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特務案：因5歲女孩無意間的1句話，揪出了潛伏浙江29年的特務

1978年12月12日零點剛過，冬雨敲打寧波鐵路南站的站牌，夜色里卻有一列軍用吉普疾馳向臺州黃巖。車燈在水霧中劃出兩道白線，車上數十名公安干警蓄勢待發——他們此行的目標，是一名代號“蝙蝠”的潛伏特務。此刻，距離新中國成立已二十九年，絕大多數暗線早被連根拔起，唯獨這條線像幽靈般頑固地潛藏民間。指揮員低聲囑咐：“抵達后先封路，萬不可驚動村民。”氣氛緊張，卻又透著志在必得的篤定。

要理解這次行動的緣由，還得把時鐘撥回到1949年5月的上海。那一天，敗退前夜的蔣介石在重慶秘密簽署“留置計劃”，要求軍統和保密局骨干化整為零，滲入各地農村。其中一紙任命，把上尉屠日炘推上了“浙江游擊縱隊司令”的位置。外界難得知曉的，是這位新晉“司令”本身就出身于黃巖大地主家庭；父親屠龍在抗戰末年被當地游擊隊處決，血債加身的他發誓要“雪恥”。于是，南撤不成，他索性留在故土，打起了長線潛伏的主意。

剿匪大潮迅速席卷東南山區，屠日炘的散兵游勇幾乎一觸即潰。倉皇逃亡途中，他帶著電臺、密碼本和數十根金條，深夜潛入寧溪公社一處荒廟。摯友勸他偷渡出海，他卻搖頭：“船要沉，岸上總還有柴火。”這份僥幸心理，注定了后來的三十年地下生涯。

被收留的是舊相好王金英。她寡居多年，家中只有幾間低矮瓦房。屠日炘用金條換來糧票、布票，又用假證件將自己改名為“張春林”，自稱福建下放知識分子。他剪短頭發，戴上老花鏡，白天龜縮在閣樓里抄抄電臺密碼，夜里靠窗收聽臺灣“中廣”。日子苦悶，卻也僵持得下去。就在那時，新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每逢民兵摸排戶口，他就鉆進糧倉，緊貼墻根屏息。王金英心驚肉跳，卻被他的金條和甜言蜜語拴住，愣是守口如瓶。

時光進入六十年代，國內物資緊張。鄰里常為一斤糧票爭吵，王金英卻總能拿出成捆票證去供銷社置辦細糧，還時不時送鄰居白糖。村里人只道她“有福氣”，可村干部李朝紅卻敏感地覺出不對勁：一個獨居老婦，一天到晚買布買鹽，家里糧倉滿得溢出來，實在說不過去。李朝紅留了個心眼，她在手記上寫下：“王某常年夜半窗明，有異聲。”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浙東山鄉，人們忙著開墾荒地、扎塑料大棚，對“階級敵人”一詞已不再掛嘴邊。可一個偶然的童言，又將沉寂多年的疑云拉回眾人視線。那天傍晚，李朝紅在田埂上碰見本村五歲男孩盼盼，孩子嚼著糖，奶聲奶氣道：“阿婆家有個大胡子爺爺教我寫‘國’字。”這句話像一顆小石子激起漣漪，所有早年的疑點陡然連成直線：誰會在農村深宅里教孩子寫繁體字？誰舍得天天給糖？

黃巖縣公安局迅速成立專項小組，兵分兩路核實。一路暗訪，發現王金英戶口簿多次更換住址，與財政配給記錄矛盾重重；另一路比對檔案，查出“張春林”身份早在五八年就因病注銷。線索愈發指向特務嫌疑。12月11日晚，行動方案敲定：凌晨包圍、破門、當場鎖控，無一槍一彈為佳。

12日零時三十分，民兵切斷村口小橋，通信員拔下木桿上的電話線。公安干警魚貫而入，踩著濕土潛到王金英屋外。閣樓燈光晃動，里面傳來嘀嘀嗒嗒的摩斯鍵聲。指揮員手勢一揮，三人撞門而上，另兩人翻窗封堵。電筒光束劃過角落，灰塵飛揚，一名頭戴假發、胡子花白的老者正攥著勃朗寧手槍。還沒來得及扣動扳機，已被制服。

簡單對話留在了卷宗里——“你是屠日炘？”“是我，算你們厲害。”至此，潛伏浙江二十九年的“蝙蝠”浮出水面。搜查中，警方起獲無線電臺兩部、日記本三冊、黃金二十五根、銀元若干，以及數張未使用的船票。更耐人尋味的是，日記里密密麻麻記錄著二十余年的電文草稿，直到1977年仍在嘗試聯系臺灣情報站，企圖重組浙江地下網。

案件迅速升格，公安部派員南下核實。檔案比對顯示：1949年浙江游擊縱隊十余名骨干已相繼落網或戰死，唯獨屠日炘行蹤不明。如今真相大白，遺留的最后一根毒刺終于被拔除。王金英因窩藏、通敵受審，在庭上情緒崩潰，多次痛哭悔過。此案在當年成為整肅社會秩序、保障改革開放環境的典型，被稱作“78年特務案”。

回顧這場跨越三十年的緝捕，有幾點啟示頗耐人尋味。其一，敵特潛伏雖久，終難逃群眾的火眼金睛，一句童言就能撕開偽裝；其二，基層信息的匯聚與專業偵查結合，是國家安全工作的關鍵；其三，毀兩代人的悲劇提醒世人，錯誤立場一旦選定，回頭往往已是奢望。特務落網之夜，大雨未停，公安車燈依舊照亮山路，那束光提醒著所有人：和平從來不是憑空而來，它需要警惕，也需要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