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帶毛孩子回家：寵物與我們的家庭

中國的春運被譽為“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人們在“家”的情感紐帶中被牽引、匯聚與返歸。近年來，這一遷徙圖景中逐漸出現越來越多“毛孩子”的身影：滴滴等出行平臺與鐵路、飛機等公共交通系統相繼布局寵物友好服務，回應現實中不斷增長的“攜寵出行”需求，也印證了寵物從傳統功能性存在向當前情感性角色的轉向。然而，這一轉向尚未形成穩定的社會共識。就在剛剛過去的12月，一只名叫Papi的白色西高地犬因投毒不幸身亡，主人毅然辭職并開啟了漫長的追兇過程，引發廣泛社會關注。事件所折射的，不僅是公共空間治理的張力，也揭示了“將寵物視為家庭成員”觀念的分化。

當人口轉變疊加快速的社會變遷，寵物與家庭的關系在整體更加親密的同時也呈現更加多元、動態的變化。今天的嚴八將走進寵物與家庭的關系，探討這一親密聯結出現的動因、表現與更多影響。

撰文 | 鄭葉昕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保障系副教授 |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后

責編 | 李 婷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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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為何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家庭成員？

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能需要先關注家庭概念本身的變化。家庭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在中國呈現出從原先“身份+居住”的屬性向當前“功能+關系”的轉變（宋健、陳文琪，2025）。其中，情感選擇、社會認同是家庭形成與維系的重要機制。家庭的情感性轉向與寵物角色的變化相重疊，寵物之于家庭，正逐漸超過簡單的主客體關系，經由個體自身的認知想象邁入更具情感深度的“親密伙伴”，呈現出“擬親緣化”的關系（潘澤泉、黃燕，2026）。一些研究嘗試將寵物納入家庭定義的一部分，響應當前社會中不斷涌現并逐漸獲得承認的多樣化人類家庭形態（Bouma et al.，2021）。

圖源：懶懶魚

當前社會，廣泛的人口流動、規訓的工作環境以及弱化的傳統支持網絡引發了情感供給的缺口。寵物作為具有獨立的情感反應能力和能動性的主體，成為重要的親密關系共同建構者。與此同時，寵物也提供了對家庭議題保持適度距離的反思空間。中國家庭承載著復雜的功能與情感羈絆，在代際關系走向雙向、雙系與情感化的同時，也同時催生著更多的控制和沖突。這與轉型時期中國家庭功能超載的倦怠息息相關，并反向掣肘了青年人對于親密關系、家庭關系的想象（計迎春，2026；李婷，2025）。在這種背景下，一份穩定、非評判性、時刻在場的情感陪伴彌補了個體的情感空缺并重塑了“家”本身應有的歸屬體驗與日常親密性；借由寵物衍生的社區互動與社交網絡，在幫助人們看見“附近”的同時也為在地性的社會融入提供了更多契機。

▲ 畢馬威《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

這樣的養寵需求并非獨屬于青年人。盡管不同市場都報告了寵主的年輕化（如畢馬威《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但銀發養寵也同樣矚目。京東數字研究院發布的《代際消費洞察報告》顯示，60后用戶在寵物消費上有著巨大的動力，其寵物消費偏好是80后的1.7倍。與此同時，單身與獨居者是寵物消費市場的重要推力，女性占寵物主的比例略高并呈現出更強的支付意愿。圍繞寵物展開的社會敘事，是理解社會前沿動態的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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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在家庭中的角色：生育替代還是互補？

人口轉變背景下，關于“寵物在家中對生育的角色是替代還是互補”的討論在世界范圍內涌現。基于美國的研究指出，寵物類型、家庭結構、社會經濟狀況與文化傾向等會共同影響這一關系判斷?；谄び妊芯恐行臄祿亩糠治鲲@示：在存伴侶關系的家庭中，無子女家庭比有年幼子女家庭更可能飼養貓，但在是否飼養狗的類型上無顯著差異（Lawton，2025）。當前，寵物已經成為家庭關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發揮著陪伴、安撫等情感支持功能，也呈現出替代性與互補性并存的雙重角色邏輯。

中國的研究同樣指向了這一雙面情境。一方面，養寵可能是一種替代性撫育實踐。寵物作為青年主動選擇的低風險、高可控性的情感對象，既可能是高育兒成本下的情感替代，也可能是對高風險、強制度約束的人際依附與照料責任的主動規避，同時還隱含著對沉重家庭責任（如教育競爭、代際贍養、家庭規范負擔等）的柔性抵抗（劉萌、楊貴，2026）。寵物相對可控的投入與即時性的情感反饋，賦予社會聯結稀缺與情感支持赤字、處于原子化生存境遇的青年更具確定、更加可及的情感代償路徑。這一過程也存在被數智時代消費主義裹挾的風險，如通過建構寵物消費的“偽需求”，加速將寵物關系推向高度情感依附，或沉溺于寵物關系并生成一定程度的退避性社會心態（張有春、周小昱文，2024）。

