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讀書人比娼妓還低賤：元朝科舉的興衰與士人的流離

為什么一個以文章取人的社會，會把讀書人踩在靠不住的位置？北方鐵騎踏入中原，帶來的不僅是兵戎相見，更是一場關于知識與權力的新秩序。耶律楚材跨越戰火來到成吉思汗面前，用文治之策觸動蒙古統治者的神經。他為人機敏，不僅替大汗治理戶口、厘定稅制，也力主恢復儒學與選官制度。可現實是殘酷的：從金朝覆滅到元仁宗重啟科舉，整整七十九年光陰過去了，許多中原士子早已流離失所，文化的脈絡被撕裂，身份尊卑被重新排隊。

1238年，耶律楚材推動的一次“戊戌選試”給了被擄或落入奴籍的儒生一線生機：通過考試有望脫離奴籍，獲得免役優待，甚至可被授官。這本該是一劑強心針，實際上只是半途而廢的嘗試。選士的制度短暫恢復了一些人的命運，卻沒能建立起持久可依的升遷通道。于是“儒戶”這一新名目出現，既有保護意味，也帶有圈養性，讀書人免了苛役，仍被釘在社會的下層。

蒙古入主中原，對文化的取舍并非一刀切。他們敬天，尊崇能夠溝通神靈的宗教人物，佛道兩家得到優待，僧道可免賦役；對儒學卻多有冷淡。況且民族政治又把人分成等級：蒙古、色目、漢、南人四等。科舉恢復之爭在朝野上演，聲浪此起彼伏。有人說科舉是維系歷代治道的根基；有人則把它視為空談紙上談兵，甚至把宋朝的覆滅歸咎于儒生的偏執。眾說紛紜，朝廷難以拿定主意。1271年忽必烈定國號，實務派如許衡深受賞識，重視天文、歷算、律學等“實學”，與固守章句的儒生意見不合。一次廷議中，忽必烈打斷辯論：治國依賴可用之才，不是念書念得多就等于國之棟梁。

盡管忽必烈向漢制靠攏，頻繁征召能人。科舉的討論一直到他死依舊懸而未決。終于，1313年（皇慶二年），元仁宗下詔恢復科舉。這是久旱逢甘霖，天下讀書人振臂高呼的時刻。考場再開，許多人從市井、鄉間趕來，夢想憑一紙狀元翻身。張養浩等人為考場秉公執法，又勸寬容，認為廢置多年，應當用寬松方式重啟。考生成績公布，官員免去謝禮，形象頗佳。可新的體制并未將舊弊徹底拔除，制度中的民族歧視像毒瘤一樣埋下。

科舉重開后最具問題的地方，在于“四等人”名額分配。會試設有左右榜、四等人分卷，錄取名額極為有限。所謂四等，首為蒙古，次為色目，其后三為歸附于北方的漢人，末為原南宋轄下的南人。南人學識多，人數大，卻在名額上與蒙古人并列；更讓人火冒三丈的是，蒙古、色目人的考試科目較輕松。公平何在？人心何以服？當民族成了晉升的門檻，士子的仕途便被人為鉗制。

制度之外，是隨時可見的輕蔑與嘲弄。有人把儒生列為“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中的第九等，把讀書人置于妓女之下，乞丐之上。這樣的輕視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當時官場用人傾向與社會氛圍共同釀成的。統計數據也能說明問題：元代共開科十六次，科舉入選的會試中選者僅一千二百名；進士出身在文官中只占極少比例，整體占比不過4.3%，能夠升至省部級的進士不過二十余人。數字背后，是一代人的才華被壓縮成了偶爾點亮的微光。

政治斗爭更讓科舉命運多舛。1335年前后，極端排漢的權臣伯顏掌權，公開反對漢文化，提出廢止科舉。朝堂上的忠言與反對在權力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許有壬等支持科舉的官員據理力爭，卻難敵權臣的意志。科舉一度再被取消，許多人為之絕望。權力輪替之后，脫脫等人出手扳倒伯顏，1340年科舉再次恢復。一直到1365年，元朝即將崩潰時，科舉仍按程式舉行：士子們穿越戰火，沿海道赴京應試，把希望寄托在那座考場上。

在這段歷史里，許多人既是參與者也是受害者。一些讀書人放棄功名，歸隱山林，成為拒絕同流合污的“隱士”。王冕是其中典型。少年時代曾考場失利，他把遭遇轉為一種生活的選擇：耕讀自適，侍奉母親，笑傲鄉間，被后世記為高潔之士。有人說他傻，有人稱他清高。到底是逃避，還是堅持本心？在一個禮樂殆毀的年代，選擇以詩酒田園慰平生的靈魂，也是一種反抗。

對后世而言，元代的科舉既有繼承，又有扭曲。它把宋、金的考試制式揉合，但在民族等級與權力分配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科舉能否真正成為社會流動的渠道，不在規制本身，而在于統治者如何看待知識的價值。制度再美，也敵不過偏見與利益的篩選；考場再公，也改不了身份標簽固化的命運。可即便如此，許多士子仍不放棄這條路，把它看作通往體面與尊嚴的最后一條路。這就是人的韌性：在風雨中仍抬頭望向那一束燈光。

一個時代能夠讓讀書人淪為娼妓之下，首先是政治的短視與權力的傲慢；其次是文化認同的斷裂。若想防止歷史重演，應讓知識不再成為某些人手中的籌碼，而是真正為國家與社會所用。讀書人的尊嚴，不該由權貴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