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藝術壯舉！《雪域使命》再現粵藏文化交融歷史

西藏雪域是眾多藝術家與文化人心中的“文化圣地”，以此為主題展開的美術創作匯成了中國藝術家一部多彩的“精神史”。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宣告成立之時，一支由廣東、浙江、四川青壯年藝術家組成的采風團隊，曾隨中央代表團赴藏。他們親歷自治區成立大會，深入藏區高原和藏民生活，記錄西藏解放巨變，并為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創作多幅巨制，更為中國文化史留下濃重一筆。

1965年在藏北草原，隨中央代表團赴西藏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右二梁世雄，左一為劉濟榮

　　當年入藏的七位藝術家中，梁世雄、劉濟榮來自廣東，均為嶺南畫派重要傳人。他們深入藏地，歷時半年，行程千里，成為新中國首批以現實主義題材描繪西藏的藝術家，傳承光大嶺南畫派精神，繪就粵藏山海之情。

　　2020年，以嶺南美術出版社編纂《梁世雄全集》為契機，梁老有關此次西藏藝術之旅的大批珍貴記錄首次被研究者發現梳理。2023年，編輯團隊通過多方聯絡與打聽，終于找到了當年入藏的七位藝術家或其家屬。盡管資料多有缺失，但由于每位藝術家及其家屬都對那次西藏之行極為重視，故而文獻資料的脈絡依然清晰。

　　2025年，中國美術館原副館長梁江與嶺南美術出版社團隊，捧出重要成果——他們編撰《雪域使命——1965年中央委派藝術家入藏圖像史》，挖掘出60年前那一場絢麗酣暢的藝術壯舉。

　　值此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之際，羊城晚報記者翻查本報過往對梁世雄先生的請益，通過采訪梁世雄、劉濟榮等畫家的后人，以及《雪域使命》研究編撰團隊，試圖再現這段粵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切片。

　　踏上旅途：

　　新中國首批以現實主義題材描繪西藏的畫家來了！

　　“西藏之行，將會留下一段難忘的經歷。我想這次不單是為了畫一批畫，也是要在思想、生活、技法三方面得到全面的鍛煉。”1965年8月，時年32歲的廣州美術學院教師梁世雄，鄭重地在一本全新的藍色封面筆記本上，寫上了第一句話。

　　多年之后，梁世雄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也曾多次回憶起這段往事。

　　“當時要求年齡在三十歲左右，因為西藏自然環境嚴峻，年紀太大的老師不行。”梁世雄說。那次和他同行的，還有六位青壯年藝術家。他們是：同樣來自廣美的劉濟榮（34歲），以及來自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姚耕云（34歲）、杜英信（25歲），還有四川省美術家協會的牛文（43歲）、李煥民（35歲）、藏族藝術家其加達瓦（20歲）。

　　如后來我們所知道的，這七位藝術家成為了新中國首批以現實主義題材描繪西藏的畫家。當時他們被分為兩組——劉濟榮、梁世雄、姚耕云、杜英信從事國畫創作，被稱為“國畫組”；牛文、李煥民、其加達瓦從事版畫創作，被稱為“版畫組”。其加達瓦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雖然我們兩個組從事的畫種不同，但我們共同的目地和任務都是為北京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創作美術作品。”

　　兩組藝術家行程有別，且到達拉薩以后，住處距離較遠，很少同時參加某一項活動，最終只在采風之旅的尾聲會合。據梁江等人的考究，版畫組三人結束拉薩慶祝活動，由藏北當雄縣開始近五個月的寫生和創作，國畫組四人也在有關部門安排下離開拉薩，開始深入生活的行程。

　　為了準確梳理七位藝術家西藏之行的路線，梁江及研究團隊在2023年多次拜訪其加達瓦，但年近80的其加達瓦已經很難完整回憶起版畫組當年的具體行程。所幸的是，在其他藝術家的藝術年表及作品創作信息里，尤其在姚耕云的藝術年表上，他們將國畫組的行程路線與速寫作品上的題記，一一對應了起來。

