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決定在南京長江大橋修崗樓，遭到管理人員反對：修了不美觀

1971年12月的一場大雪，把長江兩岸的燈火映得模糊。凌晨一點，北岸哨位的鋼板上結著薄冰，負責守橋的年輕戰士裹緊棉衣，手里的半舊步槍也被寒氣鍛得冰涼。遠處傳來汽車引擎聲，一輛吉普穩穩停在橋頭。車門開處，許世友踏雪而來。

“娃娃們，冷不冷？”他抬頭看了看呼嘯的江風，又瞥了眼橋面。站崗的排長咧嘴一笑：“首長，習慣了！”寥寥數語，寒夜里的對話卻把問題亮了出來——連他這樣的硬漢，都聽得出那股咬牙的勁。

第二天上午，司令員在軍區會議上拍案：“在橋面上建崗樓，讓兵站得住腳！”建崗樓，是他給出的直接而樸素的辦法。然而負責大橋養護的地方管理處卻遞來一封信，言辭懇切卻態度堅決：橋體線條完整優美，額外建筑會破壞整體觀感，不宜施工。理由只有一句：不美觀。

這一反對聲火速傳到許世友耳朵里。會場上，他盯著那封信足足半分鐘，忽然把信拍回桌面：“美觀？凍壞了兵，橋還談什么美觀！”最終，南京軍區撥出工兵連與材料款，崗樓在橋面兩側拔地而起，冬天再冷，哨兵也能輪流進樓取暖。

為何一位大軍區司令對一座橋如此上心？故事得從1955年說起。那年初春，他奉調南京軍區，第一次踏上這座六朝古城。山水旖旎，城墻巍峨，但真正讓他記掛的，是橫截江面、忙忙碌碌的輪渡。火車一節節拆下裝船，南北貨流被迫在江心停頓，許世友眉頭緊鎖。他懂得戰爭年代兵力機動的要害，也知道國家建設急需一條真正的鋼鐵通道。

1958年，國家決定動手修建南京長江大橋。專家提出三處備選橋址，他翻地圖、看水文，最后一句話拍定：“就在寶塔橋下游！交通樞紐最要緊。”方案隨即通過。此舉在當時并不易——中蘇裂痕已現，外援技術與鋼梁通通中斷，一切只能靠自己。

沒有蘇聯專家的圖紙，卻有中國工程師的決心。為確保材料供應，南京軍區把115名技術骨干、600多名工兵推到工地，協助打樁、抬梁、警戒。許世友幾乎每周都要過江一趟，工棚里有他蹲著吃干糧的身影。工人們至今念叨：這位司令嗓門大，手也快，一掄鐵錘不輸年輕人。

1968年9月，大橋通車前夕，他接到邀請剪彩。典禮后，他又留下一句硬話：“橋是國門，戰時要能走重裝。”話音未落，人已開始盤算如何檢驗承載力。1969年夏，他陪毛澤東同志登橋巡視。主席隨口問：“坦克能過嗎？”這一問，讓許世友徹底下定決心：一定要用實物試壓。

于是便有了118輛62式坦克夜行長江大橋的壯觀場面。橋面事先加鋪草墊、灑水降溫，每輛重三十二噸的鐵疙瘩按五十米距離緩緩駛過。9月26日上午，前車排盡，橋面安然無恙。現場六十萬南京市民在江風里目睹這一幕，報紙當晚加印。有人感慨：這不是軍演，是給國人吃下一顆定心丸。

坦克壓橋的激情尚未散去，新的構想又被端到司令案頭——在橋上布設潛射導彈試驗裝置。1970年8月，總設計師黃緯祿提出借用橋體作“天然塔架”，模擬潛艇水下發射。有人疑慮：如此折騰，會不會傷到橋？軍方與專家把細節寫進厚厚的方案，許世友批示兩字：同意。三天宵禁，他自己披著白汗衫站在橋中央看鋼索起吊，直到模擬彈安然入江，才轉身離開。

也正是在那段日子，守橋部隊得以正式成形。獨立第二師調防，大橋南北橋頭堡密密匝匝設起哨卡。八萬多輛汽車、四千余艘船只每日穿梭，噪音可達百余分貝。戰士要從橋墩內部拾級而上，每趟上下兩百四十多級。這份苦，許世友看在眼里。

因而，崗樓事件在他心里并非小節。參謀勸他再商量，他略一揮手：“橋梁不能說話，兵能說話。別讓他們凍出病。”崗樓落成后不久，江面又起霧凇，戰士輪班進出，取暖喝水，站崗姿勢更穩，交通秩序也跟著順暢。有意思的是，后來的橋梁管理處人員也承認，新建的崗樓與橋體色調相合，反倒成為一抹別樣風景。

許世友1973年調任廣州，但每次北上，總要在車上遠望長江大橋。晚年他回南京休養，中山陵八號樓前的菜畦親手播種，豆苗爬上木架時，老將坐在藤椅上，常把手指向北方：“那座橋，值。”一句話，算不得豪言，卻透著他對這座城市、這條江以及那些無名守橋兵的牽掛。

1978年，守橋部隊換裝新型通訊設備，昔日崗樓仍然使得上。1988年，鐵路橋面鋪設重軌，承載標準再次拔高。橋身老而彌堅，行人或許不清楚背后的故事，只見車流滾滾，而崗樓里的值班鈴聲從未中斷。

修橋、護橋、驗橋，不過二十幾年；可橋連南北，貫通大動脈，卻支撐起更久遠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