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的一個上午,雨絲剛停,上海市政府大樓三層會場仍帶著潮意。陳毅掀開門簾步入,人群不覺自覺側身。簽到簿遞到手里,他翻完合上,眉頭輕蹙,聲音突然拔高:“肖純錦先生怎么沒來?”短短一句,把百余名在座的教授、企業家、民主人士問得面面相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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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著的那把藤椅像一只缺口,沒人敢多言。陳毅向會場另一端招了招手,工作人員悄聲解釋:“剛才聯系不通,可能身體欠安……”陳毅沒再說話,只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梧桐樹。風一陣一陣,吹得枝頭沙沙作響,像是為這段師生情緣翻頁。
沒人知道,他此刻想起的第一幕并不是課堂,而是1939年8月的贛州城。那天兩個人隔著方桌對坐,桌面上的談判文件薄得像紙,卻關乎數千游擊隊員的存亡。省政府首席代表肖純錦,西裝筆挺;對面是剛從大油山連夜趕來的紅軍將領陳毅,草鞋未干。開場寒暄過后,肖純錦壓低聲音:“仲弘,你們需要什么條件?”一句“仲弘”,瞬間揭開十多年未變的師生身份。陳毅心領神會,只答了四個字:“民族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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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再往前追,還得回到1921年11月的上海碼頭。被法蘭西驅逐的勤工儉學生剛踏上甲板,鞋底還沾著海鹽。陳毅連夜給各大報館送去《我們在法國的非人遭遇》,痛陳北洋當局行徑。第二天,幾家報紙將文章置于顯眼位置,一位年輕教授在茶樓讀到后當場放下折頁:“這學生有骨氣!”他就是肖純錦,彼時不過二十出頭,卻已是經濟學碩士、北大講席。次日,他提著一箱書、一袋銀元,敲開了學生棧房的門。兩人第一次長談直到油燈燒盡,陳毅記得對方一句話:“要讀書,也要讀社會。”
不久,北洋政府在北京西山倉促設立“中法大學”以應付輿論,校舍破舊、經費全無。肖純錦受邀執教文學、經濟兩門,順便把陳毅、蔡和森幾個學生拉回自家院子包餃子。后來陳毅回川從事地下工作,肖純錦拍著他肩:“此去艱險,莫負青春。”陳毅未答,轉身前已眼眶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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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快進到1941年春,新四軍皖南突圍失利,部隊北撤途中糧秣告急。陳毅繞道江西泰和,夜訪昔日恩師。院內油燈昏黃,他壓低嗓子:“部隊三天口糧,撐不住。”肖純錦沉默良久,終于點頭:“我來想法。”憑借江西省督導糧食生產委員會主任的印章,他讓后勤人員持“前線軍糧”公文在德興、浮梁等縣大量收購,再由水道轉運九江、安慶。三個月里十余船白米悄然抵達皖北,救下無數官兵。有人事后問他怕不怕,他淡淡一句:“能挺住抗戰,值。”
然而好事難藏。半年后,有人向省府告密,熊式輝讓人秘密調查。證據沒抓到,卻徒增猜疑。1946年冬,肖純錦干脆辭去一切職務,南下上海,只求清凈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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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1953年那把空椅子。會后,復旦教授王造時匆匆趕到肖府。開門的是程孝福,眼圈紅得嚇人:“十多天前讓永新公安帶走了,說是‘國民黨省府大官僚’。”王造時倒吸一口氣:“此罪名若坐實,怕是……”夫妻倆商量一夜,第二天清晨,程孝福搭車直奔市政府。
陳毅接見時,臉色比春雨還沉:“師母放心,這事我管。”說完抓起紅色電話,“給我接江西省委陳正人。”電話那頭剛一通,他幾乎是命令口吻:“省委立即查明,肖先生對革命貢獻極大,不得株連,立刻放人。”同時,他提筆寫下特急函件,“護送到滬,并致歉意”十二字尤其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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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指示一路下達,地委書記朱繼先當晚趕到永新,公安局長滿頭冷汗:“幸虧通知及時,再晚半天就移交專案組了。”翌日午后,肖純錦走出看守所,雙鬢已白,卻仍拄著那根舊檀木杖。護送車輛抵滬那天傍晚,陳毅親自站在火車站月臺,遠遠握住老師的手:“先生,學生來遲了一步。”
數月后,中央召見陳毅匯報上海局面,席間毛澤東淡淡問起:“聽說你救回一位老知識分子?”陳毅簡述經過。毛澤東放下茶杯:“識大體、有擔當的人,不能讓他寒心。”簡單十字,算是給了師生二人最穩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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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新學期伊始,復旦經濟系教室里又多了一位精神矍鑠的老教授。下課鈴響,他像往常一樣收拾講稿,抬頭看見窗外新栽的梧桐,輕聲自語:“書生報國,總算不晚。”1968年冬,他在病榻上合上雙眼,遺囑只有一句:“莫忘民族之責,莫負學問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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