另一方面，寵物也可能會反向激發個體對傳統家庭倫理的深層對話，從而起到擴展而非背離傳統家庭關系的作用。飼養與照料寵物，本身構成一種情感能力與責任意識的具身化習得過程。面對親情支持弱化與友緣聯結匱乏，青年人通過與寵物建立的擬親緣關系，主動地建構起一種補充性情感支持模式；借由對于一個生命的照顧與責任承擔，實現了對于家庭關系的反思性重構。由此，部分青年借由寵物實現了與父母的溝通與相互理解（見），也增強了對未來生育的信心（潘澤泉、黃燕，2026）。這種擬親緣關系對青年情感生活與社會融入的意義不容小覷，它承載著人際互動中復雜的責任共擔、價值共鳴等深層社會性需求。

從治理和政策的角度來看，關鍵可能不在于簡單評判“以寵代育”的正當性，而在于理解其背后青年群體對于家庭功能、家庭關系的憂慮與反思，并據此思考如何將由寵物關系所承載的情感代償機制，重新嵌入人類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寵物關系能夠提供即時陪伴與情緒支持，但從長期來看，穩定而持續的人際關系體系，仍然是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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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愛，與公共空間

中國寵物熱潮的背后，是家庭結構轉型、傳統支持體系弱化、人口流動沖擊下的生活方式，以及更為復雜的情感機制。一個正在形成的現實共識是：寵物已不可阻擋地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由此不斷生成新的公共議題與社會關系結構。

在城市語境中，人與動物的共生本身具有積極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個體卸下社會角色負擔，弱化關系中的等級秩序，使情感回歸“關系本身”。寵物成為鄰里之間新的公共話題媒介，促進社區互動與情感連結；職場中高度緊張的精英個體，回到家庭空間后轉化為最日常的“鏟屎官”，呈現出更加柔軟、多元與去身份化的生命狀態。這種轉化本身，構成了一種對工具理性社會的溫和修復。

▲ 下雪天養貓人和養狗人的差異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所謂“純粹關系”的生成，并不自然發生，而高度依賴個體自覺與制度性保障。這既是社會發展與觀念轉型的必經過程，也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建設過程，涉及規范養寵行為、流浪動物治理、培育動物保護意識與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等系統性議題。近年來頻發的養寵糾紛表明，個人規范意識的提升與制度建設的成熟，仍處于不平衡發展狀態。

此外，關注“寵物與家庭”，一個更深層次的衍生問題是，對寵物的愛與對聯結的天然需求，能否反向松動人與人之間的原子化結構，推動新的社會共生可能？已有研究與實踐顯示出這種潛力：以寵物為紐帶，人們發展出了更加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聯結，并在寵物議題中展現出更為開放、自信的態度，不斷向社會傳遞開放、包容、多元的價值觀念，以期促進文化的不斷迭代（楊發祥、李安琪，2022）。

這個春節，讓我們期待一場不止有人類、更加溫暖的團圓！

參考文獻：

[1] 計迎春，2026，《新家庭革命：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現代中國家庭圖景》，人民文學出版社。

[2] 李婷，2025，《中國家庭變遷與家庭建設路徑探索》，《社會建設》第3期。

[3] 劉萌、楊貴，2026，《后家庭時代的“以寵代育”：數字媒介驅動下的寵物經濟興起與青年家庭觀念重構》，《中國青年研究》第1期。

[4] 潘澤泉、黃燕，2026，《從“寵物”到“家人”：城市空巢青年擬親緣關系生產與情感實踐》，《中國青年研究》第1期。

[5] 宋健、陳文琪，2025，《家庭概念重構：對低生育率與轉型社會的回應》，《人口研究》第6期。

[6] 楊發祥、李安琪，2022，《都市青年白領的寵物消費》，《青年研究》第1期。

[7] 張有春、周小昱文，2024，《寵物狗對城市小區養寵青年人際關系的形塑研究》，《中國青年社會科學》第4期。

[8] Bouma, Esther M. C., Marsha L. Reijgwart & Arie Dijkstra 2021, “Family Member, Best Friend, Child or ‘Just’ a Pet, Owners’ Relationship Perceptions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ir Ca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

[9] Lawton, Leora E. 2025, “All in the Family: Pets and Family Structure.” Populations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