　　一張歷時半年、跨越千里的行程圖漸露真容：他們在西藏的行程以拉薩為中心，東至與四川交界的昌都，北至臨近青海的那曲，南抵與不丹交界的亞東，西至日喀則。

　　關于這次入藏的壯舉，姚耕云曾自豪地宣稱：“9月18日，從拉薩乘汽車出發，沿川藏公路作采風之旅，寫生路程達2313公里。隨車先后翻越二朗山、折多山、雀兒山、甲皮拉山等14座大山，跨過大渡河、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急流十余條。”

　　“他們不畏西藏海拔高，氣候惡劣，交通不便和語言不通等障礙，從藏北草原到藏區農村參觀訪問，與藏族同胞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收集創作素材。為期數月的寫生創作，他們去過很多地方，走進牧區，深入農場，尋訪哨所，走近邊陲，幾乎踏遍了能去的所有地方。”梁江說。

　　七位畫家結束西藏之行后，返程途經敦煌，還一起觀摩、臨摹敦煌壁畫。在藏期間，版畫組創作出了一批有廣泛影響的木刻組畫，于1966年春節前夕回到了四川。按預定安排，國畫組在1965年12月返回北京，并在北京西藏辦事處開始了長達四個多月的閉門創作，最終完成了四張巨制。

梁世雄西藏筆記

　　難忘見聞：

　　與見所未見的雪域高原素材撞了個滿懷

　　一路風餐露宿，但滿目奇觀，讓藝術家們大飽眼福。

　　杜英信在后來的回憶里寫道：“波密四周之景集一年四季景色于一圖，壯美偉雄，令人嘆為觀止。霞客如能游歷川藏路，則黃山之奇偉峻險又何足道也。”當他們回到四川，瞻仰宏偉的樂山大佛時，只覺大佛“與川藏路之雄觀奇景相比，似盆中觀景”。

　　高原之旅給青年藝術家們留下的深刻印象，遠遠不止于風景。

　　正如廣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張雪峰所指出，西藏自治區的成立絕非簡單的行政區劃調整，而是一場以制度重構實現社會形態躍遷的深刻變革。這場變革確立了新型的社會制度，使農奴的命運發生根本性轉折，所有藏族人民的命運從此被改寫。

　　社會變革讓世代生活在農奴制枷鎖下、長期被當作“會說話的牛馬”的農奴和奴隸，第一次擁抱自由，從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

　　在劉濟榮的手稿中，記錄了一位名叫盤珠措姆的73歲老阿媽。她為農奴主當了63年的奴隸，當她不能勞動的時候，農奴主就把她攆去討飯。平叛之后，民主改革分到房屋和土地、衣服、家具，互助組的青年輪流為她照顧生活。

　　她告訴劉濟榮：“舊社會60多年，農奴主給我的只有一條批（被）子和‘糖鍋’（討飯用）。解放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給了我這么多的東西。在舊社會，我希望盡快地升天（死去）。新社會，我希望多活73歲。”

　　克松是藏區最早成立農民協會的地方之一，在中國共產黨推動的西藏民主改革進程中具有重要象征意義。在四百多年歷史的克松谿卡莊園，藝術家們訪問了從小當奴隸，受盡迫害而反抗的尼瑪次仁，參觀了農奴的監獄和他們居住的牛房，深受震撼。

　　梁世雄記錄到：“這座莊園不知花了多少農奴的血汗，但設計這個莊園的木匠，卻被領主砍去了右手，為了主人的吉利，還把木匠的四個孩子活埋了。在舊社會，奴隸確是成了會說話的牲口。 ”

　　藏族藝術家其加達瓦對此更是感同身受。據其自述，他出生在四川甘孜州甘孜縣，九歲時候母親病逝淪為孤兒，童年在農奴制度下飽嘗人間苦難，屢次在死亡線上煎熬。“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才使我的家鄉撥云見日，我和其他十個無家安身的孤兒才有了自己的新家——甘孜縣新建的人民小學，新家不僅有吃、有穿、有住，還能上學讀書，從此結束了我童年的噩夢，開啟了我新的人生。”

　　來自其他地區的青年人，在這片陌生的高原上，與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雪域景觀和生活素材撞了個滿懷。一路上，青年藝術家們邊走邊看邊畫，持續創作，每人都畫了不下五六百張的現場速寫，還拍攝了數百幅難得的紀實照片。藝術家們不約而同地記錄了同一個瞬間、同一個事件、同一群人或個體——

