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錨定流動的時代，南方周末N-TALK“文學之夜”實錄

第七屆南方周末N-TALK“文學之夜”現場

2025年，作為21世紀第一個四分之一的收尾，映射出中國社會百年歷程中劇烈而鮮明的變遷節奏。從革命戰爭到技術革新，持續的社會變動讓代際經驗出現斷裂，也為文學注入了豐沛的生命力——時代斷裂、命運分岔與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堅守，始終是文學反復叩問的核心命題。

在此背景下，第七屆南方周末N-TALK“文學之夜”于2026年1月24日晚在廣州舉行。“在一個變化如此迅速的社會中，文學究竟還能提供些什么?”本屆演講以“文學與社會變遷”為主題，邀請五位寫作者共同探尋答案。

蘇童、班宇、柯嵐、阮夕清、路內五位嘉賓的寫作路徑迥異，卻共同將目光投向大時代中的個體命運。他們以各自的文本實踐回應了文學的當代意義，蘇童將時代比作“記憶的抽屜”;班宇以一場1999年沈陽的搖滾現場為引，勾勒聲音與吶喊背后的社會陣痛;柯嵐從清代法律切入，揭示《紅樓夢》中女性以死抗爭的無聲悲劇;阮夕清拾取市井街巷的“無名語言”，為沉沒的普通人建立文學檔案;路內則借家族史寓言，探討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人精神韌性的形成。

他們用作品和思考證明，文學是記憶的容器，是聲音的放大器，是理解人性的橋梁，更是對抗遺忘、錨定自我的精神坐標。

主持人、南方周末資深記者林子人

蘇童：時代是“記憶的抽屜”，創作要“向后看”

“當你向后看，回眸一望的時候，恐怕現實生活以一種無比清晰的樣子，會給你呈現它的結構、它的肌理、它的骨骼。”作家蘇童以此解釋自己為何在寫作中選擇“向后看”。他認為，社會的劇烈變遷之下，關乎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本質部分相對恒定，而文學的作用正是捕捉這種恒定。

這種向后的漫長注視，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在時過境遷后，看清生活的紋理與骨骼。他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好天氣》回望了20世紀70至90年代，正是這一理念的實踐。

蘇童比喻，時代留給每個人的，是一只只“記憶的抽屜”。抽屜里裝著的，可能是一臺童年時的壞收音機，一封關乎熱戀或失戀的信，或一張意義模糊的借條。這些記憶物件并非靜止，它們總在騷動，渴望被打開。在蘇童看來，寫作的起點，就在于選擇打開哪一只抽屜，并決定如何審視里面的藏品。“記憶抽屜”的“鑰匙”并非預先存在，而是在寫作過程中慢慢探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寫作的樂趣所在。

蘇童的方法是從“小”處著手。他坦言“一個人的世界是小的”，如同自己在南京的房子里，窗外看見長江便已足夠，無需奢望黃河。記錄時代的雄心，必須從誠實面對自家窗外的風景開始。他相信，那些微小的、確切的個人記憶，自有通向博大與深刻的力量。

他將時代本身比作無法擁抱的浩瀚大海。面對這片大海，作家的職責并非描繪其全貌，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是去忠實記錄海邊的一塊礁石、一群飛過的海鳥，或一次晝夜不息的潮汐。他認為，這些具體的細節，正是大海的表情與眼神，是時代最真實的肌理。

談及現實主義創作，他提出“謹慎現實主義”的觀點：如今的現實主義已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式的“開腸剖肚”，而更像“微創手術”。就像北京霧霾嚴重時有人售賣霧霾，玻璃罐中雖無形可見，卻依然是最真實的現實。因此，文學創作的關鍵，是讓讀者相信“你的時代就是他的時代，你的現實就是他的現實”。

蘇童

班宇：合適的作品，總會在合適的時代出現在你眼前

“新東北作家群”代表人物班宇，攜2025年出版的小說集《白象》亮相。他以《青春的紀念碑》為題，用音樂與回憶串聯起對社會變遷的思考。作為熱門劇集《漫長的季節》的文學策劃，他的寫作始終扎根東北社會現實，以克制有力的敘述，記錄轉型年代普通人的命運。

班宇的演講從一個名字開始——“青春的紀念碑”。這是沈陽一支活躍于上世紀末的地下樂隊一首代表作的名字。作為寫了十幾年樂評的創作者，他沒有直接從文學談起，而是選擇回到1999年秋天位于沈陽的魯迅美術學院操場。在那個尚無音樂節與Livehouse概念的年代，一場匯集了多支京城搖滾樂隊的露天演出，通過口口相傳成為了一個事件。

