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太平年》：吳越經濟如何在東南一隅能抗衡南唐數十年？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南唐末主——詞帝李煜的《虞美人》似是嘆己，又何嘗不是將五代十國的亂世輕輕拂過，讓歷史多了一抹凄美，卻又少了許多亂悖。

這段中國史上堪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亂世，對于儒家正統而言，終究是一段禮樂崩壞不忍談及的故往，但電視劇《太平年》，倒是通過獨特的”納土歸宋“的劇情，展現了五代十國時期，唯一相對而言堪稱”桃花之源“的吳越向我們揭示的一段歷史上被極少提起的故事！

不過，電視終究是電視，在那段”人肉充為米糧“的歷史時期，其安穩及美好也是建立在相對的”仁政“之上，百姓其實依然窮困，王室依然奢華、稅賦依然繁重，只是少見兵戈，但在那段太平就是年的日子里，這已經非常不易，因此，中原詩書耕讀的傳承也得于在東南繼續生根發芽，從而一改后世文壇的結構！

而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從經濟視角看，吳越是如何憑東南一隅，百萬人口，長期對抗疆域更廣、聲勢更盛的南唐，并能與南唐相持數十年而不亡的原因！

其中，我想吳越未走南唐“窮兵黷武、奢靡耗財”的老路，而是堅持“事大原則以保境安民“，并且歷代錢王都重商重農并舉、狠抓基建和手工業，由此彌補了國土與人口的短板是其重要原因！

一、吳越與南唐綜合國力對比！

從歷史看，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是南方十國中疆域最廣、初始勢力最強的政權，而吳越疆域雖小，但仍為魚米之鄉，雙方國力對比呈現“南唐大而不強，吳越小而精悍”的鮮明特征，且雙方的經濟結構與財富利用率上差異明顯！此時的吳越，不僅對南唐如此，與中原正統王朝相比也是如此，電視劇中，臺州一地虧空50萬擔米糧，錢弘俶一人就可解決，而后漢取后晉的政權，卻僅需要30萬擔米糧就以足夠，可見戰爭對社會經濟基礎的毀壞有多嚴重！

而在疆域與人口方面，南唐占據江淮、江南核心富庶之地，疆域總面積遠超吳越，大致涵蓋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部分區域，實際人口估算400-500萬，居南方政權之首（后主李煜時期，全國19州3軍108縣的戶數達到655065戶，再計入江北十四州，人口可能在500萬左右）。吳越僅占據浙江全境、蘇南部分地區及福建沿海一隅，總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實際人口250-350萬（十四州八十六縣的戶數統計為550608戶，軍隊在10萬以上），略少于南唐，但人口增長較為穩定，社會安定度居十國之首。

這里插一句，在五代十國時期，全國人口鼎盛時約為3200萬（宋初可能只剩2500左右），這一時期的人口較唐朝的9000萬均數大幅減少，減少了約6000萬，也就是說兵災亂世摧毀了2/3的人口！

而在經濟實力方面，南唐農業基礎雄厚，紡織、瓷器等手工業興盛，商業一度繁榮，財力看似雄厚，但在后期統治階層奢靡享樂，且長期推行擴張政策，在吞并閩、楚兩國后未能穩固統治，陷入內亂，軍費開支激增，財富消耗過快（動不動就征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經濟發展難以持續！同時，不同于吳越只需要守著南唐，南唐需在江淮一帶重兵防備中原，還需要在南邊防著南漢、西邊防著馬楚，戰線綿長，戰爭消耗巨大，進一步拖累了其經濟根基。

再看吳越，其雖國土狹小、人口略少，但因為南唐，其避開了中原戰亂與南方擴張紛爭，可以專注內部發展，農業、漁業、手工業（比如，中原的絲織品 75% 來自南方，其中吳越占 65%）、海外貿易協同發力（海外貿易稅和鹽稅占財政 60%，田賦僅占 30%），府庫儲備充足（相對而言，因為人口少，勞動力跟不上，所以積累慢，一旦戰爭也是直接清庫存，加上錢氏人均基建狂魔，花錢速度也很快），且幾乎無大規模對外征戰的消耗，除了一些年貢外，形成了相對的“小而富、富而穩”的經濟格局！

同時，吳越國鼓勵商貿，實行對外開放，和朝鮮、日本、新羅、環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度尼西亞）、占卑（蘇門答臘）等國商人通商。當時在其境內涌現出了一批重要的絲綢之路港口，特別是明州港（今屬寧波市）、以及來自閩越的福州港，都成為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起碇港和交匯點（明州設市舶司征收 “舶稅”，單季鹽稅達30 萬緡，折合白銀約 130 噸，單位人口鹽稅是南唐的 1.8 倍。）。

由此，吳越基本壟斷了當時五代時期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貿易，如：沙金、水銀、木材、硫黃、人參、麝香、紅花，珠寶、象牙、犀角以及波斯的石油等“洋貨”，均由吳越進入中國，而中國的重要出口貨物，諸如絲綢、瓷器、茶葉、經卷、中藥、印刷品等，又經過吳越被送到世界各地！

二、吳越國的經濟特點、百姓能負擔及抗衡南唐的經濟秘密

吳越經濟的核心特點有三，分別是：重農固本，基建狂魔；工商并舉、重視手工；開拓商路、通商亞洲！但這三個都是建立在：“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的守土一方思想下才得以實現！