　　人們揮舞著橫幅，成群結隊地熱烈歡迎中央代表團的到來，并隆重舉辦了歡迎大會與西藏自治區成立大會；藏區采風之旅上，他們忠實記錄下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點滴：忙碌收割的農夫，擠奶并制作酥油茶的女工，建設鐵路的康巴漢子；在豐收的季節里，人們沉浸在勞動的喜悅之中，一堆堆晾曬的青稞、一垛垛豐收的棉花、一個個碩大的蘿卜，無不彰顯著“換了人間”的盛景。

　　“早晚溫差大，氣候寒冷，然而來采風的同志們盡最大的努力克服手足僵硬的困難，眼睛仿佛看不夠，耳朵仿佛聽不夠，心里也時時洋溢著激動。”梁世雄記下了那段珍貴的生活，還記錄了自己聽到的西藏民歌：“親愛的解放軍啊，我們一塊修路幾個月。公路通了，你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你不用走路，我們有快馬；你不用帶干糧，我們給你磨最細的糌粑。親愛的解放軍啊，你們是毛主席派來的親人！”

梁世雄《雪山雄鷹》93.5cm×118cm，1965年

　　激情創作：

　　西藏題材甚至成為他們一生的藝術主線

　　入藏之行長達數月，從自然景觀到社會生活不同層面都體察感受過了，新的生活經歷大大充實和豐富藝術積累，為他們接下來的藝術創作做了堅實鋪墊。

　　正如梁世雄在筆記上思考的：“這幾天來畫了不少畫，恐怕是來西藏后畫得最多的，也是畢業以來畫得最多的一次。手也比較嫻熟了，業務上要提高，不能離開實踐。”

　　“版畫組”三人團隊在藏期間創作出了木刻組畫《高原新歌》《藏族女教師》《毛主席的好戰士——王杰》等有廣泛影響的優秀作品。他們為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創作了《歡呼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主題木刻組畫，分別是：牛文《毛主席派人來》《莊嚴的一票》；李煥民《西藏自治區成立大會》《人民代表次仁拉姆》；其加達瓦《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人民的大喜事》。隨后，版畫組受邀為西藏第一部報告文學集《高原新歌》創作插圖。

　　國畫組四位藝術家于1965年12月返回北京，并在西藏辦事處閉門創作四個月。分別為北京人民大會堂西藏廳繪制巨幅國畫《天塹變通途》（姚耕云）、《羌塘草原之春》（杜英信）、《雅魯藏布江兩岸豐收忙》（劉濟榮）、《雪山雄鷹》（梁世雄）。

　　然而，創作完成后不久，時局變化而來。這四位藝術家為人民大會堂創作的原作品不幸遺失在歷史的洪流中，甚至連保存記錄也無從查證。

　　但幸運的是，透過四位先生精心保存的草稿以及他們后來重繪的作品，我們仍能窺見那些作品的非凡風采。尤其是梁世雄的數件草圖，清晰地展示了作者的創作構思與優化過程。梁世雄為此精心繪制了三幅畫稿，目前所存的、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雪山雄鷹》底稿，也是畫家留存的最接近原作品的畫稿。

　　“西藏之行，對每位藝術家都影響至深。”梁江認為，入藏還影響了七位畫家一生的走向，重構了他們的藝術生涯。1965年之后，七位藝術家均創作了不少以西藏為主題的優秀作品。據藝術家本人或家屬不完全統計，無論大小，合計達5000余幅。尤其是牛文、李煥民、其加達瓦、劉濟榮四位藝術家，1965年后又多次入藏采風，以西藏為題材的創作甚至成為他們一生的創作主線。

　　劉濟榮之子、廣州市美協主席劉思東認為，劉濟榮眾多作品的創作源頭，可以追溯至其入藏所畫的速寫與草圖。其中，1972年應全國美展之需創作的《昆侖道班》，描繪的是暴風雪中四位男女青年養路工在鏟雪的場景，由解放軍、道班工人、藏族同胞組成的護路隊無畏風雪保障青藏線的通行。

