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衛立煌回國，6名開國元帥輪流請他吃飯，為何他如此受敬重？

1955年春天，南京下起了細雨。車站站臺上，人群早早聚攏，一位頭發花白、身形挺直的老人走下車廂，身邊是穿著素色旗袍的妻子。他并沒有穿軍裝，只是普通長衫，卻引得圍觀者竊竊私語：“那就是當年打日本的衛司令。”在場的接待人員則更清楚，等待這位老將的，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回鄉之行，而是一段尚未寫完的歷史。

這一天，距離抗戰勝利已過去十年，新中國成立也滿五年。戰后的中國已經完全換了面貌，可這位從國民黨陣營中走出、又與共產黨并肩抗日的將領，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像是被歷史按下了暫停鍵。直到這趟回程的列車駛入祖國大陸，他的名字，才重新與“國家”“統一”“民族”幾個詞緊緊連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等候他的不只是普通百姓，還有一批曾在戰場上與他打過交道的老對手、老戰友。當晚的宴席上，周恩來夫婦親自做東，之后幾天，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劉伯承、徐向前等開國元帥輪流設宴，請他敘舊。對一位前國民黨高級將領來說，這樣的禮遇相當罕見，也頗耐人尋味。

很多人后來都在問：衛立煌到底做了什么，讓新中國的領導人如此尊重他，還在他去世后將其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在中山公園舉行公祭？想弄明白這個問題，不能只看1955年的宴席，更要把時間線往前撥，回到他年輕時提槍上馬的那些年頭。

一、從武學生到名將：一步步走向戰場中心

衛立煌出身安徽合肥，1897年出生在一個普通農家。童年時代，他也算趕上了清末最后一段相對開明的歲月，鄉里稍有文化的人家，都會讓孩子識字。他少年時讀過一些書，眼界比一般農家子弟要寬一點，但要改變命運，光會認幾個字遠遠不夠。

17歲那年，他只身去了湖北投親，心里打的算盤很簡單：謀個差事，有口飯吃。沒想到，這次奔波并不順利，既沒找到穩定工作，也看清了一個現實——在軍閥混戰、列強逼近的年代，真正能打開路子的地方，很可能在軍隊。

正是這次碰壁，讓他換了條路。他報名參加湖北陸軍學兵營考試，憑著不錯的文化基礎和個人悟性，順利被錄取。那時的學兵營，不只是教操練、打靶，更重要的是讓一批青年接觸到近代軍事理念。當時無論北洋、南方軍隊，競爭都在暗中醞釀，軍校出身的人，很快就會被卷入時代的洪流。

1915年前后，他又轉赴上海。這座租界林立的城市，正在悄悄孕育各種政治力量。衛立煌在這里接觸到不少革命黨人，耳聞目睹，難免受到影響。他參與過聲討袁世凱稱帝的活動，結果事敗而歸，卻更加堅定了一個認識：舊制度已經走到頭，中國遲早要變。

失望之余，他南下加入粵軍。那時的廣東，是孫中山革命勢力的重要基地。衛立煌在軍中表現不錯，被選入孫中山的衛士團擔任排長。每天接觸的，不只是操練口號，還有“民族”“民權”“民生”這些新鮮詞。他曾對身邊人感慨：“跟著先生，才知道打仗是為改天換地。”

不過，孫中山在1925年去世，未能親手完成統一大業。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格局很快發生變化，新一輪權力中心逐漸形成。衛立煌后來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憑借作戰勇猛、執行堅決，在多次戰斗中立功，軍銜一路從營、團升到師。他從一名基層軍官，走到了戰場指揮鏈條的中層位置，也開始有機會獨立主持一塊戰區的軍務。

中原大戰爆發時，已經是1930年。蔣介石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對地方實力派進行討伐。在此背景下，用人標準偏向能打硬仗的將領。衛立煌奉命“圍剿”鄂豫皖地區的紅軍，攻下了戰略要地金家寨。蔣介石為了獎勵他，不僅給予嘉獎，還把金家寨改名為“立煌縣”，并讓他擔任所謂“剿匪”總指揮。

從履歷上看，這位將軍似乎與后來執政的新中國站在完全對立的一邊。但耐人尋味的是，衛立煌的人生軌跡在此后幾年，逐漸偏離了單純的“國民黨名將”路線。這種偏離，與接下來的抗日戰爭密切相關。

二、戰火中的抉擇：從懷疑到敬重

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在這場事件的處理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強調國共合作抗日。這種立場，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國民黨軍人的看法。

衛立煌早年執行“圍剿”任務，對共產黨并不理解，甚至帶著偏見。西安事變后，他通過接觸和觀察，逐漸意識到，這支他曾經的對手軍隊，政治立場雖然不同，卻有著鮮明的抗日意志和鐵的紀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誰真心想打日本，誰在顧慮私利，他心里其實分得很清楚。