他記得那個傍晚，當本地一支樂隊登臺唱起那支歌時，黑壓壓的操場上亮起了零星的火光，那是學生們點燃的廢樹枝、用過的宣紙與失敗的畫作。火光與煙霧中，歌詞唱著“在流逝的時空之中，你終于失去了年輕”，而臺下數千觀眾的共同吶喊，蓋過了歌聲。班宇望向遠處正為千家萬戶輸送電視信號的彩電塔，再環顧這片吶喊的“黑色大洋”，他感到震撼。多年后他回想，那吶喊聲中不只有學生，還有附近茫然無措的居民與下崗工人。一種個人的青春情緒與一個集體的變遷時刻，在音樂中模糊了邊界，以至于許多人忘記了那天是如何回的家。

這把來自1999年的鑰匙，為他開啟了之后一連串的記憶。2005年，高中畢業的散場時分，左小祖咒那張被視作“天價”的唱片《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成了離鄉火車上的背景。到了2008、2009年，一種近乎沸騰的公共熱情，推動著他和同伴去啃讀《卡拉馬佐夫兄弟》與福克納。也是那時，萬能青年旅店在歌里唱道，“那些智力超常的人啊，認為已經掌握了云和閃電的習性，不再迷惑，也不再了解自己、世界和他人”。這令他反思，在巨大的熱情中，人是否反而喪失了了解真實的能力。

時間繼續向前，演出場所與出版資源都變得無比豐富，但選擇的困境也隨之而來。當喜歡的歌曲后面會涌出數十首類似的推薦，當書海無涯難以挑選時，班宇發現自己會不斷回望過去那些清晰的節點。

“合適的作品，總會在合適的時代出現在你眼前。”他逐漸意識到，一個人在某個時間點聆聽的音樂、閱讀的文字，從來不是偶然。它們總是與當時的社會變遷息息相關，這些書頁與旋律承載情緒、喚起共鳴，甚至蘊藏變遷的密碼。

因此，班宇覺得，寫作者似乎隱含著一種使命，但他們絕非預言家，甚至無法預言自己的未來。大家不過是時代洪流中心跳頻率相近的共同體。最終，那些能精準捕捉并呈現此心跳聲的音樂、文學與時刻，才得以穿越時間的迷霧，成為一座屬于更多人的紀念碑。

班宇

柯嵐：《紅樓夢》藏著對女性的深切共情

柯嵐的身份有些特別，她是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日常教授中國法治史，也是一位擁有三十多年閱讀經歷的“紅迷”。她的專著《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從法律史角度解讀經典，揭開紅樓女性悲劇的時代根源，將12位紅樓女性與12個清代法制問題相對應，為經典解讀提供了全新維度。

數年來的研究，讓柯嵐發現了一個殘酷的歷史事實：清代法律系統地漠視女性生命，甚至以獎賞激勵自殺。一個女性若被調戲后選擇自殺，其家族可獲得四十兩白銀和一座貞節牌坊;若在性侵害中無法自證被迫，自殺就成了證明清白、避免反被定罪為“合奸”的唯一途徑。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被法律固化后，女性的生命價值被置于貞節之下。

柯嵐講述了一則嘉慶年間的真實案例，江西婦女邢吳氏因反抗禽獸公公的侵犯，反被判處“斬立決”。雖經刑部官員同情得以免罪，但這僅是罕見的僥幸。通常，類似處境下的女性，順從是死，控告是罪，反抗亦是死。她們看似“自愿”的絕路，實則是法律與社會輿論共同逼迫的結果。

帶著這份法律史的眼光重讀《紅樓夢》，柯嵐對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等人的自盡有了全新認知。她們的死，并非簡單的命運薄幸或性格剛烈，而是一種在絕境中，用生命完成的、最后的微弱抗爭——以“威逼人致死”的條款，為自身討回一絲渺茫的公道。書中，加害者鮮受譴責，輿論卻齊指她們“不貞”，這正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冷酷映照。

柯嵐指出，《紅樓夢》筆下的很多絕命女性都不可能被載入史冊，她們是在歷史長河中被淹沒的個體，即使出現在歷史之中，可能也只是在刑事司法檔案里做一個無名的被害人。而《紅樓夢》將她們記錄了下來，讓人們意識到這些生命也是很美好的，卻被無情毀滅。曹雪芹無力在現實中為她們找到出路，只能構筑大觀園這個短暫的烏托邦。而全書“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底色，也并非來自外來的啟蒙思想，恰恰源于傳統儒釋道文化內部生發出的樸素平等觀與深切悲憫。

柯嵐坦言，早年讀《紅樓夢》，她也曾沉迷于探究那些有關情意的章節，甚至也不太喜歡這個悲劇的結尾，直到教授中國法治史、翻閱大量清代司法判例，又目睹了更多現實人生后，她才真正聽懂了書中那曲悲歌，認識到《紅樓夢》并非單純的家族秘事或婚戀悲劇，而是大時代下女性群體的命運史詩。

