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因何而死？老首長徐向前：他是好人，應該平反

1955年9月27日的北京，軍容整肅，授銜典禮在即。走廊里掛著一份份印滿名字的花名冊，有人突然感慨：“要是李特還在，也許今天他就在這張名單上。”幾位經歷過西路軍歲月的老兵聽罷，默默點頭。這句不經意的話，把人們帶回二十年前那段濃霧般的歷史。

1936年6月，河西走廊，風沙刮得睜不開眼。紅四方面軍南下受挫，被迫折回北上。隊伍里，新任參謀長李特騎著棗騮馬，頻頻攤開地圖，試圖在蒼茫戈壁上找到一條通往陜甘的生路。那年他三十四歲，歷盡圍剿，卻仍滿懷堅毅。可誰能料到，這位久歷風雨的安徽霍邱人，只剩下一年多的壽數。

李特早年叫徐克勛，1902年生。19歲進唐山路礦學堂，短短三年，因領導罷工見血性，被黨組織看中。1924年東渡莫斯科學習，次年入黨，再赴列寧格勒軍政大學深造。讀書勤奮，俄語流利，同班同學中有后來的海軍司令員肖勁光。1929年冬，他在列寧格勒畢業，帶著沙俄軍事地圖回國。

1931年，他已是鄂豫皖蘇區紅二十五軍副軍長，槍林彈雨里救過多少戰友的命。部下說他“能吃苦，睡地鋪如家常”，對傷員常留一口干糧。可在組織路線問題上，這位自恃學養的參謀長卻走岔了路——他認死理，認為張國燾的“川康建國”更合符戰略。迷信錯了對象，日后釀成大禍。

有意思的是，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矛盾最尖銳的一幕，竟在甘孜以東那所臨時“紅軍大學”前爆發。1935年10月的黎明，灰霧籠著山谷。彭德懷率三軍團護送中央北上，突然發現山道盡頭紅大列隊橫亙，校門口的正是李特。摘下駁殼槍，他攔住去路，怒喝：“逃什么？你們想把革命帶進絕境去？”一句話點燃火藥桶。彭德懷反唇相譏，手臂一抬，槍口對準李特。雙方哨兵早已推彈上膛，號聲四起。緊張得能割裂空氣。毛澤東從小山坡上急匆匆趕來，“別吵了，北上抗日是決議，誰也攔不住。”彭德懷朝李特冷哼一聲，這才帶兵前行。沖突平息，恩怨卻埋下。

南北之爭沒有贏家。四方面軍南下吃盡苦頭，半年內折損慘重。1936年9月，張國燾被迫接受中央指示北返。仍在行軍的李特埋頭制訂行程表，夜里借著牛油燈改作戰計劃，眼圈熏得漆黑。部下笑他“地圖參謀”，他自嘲：“走出去就有路。”誰知命運卻將路截斷。

同年12月，西路軍組建，李先念任軍政委員會委員，李特仍是參謀長。兩萬余人握著半舊的漢陽造，頂風冒雪穿越河西走廊。敵騎三面圍堵，黃沙埋掉輜重，也掩埋了無線電臺。通電延安，石沉大漠。推測不如耳聞，指揮部靠騎兵斥候探路，西行計劃漸成豪賭。高臺、倪家營、倭灘……每一次沖突都血痕斑斑。西路軍折損殆盡時，只剩千余人。

1937年3月，李先念與李特率殘部四百余人翻越祁連，抵達肅北，再輾轉至迪化。天山腳下，他們搭起草棚，埋鍋造飯，自嘲“開荒立屯也是革命”。就在這荒涼邊城，命運第二次翻臉。王明攜康生途經新疆，自詡代表莫斯科。短暫接觸后，他認定李特、黃超等人“有托派嫌疑”，當即下令逮捕。

夜半時分，迪化警備司令部里燈火通明。木門一開，警衛推著李特進來。康生冷冷一句：“承認吧，省得吃苦頭。”李特直視對方，只說了六個字：“我是紅軍參謀長。”審訊詞據無存，槍聲卻在冬夜里格外刺耳。1938年初，他與數名同志被秘密處決，年僅36歲。

許多人直到抗戰勝利后才聽說此事。張國燾聽到風聲，面色鐵青，他嘶啞著嗓子埋怨王明：“連李特都殺，豈不助了敵人？”王明冷淡回應：“托派，罪有應得。”對話就此終止。其后不久，張國燾離開延安，史書翻過新頁，舊賬被塵封。

新中國成立后，曾與李特并肩浴血的徐向前、李先念、宋侃夫等老同志陸續談到此案。他們的共同回憶是：“這人辦事周到，性情剛烈，卻懂分寸。”徐向前對軍史研究人員直言：“此人雖有路線錯誤，但焉能以托派名義殺之？當予平反。”那句話擲地有聲，卻一拖再拖。直到改革開放的大門開啟，歷史做到自我糾偏的時刻終于來到。

1998年8月31日，總政治部批復，將李特追認為革命烈士。文件中寫道，李特“在鄂豫皖、川陜根據地的開辟與鞏固，及長征、西路軍作戰中貢獻突出，經受嚴峻考驗。”沒有一句空洞頌詞，卻替他洗刷了半個世紀的塵埃。

回想他的一生：青年留洋，壯年披甲，三易戰區，兩度改名，一腔熱血未冷卻便長眠西域。那些曾經跟他同甘共苦的老戰友早已耄耋，聽到平反決定，神情各異。有人撫案長嘆：“遲來的正義，總算來了。”李先念在談起舊事時只說：“他不是反革命。”語氣簡短，卻沉甸甸。

歷史不會忘記任何一筆付出。李特的命運提醒后人，政治斗爭的暗流常常比槍林彈雨更兇險；也告訴后來的將士，立場與人格并非易事，忠誠與是非尤須審慎。那張缺席于1955年授銜儀式的名單，如今在記憶里補上了一個名字：李特，紅四方面軍參謀長，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