全面抗戰爆發后，衛立煌先后擔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務。當時八路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被稱為第十八集團軍，番號上歸屬第二戰區指揮范圍。忻口戰役期間，國共兩軍在山西前線共同作戰，這給了衛立煌一次近距離了解八路軍的機會。

彭德懷后來回憶，當時衛立煌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并沒有把八路軍當成可以犧牲的邊緣部隊，而是經常主動征詢意見。“他常常問我們怎么看地形、怎么看敵情，然后再統一部署。”更關鍵的是，在裝備、彈藥、衣物、糧食等供應上，他盡量做到一視同仁。盡管蔣介石多次暗示，要他限制八路軍的補給，但他在實際操作中，經常“從寬掌握”。

這種做法，自然會招致國民黨內部一些人的不滿。有的軍政人員直接向蔣介石彈劾，說他對共產黨“過于客氣”。蔣介石內心對他也開始多了幾分疑慮：這個將領雖然能打仗，卻漸漸“不那么聽話”。

值得一提的是，衛立煌對中共高層領導人一直保持尊重。在其負責地區，只要得知周恩來、朱德等人要路過或來談事，他往往會親自迎接，有時還安排較好的住處，并與對方長談形勢。用他自己的話說，“對話幾次，才知道人家確實是為國家著想。”

這種態度，在國共關系日益微妙的40年代初，顯得格外突出。1941年，他升任第一戰區司令員，名義上權力更大，身上的壓力也隨之增加。一方面是來自蔣介石的嚴密監視，另一方面是前線不斷變化的局勢。國民黨內部對他的“親共”指責越來越多，蔣介石雖知他帶兵有方，卻始終心懷戒備。

1942年春，蔣介石索性把他撤了職，理由冠冕堂皇，實則出于政治不信任。周恩得知消息后，對身邊人感嘆：“連累了你啊。”這一句“連累”，說得并不輕松，既是對他遭遇的惋惜，也是對復雜形勢的無奈。

三、遠征緬甸與解放戰爭：名將的兩次“為難期”

衛立煌被撤職后不久，中日戰爭進入新的階段。1942年，日本軍隊進攻緬甸，對中國西南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中國政府組織遠征軍赴緬，與盟軍協同作戰，結果初期指揮混亂，損失慘重。局勢一片被動之際，蔣介石發現手中真正熟悉現代戰爭、又有全局觀念的將領并不多。

1943年，他再次起用衛立煌，讓他接掌中國駐印軍和滇西部隊的重要指揮職務。表面上是重用，實際上也是出于無奈：不管怎樣，這位此前被“冷處理”的將領，在實戰能力上仍然不可替代。

衛立煌到任后，對遠征軍進行了整頓。他重視與盟軍的協同，注重后勤保障，盡量避免無謂冒進。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中方部隊在滇西、緬北逐步扭轉局勢，取得收復滇西等一系列戰果，為打通中印公路創造了條件。衛立煌因此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成為當時國際輿論關注的中國將領之一。

從軍事成績看，這一段足以稱得上他的“高光時刻”。不過，他心里很清楚：這種光環并不能消除蔣介石對他的猜忌。1945年抗戰勝利，他被任命為陸軍副總司令，表面上官居高位，實際上手中實權有限。

同年，他與赴歐留學歸來的韓權華結婚。婚姻生活看上去美滿，但政治空氣卻日益緊張。衛立煌清楚，內戰陰云正在聚集，國共再次大規模沖突幾乎難以避免。他本人對于卷入內戰興趣不大，甚至多次流露出憂慮之情。

戰后不久，他以“出國考察”為名，與妻子在歐洲各地游歷。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次“退避”：遠離國內紛爭，保留一定回旋余地。可惜這段安靜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解放戰爭爆發后，國民黨軍隊在東北連吃敗仗，蔣介石急需一個既懂軍事又熟悉共產黨的將領出面“收拾局面”。

于是，衛立煌被召回，出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在紙面上，這是統帥東北大軍的最高職務，但內情卻很尷尬。蔣介石對他多疑，不斷越級下達命令、干預作戰部署，嚴重削弱了前線指揮的完整性。衛立煌一方面不愿對內戰投入全部意志，另一方面，對這種“前線背后有人拽著”的局面也極為不滿。

遼沈戰役前后，國民黨在東北的戰略決策頻頻失誤。衛立煌提出的一些穩妥意見，被一再否定。戰局迅速惡化后，蔣介石又習慣性地尋找“背鍋者”，把失敗很大一部分責任推到他頭上。這種做法，讓衛立煌徹底對其喪失信任。