柯嵐

阮夕清：文學，人類文明的溫柔算法

作家阮夕清的登臺，帶來了幾個年代里普通人的聲音。他的演講《社會變遷里的無名語言》，從1987年無錫弄堂的深夜開始，一位爭吵后仍未平息的老阿婆，在凌晨兩點的雨中轉而高聲咒罵自己。小學五年級的阮夕清推開窗戶，不理解為何罵聲需要聽眾，即使整個世界都已沉睡。

時間來到1991年，他的鄰居張海生堅信自己掌握了與天馬星人溝通的語言，卻只能在那種含糊的“天馬星語”中，夾雜幾句“晚飯吃了嗎”這樣的無錫話，才能被人勉強聽懂。阮夕清覺得，有些人失去了輸出清晰、功能化語言的能力，只能講“泥沙俱下的話”。

1999年的故事關于一位叫陳國良的保安。他曾是糖果廠工人，下崗后被安置到百貨公司。為了融入年輕同事，他編織了一個與當時剛出道的臺灣女明星戀愛的秘密。阮夕清識破了謊言，卻有些感動。他把這個謊言理解成對方調劑生活的方法。“他妄想著那位女明星剛剛出道，說明陳國良的生活是當下的，他在關注著娛樂信息，”阮夕清說，“他在用他的方式和時代保持同頻，時代的卡車不斷向前，陳國良靠一只手吊在了車門上搖搖晃晃，隨時會被拋掉。”

2026年，阮夕清讀到AI進入“行動智能”新紀元的文章，他意識到一個“科幻現實主義”時代已然到來。而他寫作的源頭，正是這些來自1987年、1991年、1999年的“無名者的語言”，這也成為他理解人和社會關系的一個渠道。他認為，每個人的語言中都藏著獨特的生命密碼，當這份密碼無人繼承時，文學將成為最后的數據庫，一種“溫柔的算法”，是高速發展中最后的自留地。

演講的最后，阮夕清分享了一個故事，他的母親患病后，反復叮囑他“出門帶包餐巾紙”。這讓他想起《銀河系漫游指南》里的一個設定，地球被強拆后，毛巾是星際漂流者最有用的工具。他把這稱為“一個人的科幻現實主義”，并相信無論社會如何變遷，這類最樸素的人類經驗與情感，將是碳基生命與未來硅基生命之間永恒的共識。

阮夕清

路內：文學是對虛無的抵抗

路內已經五年沒有更新電子產品了，柜子里堆滿了舊手機和電腦。他發現當自己不再追逐新款時，一種變化發生了。電子產品構成了一個時代變遷史，在路內心中，這大概就是文學和時代某種關系的隱喻，“當你還在用的時候、當你覺得不夠的時候，你是用戶。當有一天停更，你覺得事物已經足夠了，你就逐漸變身為文學”。

文學既有懷舊，也有批判，核心是跳出來看待時代。他還提到，文學不僅存在于寫作與閱讀中，那些較少讀寫的人身上也有文學性，文學給予每個人隱形的“自我生命講述權”。

如何理解這個充滿變遷的時代?路內認為時代有兩副面孔：“一類是客觀的，書寫在紙面上的”，記載著戰爭與遷徙，另一類是主觀的，“是人所經歷的”，充滿人心的變動與聚散無常。而文學處理的正是后者，是人們在時間洪流中的具體感受。

個人具體的經驗，成為對抗時間混沌的第一個坐標。路內回溯到1992年夏天的一個雨天，他騎著父親的舊自行車去工廠報到，“那個雨披就一直纏著我的脖子”。這個浸透雨水的瞬間成為他記憶的錨點。他想象，如果后來的一切輝煌變遷都是一場“黃粱夢”，自己愿意從這里醒來。

比時間流逝更深的恐懼，是絕對的終結。路內說起曾向四歲的女兒描述“世界末日”，結果嚇哭了孩子。他隨即意識到，“我想文學的另一面是堅決不承認有世界末日，對于那個遠遠超出我們所認知的虛無結局表示抗拒，所以你可以大哭”。

路內看到，偉大的文學作品都在構建各種形式的時間庇護所。他欣賞《本杰明·巴頓奇事》里倒著活的人生，《百年孤獨》里循環的家族姓名，以及《紅樓夢》中那“只有四季而沒有年代”的大觀園。

這種對時間的重構，自然延伸到對群體命運的書寫。在談及新作《山水》中那個跨越六十年的家族故事時，路內對“中國人的精神”給出了自己的理解：一種是“寬忍”，另一種是一直以來對現代化從不放棄的追求，百年來無論歷經何種磨難，中國人從未放棄在物質、組織與精神層面的現代化探索，這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

責任編輯：韓璐(EN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