　　“西藏的生活居然確立了我一生創作的主導題材，一發而不可收拾。”劉濟榮曾回憶：“1965年由拉薩坐汽車回敦煌，需七天七夜路程，晚上住公路道班，冰天雪地，火墻取暖。這條青藏生命線，全靠道班工人、解放軍戰士、藏族同胞的修理、保護，非常艱苦。沿路常見軍民護路的情景，十分感人。1972年應全國美展之邀，創作了《昆侖道班》，畫面環境是以一張簡單的速寫為依據的。”

　　版畫家李煥民一生到西藏等藏族聚居區深入生活達33次，與藏族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和不解之緣，以精湛的藝術技巧表現藏族人民的勞動之美、生活之美，并因此獲中國美術獎終身成就獎。

　　西藏之旅二十年后，杜英信夢魂縈回，創作四十米長卷《西藏萬里行》，作品采用鳥瞰式的全景構園，如同寬銀幕電影般地再現高原奇境，是其平生難得的寬幅巨幛之一。

　　在后來大開大合的山水中，梁世雄總是注意加入充滿特色的小馬、人物等點睛之筆，并稱之為“畫眼”。梁世雄畫的小馬上面往往是一男一女，他解釋說：“當時我去到西藏，了解到在農奴社會里男女不能走在一起，我就畫了兩匹小馬，上面兩個青年男女，蘊意就是解放和自由。”

劉濟榮《昆侖道班》198cm×145cm，1972年

　　甲子回響：

　　歷經歲月滄桑，以畫筆見證粵藏山海之情

　　這段深入藏區的壯舉，在一個甲子后傳來了歷史的回響。

　　2020年，嶺南美術出版社正式啟動“現當代嶺南美術大家全集系列叢書”出版項目。在叢書第一套《梁世雄全集》的資料整理過程中，一批此前散落在歷史塵埃中的西藏速寫作品、排列整齊的西藏老照片以及保存完好的西藏工作筆記，得以重見天日。其中，梁世雄的《西藏日記》更是被收錄進“綜合卷”，成為我們探尋那段歷史的寶貴線索。

　　藝術家們留下的近5000幅速寫、2000余張照片、10萬余字的述憶手記，構建起《雪域使命》的基本內容以及一個多維度的歷史現場：

　　其中既有藝術家與翻身農奴同吃同住的溫暖瞬間，也有他們在怒江天險前寫生的驚險經歷；既有對布德、阿羊等農奴命運的深刻描摹，也有對亞東林場、澎波農場新貌的熱情贊頌。這些珍貴的圖像與文字，不僅為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創作提供了藝術素材，更成為新中國美術史上首次系統記錄西藏社會變革的視覺文獻。

　　多年來，梁世雄秉承其岳父、著名嶺南學術大家容庚先生所志，生活簡樸。在家人的支持和幫助下，陸續整理出大批不同年代創作的美術作品，頻頻向國家機構進行“大手筆”捐贈。其中，《西藏寫生》冊頁10余幅以及多幅反映西藏新貌的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西藏日記》等文獻資料，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陸續舉辦的捐贈展，讓當年共赴藏地的同行者再次相遇。受當年通訊條件限制，梁世雄與其加達瓦拉薩一別后便失去了聯系。但事實上，兩人幾十年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近在咫尺。1999年，其加達瓦就調至深圳畫院工作，退休后一直在深圳生活。

　　2021年5月，其加達瓦從當地新聞報道中看到梁世雄的畫展在深圳舉辦，特別是看到《雪山雄鷹》的底稿，令他興奮不已，夜不能寐。隨后，他通過關山月美術館的工作人員聯系上了梁世雄。兩位老人時隔56年后，第一次激動地通上了電話。其加達瓦保留著1965年在拉薩與梁世雄的合影，為了這次重逢，他特別沖洗了一張送給梁世雄。

　　這是他們最后的一次見面。《雪域使命》一書的責任編輯韓正凱告訴我們，在2023年此書編撰啟動之際，當初的親歷者中尚余三老在生。但在編撰過程中，杜英信、其加達瓦相繼于2024年12月、2025年3月離世，未能親眼見證這本書的正式付梓。作為當年入藏畫家中目前唯一在世者，梁世雄先生已長年住院療養……

　　人世間最過動情處，不是相遇，而在重逢。畫家們歷經歲月滄桑，用畫筆見證了歷史，而他們留下的藝術經典和精神，正在不斷發亮，啟迪后人與歷史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