。把床板下那‘東西’全部清理出來，帶到遠一點、空曠一點的地方。先用米和艾草蓋一遍，然后澆上白酒，徹底燒掉。燒完的灰燼，找條流動的河，撒進去。做完就走，別停留，也別回頭看。”

他頓了頓，補充道：“做完這些，你來我這兒一趟。給我帶二兩醬牛肉，一瓶‘二鍋頭’，要紅星綿柔8。”

最后這句突兀的要求，反而沖淡了一些恐怖的氛圍。我記下步驟，掛了電話，幾乎逃也似的離開了那個房間。

第二天，我按照囑咐，一一照辦。當那套空洞的衣冠在火焰中扭曲、蜷縮、化為黑灰時，我并沒有感覺到什么靈異事件發生，只有一種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污穢感隨著煙霧一同升騰消散。我將灰燼撒入冰冷的河水，頭也不回地離開。

下午，我提著牛肉和白酒，再次拐進那條胡同。然而，那間診所的門鎖著，隔壁一位曬太陽的大爺說，這屋子空了好一陣子了，以前是有個中醫，但早就搬走了，聽說跟著孩子去外地了。

我愣住了，拿出那張寫著號碼的電費單。大爺瞇眼看了看：“這號碼……像是以前這部公用電話的號，早八百年就拆啦。”

我站在胡同口，冬日的風吹得臉生疼。手機里，那串撥通過的號碼，此刻再打過去，已是空號的忙音。

后來，我很快搬離了那個房子，身體也慢慢好轉，咳嗽停了，睡眠也安穩下來。那段經歷像一個荒誕又清晰的夢。很久以后，一次偶然的家庭閑談中，我向母親問起她那位遠房姨公家的事情。母親想了想，說：“哦，那一家啊，祖上好像是在藥材行當做事，有點名氣。那位姨公自己就是個挺有意思的老先生，據說對古古怪怪的民間偏方有點研究，人也豁達，愛喝兩口，活到很大年紀，算是無疾而終。”

我聽了，只是點點頭，沒有再追問下去。那個寒冷的冬天，那間潮濕的房子，那張古怪的床，還有胡同深處似真似幻的老醫生，都漸漸沉入記憶的河底。只是有時候，在極其安靜的深夜里，我還會想起延慶山腰上，那位韓老爺子目送我離開時，那雙映著山影的、過于明亮的眼睛，和他那句輕飄飄的：

“世間的事，難講誰幫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