首先，我先說基建這個事，最有名的當屬吳越君主錢镠，其深知農業是立國之本，不僅經常返修城池，而且還主持修建了錢塘江捍海石塘，抵用以御海潮侵襲，保護沿岸農田，還設立了“撩湖軍”、“撩淺軍”，常年疏浚西湖、太湖及周邊河道，構建了當時全國最為完善的排灌與交通網絡。

同時，他還大力推廣良種水稻，使糧食產量大幅提升，吳越糧食產量從建國初期每年約300萬石增至500萬石以上，徹底解決了本土糧食短缺問題，不僅實現自給自足，還能儲備應急，為長期對峙提供了糧食保障。

但這個以工代賑的舉措，在初期時，老百姓很不理解，民眾抱怨總是修城池，民間有言：“沒了期，沒了期，修城才了又開池”，而錢镠看見后，補了一句改成“沒了期、沒了期，春衣才罷又冬衣”，其意思是建城修池如同提前準備冬衣，都是為了以后做準備！

最后，隨著大規模基礎建設，吳越經濟其實是被盤活了，其生產環境越來越好。吳越的絲織品、瓷器都特別有名，賣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并形成了黃海渤海貿易圈！此外，吳越國內還專門設置“握發殿”、“擇能院”以選拔人才，這也導致了吳越之地多名士的開始！

不過，歐陽修對吳越國十分不滿，他在《新五代史》中指責吳越賦斂苛重，虐用其民！他認為，十國之中，“剝剽弗堪，吳越其尤”，僅比“牢牲視人”的南漢略好些。

然后，吳越依托江南物產優勢，大力發展絲織業、瓷器業，“越羅吳綾”質地精良，越窯青瓷工藝精湛，不僅暢銷國內，還成為海外貿易的核心商品，成為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

接著，因陸路被南唐等政權阻隔，吳越重點發展海外貿易，其商船活躍于東亞、印度洋海域，在當時便有“航海收入、歲貢百萬”的說法，海外貿易成為彌補國土狹小、資源有限的重要經濟補充！

而關于百姓負擔，我覺得我們要結合時代背景看，畢竟那是五代十國，吳越總體上還是推行“輕徭薄賦、保境安民”的政策，百姓負擔遠輕于南唐。

錢镠及其子孫都十分反對苛捐雜稅，曾拒絕臣子核查隱匿人口以增加稅收的提議，甚至杖責提議者，認為增稅會傷及民本。而每每遇到饑荒時，吳越官府及時開倉賑濟，安撫百姓，有效穩定了民心。

北宋蘇軾稱：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更重要的是，其重視“道教”，并結合道家理論，探索出了一條確實可行“小國富民”的治理路徑，證明了“非疆域廣闊才能強國”，實現了經濟與社會的穩定，成為亂世中百姓的“世外桃源”。

不過，吳越的經濟發展始終以“自保”為核心，缺乏擴張性和長遠規劃，海外貿易雖盛，但主要服務于府庫充盈和對中原政權的納貢，未能形成更具支配力的貿易體系。同時，其經濟依賴江南物產和海外貿易，抗風險能力有限，若遇到自然災害或海外貿易受阻，經濟便會受到明顯影響。

此外，吳越長期向中原政權稱臣納貢，雖換取了和平環境，卻也消耗了部分財富，成為經濟不穩事時期重要的負擔！

至于歐陽公的說法，我認為有其經濟局限性！因為，吳越長期無大規模戰亂，百姓才得以安心耕作、從事手工業和貿易，其人口穩步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從建國初期不足百萬增至后期五百余萬，形成了“百姓富、國庫足”的良性循環，這也是其能長期抗衡南唐的重要支撐，民心所向，方能久安，而民富則能為國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錢弘俶的結局和錢氏后人！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五月,汴京崇元殿。錢弘俶身著諸侯禮服,手捧吳越國十三州輿圖、戶籍冊、兵籍冊,在百官注視下緩緩步入大殿！

“臣錢俶謹奏: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七百,兵一十一萬五千,暨民籍、倉庫盡獻于朝。乞陛下念臣微誠,許臣歸老。”禮畢，宋太宗趙光義親自下階扶起錢弘俶,當場封他為淮海國王,賜禮賢宅,賞賚無數。

同年七月,1044艘船只組成的龐大船隊從杭州啟程前往汴京。船上載著錢氏宗室三千余人及文武官吏、能工巧匠、典籍文物。有人提議將寶石山上的佛塔改名為“保俶塔”,祈求遠行的君王平安，這個名字從此流傳下來,成了這段歷史的無聲見證。

而歸宋后的錢弘俶(為避宋宣祖趙弘殷名諱,去“弘”字稱錢俶)在開封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先后受封為淮海國王、漢南國王、南陽國王等爵位，但看似尊榮,實則身處朝廷的密切關注之下。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二十四日,錢俶六十壽辰。宋太宗趙光義遣使賜宴,史載當晚“有大流星墜于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夜,錢俶暴卒。《宋史》對此僅寥寥數筆,未言明死因。然而,結合宋太宗對待其他降主(如南唐后主李煜)和其哥哥的歷史爭議（燭影斧聲）,后世史家多推測其系被毒殺。

但錢氏家族的故事并未就此終結，甚至一直延續至新中國！宋太宗曾賜予“誓書”,承諾“錢氏子孫永保富貴,罪不加刑”。北宋初年編纂的《百家姓》,將“趙”姓列為國姓之后，緊隨其后的便是“錢”姓,此排序并非偶然,正是錢氏家族在宋朝特殊地位的直觀體現！

而當今，我們熟知的科學家“三錢”：錢學森，錢偉長和錢三強、歷史學家錢穆、文學家錢鐘書等都來自吳越錢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