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出獄后，見到周總理哭訴：我這輩子再也沒有臉去見毛主席！

1949年2月的夜晚，南京下關碼頭一片灰暗，長江風夾著火藥味灌進倉庫。被俘的國防部第二廳少將文強聽見江面禮炮，他猜到淮海戰役塵埃落定。押解他的解放軍士兵把隨身手杖丟進木箱，他默默看著那截沾滿塵土的藤木，心里突然一空——再回北平，竟是以戰犯身份。

列車開向功德林管理所，沿途站臺傳來“解放了”的呼喊，他裝作沒聽見，但眼神呆住。白熾燈映著鐵窗時，他想起1924年在黃埔校門寫下的誓言：“救國救民”，此刻卻只能數磚縫。那股刺痛，比手銬更緊。

軍統上校、黃埔高材生、南昌起義老兵，這些標簽在新政權面前都成了沉甸甸的負債。最初幾個月，他倨傲如常，“表兄毛澤東終究會念舊情”——這句話在監室里引來噓聲，也讓管教干部判斷：殼子沒碎，得從思想里掏。

圖書閣開放的那天，文強接過《西行漫記》，翻了兩頁忽然怔住。斯諾筆下的毛澤東語錄，與童年在韶山沖聽到的口音重合，記憶一股腦涌上來。少年時他隨表兄推磨、挑糞，半夜對月談讀書救國；而今，相隔的卻是高墻與警戒線。

1953年冬，抗美援朝捷報貼滿走廊，他讀到“上甘嶺”，記起黃埔同學在對岸陣亡的消息。墻外內戰結束，墻里勝負才剛開始。自此他主動報名掃盲班，帶頭整理馬列讀物，還把軍統所學兵棋推演改編為歷史課堂，連“老對頭”杜聿明都豎了大拇指。

1956年4月，中央發來批復，文強列入第三批特赦考察對象。有人半信半疑，他卻第一次在講評會上坦言：“我曾在十字路口選錯方向，現在只想補交學費。”那一句“補交學費”，把審查組的記錄本添滿紅勾。

1975年3月7日清晨，特赦令正式下達。押送車駛出功德林，他隔著車窗看北京灰黃天空，像初春的霧又像舊日迷思。車停在中南海南門時，他兩腿發軟，認為自己還沒準備好見任何熟人，何況是當年在政訓處教他“為人民”的周恩來。

會客室的鐘走得極慢，門一開，周總理先迎了上來。頭發已花白，卻依舊挺直。文強撲通跪下，哽咽冒出一句：“總理，我這輩子再也沒有臉去見毛大哥！”聲音不大，卻仿佛撥開二十年的霧。周恩來扶他起身，拍了拍肩膀，沒有指責，只問：“你今后打算做什么？”

沉默良久，他說想把黃埔同學的生死與去向一一錄下，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史料完整。周恩來點頭，交給他政協文史資料的邀請函。那張信紙，他揣在懷里一整天，像揣了一顆滾燙的石頭。

隨后幾年，他查閱檔案、拜訪老人，寫下《黃埔人物采訪記》初稿。有人質疑他是否借機洗白，他攤開手中登記表：“名字后面有‘叛變’二字的，連我自己也不會刪。”口吻很硬，卻聽得出懺悔。

1976年9月，天安門廣場為毛主席布置靈棚。他站在最遠的隊伍尾端，始終沒向前一步。身邊老兵問緣由，他輕聲回道：“我怕抬頭。”說罷便摘下軍帽抵在胸口，直到儀式結束才轉身離開。

進入九十年代，他多次致信臺灣黃埔同學，請他們提供口述史料，信末用舊筆名“文韜”。有位將軍回電質疑大陸環境，他寫下一句：“功過是史、史需真人”，再未多辯。2001年4月，他在北京醫院病逝，留下四十萬字未定稿和撲克牌大小的筆記卡片，上面僅用鉛筆記著一個詞——“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