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第二周的傍晚,東京晴空無云,伊藤博文在樞密院里端起茶盞,輕聲向隨員說了一句“滿洲事急”,沒人想到短短四年后,他會在哈爾濱倒在槍口下。把時鐘撥回到那年秋天,乙巳條約的墨跡尚未干透,朝鮮大臣們被迫在燭光下蓋印、簽名,自此外交與主權悉數落入日本囊中。就在王宮的石階外,一群年輕士子咬碎后槽牙,他們的怒火沿著鴨綠江一路蔓延,最終指向伊藤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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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出身長州,兒時讀書靠鄰里接濟,成年后卻憑借敏銳的政治嗅覺在幕末亂局中脫穎而出。他參與策劃“王政復古”,扶明治天皇登基,制定憲法、組閣、推行義務教育,令日本在三十年內完成橫跨農業到工業的躍升。正因如此,他被同僚尊稱“立憲之父”。然而,當視線越過日本海,他的算盤便落到了外部:先是琉球、再是臺灣、隨后朝鮮,步步逼近中國東北。
1894年的黃海炮聲響過,清廷簽下馬關條約,朝鮮從宗藩地位被推落無主之國。伊藤以“顧問”身份駐漢城,一邊扶植親日政客,一邊打壓抵抗勢力;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后,日本借口“保護朝鮮”大舉駐兵,伊藤更被授予“統監”頭銜,直接掌控京城城防與財政。此時的安重根不過二十五歲,卻已在家鄉海州目睹日本憲兵燒毀田舍的慘狀,他暗暗記住那個在官邸里把全部命令寫進備忘錄的人——伊藤博文。
1907年,安重根在平壤江畔創辦“三興學校”,以漢學課堂塞進民族啟蒙,但不到半年即被日警查封。無力感席卷而來,他在山神廟前斬斷左手無名指,蘸血寫下六個大字“為國斷指斬倭”。從那刻起,他改名換姓、輾轉奉天、海參崴,與義兵首領金澤等人策劃對日暗殺行動,目標鎖定伊藤。日俄戰后的談判讓日本得到南滿鐵路租借權,伊藤準備在奉天、哈爾濱與俄國代表商議細則,安重根決定在這次會晤中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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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26日清晨,哈爾濱已飄起細碎雪粒。站臺上,俄國財政大臣柯科夫佐夫的侍從在鋪設紅地毯,攝像機正對軌道。九點整,伊藤博文的專列緩緩進站,他一手扶帽檐,一手背后,面帶笑容踏上月臺。就在記者閃光燈連成一片的時候,一抹灰影穿過人群,舉槍連扣扳機。三聲槍響,伊藤胸腹皆中彈,他踉蹌倒地,口唇哆嗦,只擠出一句“八嘎——”。這句粗鄙日語,與中文諧音幾乎無異,圍觀華僑都聽得懂,別無他詞。
押送途中,俄方憲兵想問動機,安重根平靜回答:“伊藤罪行,天人共憤。”不到二十個字,成為后來各國報紙的醒目標題。由于案發地屬中東鐵路附屬地,審訊地點被定在旅順。自1909年11月3日至翌年2月14日,日方舉行十一次公審,每次滿座。安重根身著囚衣,卻神情堅毅,朗讀他早已寫就的《伊藤公爵處決理由書》,共列十五條罪狀:篡奪朝鮮主權、凌辱王室、阻撓立憲、煽動日俄戰爭、掠奪臺灣與遼東、迫害獨立志士……旁聽席幾度爆發掌聲,引來憲兵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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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在國際輿論中愈演愈烈。上海《申報》形容安重根為“鐵血丈夫”,俄國《新消息報》則稱他“亞洲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日方則擔憂再審引發同情,最終判以死刑。面對宣判,安重根只提一個請求:延遲處決十日,讓他完成《東洋和平論》。書稿開頭寫道,若中、朝、日三國能摒棄侵略,以平等互惠結盟,列強將不得侵,東亞可保百年安寧。遺憾的是,日方以“延誤法紀”為由拒絕。
1910年3月26日黎明,旅順監獄行刑室燈火昏黃,安重根昂首步入絞架。他輕聲誦讀《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話音未落,閘門沉響,他的身影在麻繩間定格。日本軍醫草草開具死亡證明后,將遺體掩埋在西郊無名丘,家屬不得認領,墓址至今無確切記錄。
伊藤博文的死并未立即改變日本的擴張路線。短短五個月后,《日韓合并條約》簽署,朝鮮正式淪為“朝鮮總督府”。但刺客的槍聲卻在亞洲留下回響:辛亥革命前夜,中國各地報章頻頻報道安重根事跡,青年學生紛紛剪刀削發志愿赴東三省;1919年朝鮮“三一運動”火光中的獨立宣言,也將他的名字列為精神旗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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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火車站舊址如今已重修,月臺邊的花崗巖石碑刻著“大義”二字,不說明、不抒情,只靜靜矗立。伊藤博文臨終罵語被風吹散,而安重根留下的《東洋和平論》手稿前言,則依舊收藏在首爾獨立紀念館。歲月更替,兩個人物的命運被永久鎖定在1909年的那三聲槍響里:一個失聲倒地,一個昂首赴死,歷史自有它的秤砣,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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