有一次，他私下對友人說：“同室操戈，本已違心，如今還要替人擔責，何必呢？”他萌生去香港暫避風頭的念頭，希望遠離內戰旋渦。但這一動向被偵知后，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對他進行軟禁，限制行動。直到1949年前后，因李宗仁代理代行總統職務，對黨內舊賬有所調整，衛立煌才得以脫身，移居港澳一帶，暫時遠離政治中心。

這一段經歷，某種意義上是他人生的第二個“為難期”。一邊是多年的舊主與舊部，一邊是逐漸崛起、掌握戰場主動權的共產黨。他沒有主動投身內戰，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發表過極端言論，而是選擇盡量抽身。這個態度，后來成為中共和平對待他的基礎之一。

四、回到祖國與晚年評價：敬重從何而來

1949年后，新中國成立。對于像衛立煌這樣在抗戰時期立過功、在內戰中態度相對復雜的舊軍政人員，中央并沒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結合具體歷史表現進行區別對待。衛立煌在抗日戰場上的貢獻，在給八路軍提供支持、主張合作抗日等方面的行為，都被認真梳理和評估。

1955年前后，中央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主動與居于海外的舊政要、舊將領接觸，邀請有代表性的人物回國參與建設。衛立煌名列其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他在抗戰期間的作為有清晰印象，也了解他在解放戰爭中的實際態度。正因為這些歷史事實，他被視為可以爭取、可以信任的對象。

1955年，他接受邀請回到大陸。那次火車站的迎接場面，并不刻意張揚，卻透出一種特殊分量。周恩來夫婦當晚設宴，既有禮節，也有真心寒暄。據在場的知情者回憶，席間周恩來曾輕聲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國家現在需要的是把事情往前辦。”衛立煌只點頭，握著茶杯，沉默了很久。

隨后幾天里，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陳毅、徐向前等先后邀請他共進晚餐。這六位開國元帥，在建國后的日程本已異常緊張，卻還是抽時間與這位昔日國民黨將領敘談。有的回憶抗日前線的并肩作戰，有的談及當年被他照顧過的八路軍部隊補給問題。這樣一種氛圍，既有戰友情，也有對其人格和選擇的認可。

毛澤東對他的接待，也體現了特殊禮遇。毛對他在滇西抗戰中的貢獻給予肯定，并提及當年他對八路軍的支持“記在心里”。對老一代革命者來說，戰爭年代誰在關鍵時刻站在民族大義一邊，并非輕易就被忘記。

回國后，衛立煌并沒有被閑置。他先后被推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常委，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這些崗位既有象征意義，也有實際參與空間。他在一些國防建設和涉外事務上，提出過不少意見，其中包括利用自身了解西方軍事體系的優勢，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提供參考。

1960年前后，衛立煌因病住院。那一年，他已經回國五年，年近花甲。病榻上的他，身體每況愈下，但探望的人卻絡繹不絕。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先后前往醫院看望，與他攀談舊事，也詢問病情。對一位并非共產黨員、且未參與解放戰爭一線作戰的前國民黨將領來說，這樣的關心并不常見。

1960年11月，衛立煌在北京逝世。中央決定為他舉行公祭，地點在中山公園，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各界人士前來吊唁，不少曾與他在抗日戰場共事的人，專程趕來致敬。挽聯和悼詞中，重點提及的，不是他曾經位居多高軍職，而是他在民族危亡關頭的選擇：支持抗日、尊重合作、盡量減少內戰傷害。

回過頭看，1955年前后那幾次“輪流請吃飯”，表面是一段輕松的聚會，實則折射出一套清晰的標準：看人，不僅看他站在哪個陣營，更看他在大事大非面前做出了怎樣的抉擇。衛立煌在抗戰時期對八路軍的支持，在國共關系微妙時的相對公正，在內戰中的某種“收手”，這一切疊加起來，構成了他晚年受到尊重的根基。

不得不說，他并不是完人，早年的“圍剿”行動、在國民黨體系中的履歷，都寫在史冊上，不會被抹去。但正因為經歷復雜，他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選擇，尤其是在民族存亡關頭能夠把抗日放在首位，使后人對他的評價呈現出多維而審慎的色彩。

試想一下，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要完全脫離黨派立場幾乎不可能，一個人能做到的，更多是在既有位置上，盡量減少對國家長遠利益的損害，并在關鍵節點做出不違心的決斷。衛立煌之所以令新中國的多位開國元帥愿意舉杯相對，正是因為他們彼此都清楚，當年在最艱難的歲月里，曾經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過難得的共識。

戰爭結束后，很多人的軍功、職位都成了歷史名詞。但一個人在不同階段的選擇會留下痕跡，遲早要被后人重新審視。1955年那一桌桌飯局、1960年的那場公祭、八寶山的一方墓地，背后對應的，是對一段曲折人生的整體判斷，也是對那個時代復雜人事的一種含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