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的一場大雪,把長江兩岸的燈火映得模糊。凌晨一點,北岸哨位的鋼板上結著薄冰,負責守橋的年輕戰士裹緊棉衣,手里的半舊步槍也被寒氣鍛得冰涼。遠處傳來汽車引擎聲,一輛吉普穩穩停在橋頭。車門開處,許世友踏雪而來。
“娃娃們,冷不冷?”他抬頭看了看呼嘯的江風,又瞥了眼橋面。站崗的排長咧嘴一笑:“首長,習慣了!”寥寥數語,寒夜里的對話卻把問題亮了出來——連他這樣的硬漢,都聽得出那股咬牙的勁。
第二天上午,司令員在軍區會議上拍案:“在橋面上建崗樓,讓兵站得住腳!”建崗樓,是他給出的直接而樸素的辦法。然而負責大橋養護的地方管理處卻遞來一封信,言辭懇切卻態度堅決:橋體線條完整優美,額外建筑會破壞整體觀感,不宜施工。理由只有一句:不美觀。
這一反對聲火速傳到許世友耳朵里。會場上,他盯著那封信足足半分鐘,忽然把信拍回桌面:“美觀?凍壞了兵,橋還談什么美觀!”最終,南京軍區撥出工兵連與材料款,崗樓在橋面兩側拔地而起,冬天再冷,哨兵也能輪流進樓取暖。
為何一位大軍區司令對一座橋如此上心?故事得從1955年說起。那年初春,他奉調南京軍區,第一次踏上這座六朝古城。山水旖旎,城墻巍峨,但真正讓他記掛的,是橫截江面、忙忙碌碌的輪渡。火車一節節拆下裝船,南北貨流被迫在江心停頓,許世友眉頭緊鎖。他懂得戰爭年代兵力機動的要害,也知道國家建設急需一條真正的鋼鐵通道。
1958年,國家決定動手修建南京長江大橋。專家提出三處備選橋址,他翻地圖、看水文,最后一句話拍定:“就在寶塔橋下游!交通樞紐最要緊。”方案隨即通過。此舉在當時并不易——中蘇裂痕已現,外援技術與鋼梁通通中斷,一切只能靠自己。
沒有蘇聯專家的圖紙,卻有中國工程師的決心。為確保材料供應,南京軍區把115名技術骨干、600多名工兵推到工地,協助打樁、抬梁、警戒。許世友幾乎每周都要過江一趟,工棚里有他蹲著吃干糧的身影。工人們至今念叨:這位司令嗓門大,手也快,一掄鐵錘不輸年輕人。
1968年9月,大橋通車前夕,他接到邀請剪彩。典禮后,他又留下一句硬話:“橋是國門,戰時要能走重裝。”話音未落,人已開始盤算如何檢驗承載力。1969年夏,他陪毛澤東同志登橋巡視。主席隨口問:“坦克能過嗎?”這一問,讓許世友徹底下定決心:一定要用實物試壓。
于是便有了118輛62式坦克夜行長江大橋的壯觀場面。橋面事先加鋪草墊、灑水降溫,每輛重三十二噸的鐵疙瘩按五十米距離緩緩駛過。9月26日上午,前車排盡,橋面安然無恙。現場六十萬南京市民在江風里目睹這一幕,報紙當晚加印。有人感慨:這不是軍演,是給國人吃下一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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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壓橋的激情尚未散去,新的構想又被端到司令案頭——在橋上布設潛射導彈試驗裝置。1970年8月,總設計師黃緯祿提出借用橋體作“天然塔架”,模擬潛艇水下發射。有人疑慮:如此折騰,會不會傷到橋?軍方與專家把細節寫進厚厚的方案,許世友批示兩字:同意。三天宵禁,他自己披著白汗衫站在橋中央看鋼索起吊,直到模擬彈安然入江,才轉身離開。
也正是在那段日子,守橋部隊得以正式成形。獨立第二師調防,大橋南北橋頭堡密密匝匝設起哨卡。八萬多輛汽車、四千余艘船只每日穿梭,噪音可達百余分貝。戰士要從橋墩內部拾級而上,每趟上下兩百四十多級。這份苦,許世友看在眼里。
因而,崗樓事件在他心里并非小節。參謀勸他再商量,他略一揮手:“橋梁不能說話,兵能說話。別讓他們凍出病。”崗樓落成后不久,江面又起霧凇,戰士輪班進出,取暖喝水,站崗姿勢更穩,交通秩序也跟著順暢。有意思的是,后來的橋梁管理處人員也承認,新建的崗樓與橋體色調相合,反倒成為一抹別樣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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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1973年調任廣州,但每次北上,總要在車上遠望長江大橋。晚年他回南京休養,中山陵八號樓前的菜畦親手播種,豆苗爬上木架時,老將坐在藤椅上,常把手指向北方:“那座橋,值。”一句話,算不得豪言,卻透著他對這座城市、這條江以及那些無名守橋兵的牽掛。
1978年,守橋部隊換裝新型通訊設備,昔日崗樓仍然使得上。1988年,鐵路橋面鋪設重軌,承載標準再次拔高。橋身老而彌堅,行人或許不清楚背后的故事,只見車流滾滾,而崗樓里的值班鈴聲從未中斷。
修橋、護橋、驗橋,不過二十幾年;可橋連南北,貫通大動脈,卻支撐起更久遠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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