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浙江首任省長，49歲被撤銷所有職務，56歲郁郁而終

1954年12月的杭州，北山街梧桐葉盡，湖面上薄霧未散。46歲的沙文漢在省委辦公樓前停下腳步，抬頭看著升起的五星紅旗。他知道，接下來的任命關乎浙江的未來，也將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

沙文漢出身寧波塘溪，自幼便有股拗勁。1908年冬，他呱呱墜地，取名沙文沅。父親希望兒子握筆成書，可年少的沙文沅偏偏對農家苦難更上心。1925年，他僅17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兄長沙文求比他晚了半年。從此，“沙氏五兄弟”中最耀眼的火焰燃起。

1926年學成返鄉，沙文漢辦夜校、建農協。奉化、鄞縣一帶的佃農第一次聽到“組織”二字，心里熱得直冒汗。有人勸他收斂些，他卻擺擺手：“鄉親們都站起來了，我怎能趴下？”同年“五卅運動”聲震上海，他帶著寧波學子北上聲援，槍口前高呼口號，嗓子沙啞三日才恢復。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江南。1928年春夜，上海石庫門小弄堂昏燈搖曳，沙文漢接到調令赴莫斯科列寧學院深造。窗外風聲正緊，他輕聲說：“把命理清，再回來斗。”三年研習完畢，他已熟稔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練就了在黑暗中摸索生存的本領。

1934年重返上海，沙文漢化名“老孟”，潛身工人群眾間，組織秘密工會。一次突襲搜捕，他翻窗而出，滾落屋檐，手臂骨裂仍咬牙遠遁蘇北。1936年抗戰烽煙將起，他索性把痛苦當磨刀石，投入救亡圖存宣傳；黑白油印的小冊子里，他用尖銳文字刺穿日寇與反動派的虛偽外衣。

新四軍東進，蘇中敵后烽火連天。1939年，沙文漢受命擔任江蘇省軍委書記。白天躲在蘆葦蕩里開會，夜里摸進淪陷區募醫募糧，“路遠夜黑，用腳試試橋板”是他常說的玩笑。短短數年，他將蘇中、蘇南的抗日武裝織成密網，令日偽聞風色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沙文漢隨軍入城，看著外白渡橋上人潮歡呼，他心里一陣酸澀——兄長沙文求倒在二十年前，沒能見到這景象。他把悲痛壓到心底，隨即投入接管財經、整頓稅警的繁重事務。作為華東局干部，他屢次在會議上直言不諱，既能端茶敬煙，也敢拍案而起。

豪情在1954年達到頂點。中央決定恢復浙江建制，沙文漢被任命為首任省長。那一年，他才46歲。浙江百廢待興，電網殘缺、鹽田荒廢、港口淤塞，他跟班子成員幾乎把辦公室搬到山海之間。前腳剛在溫州解決甌江堤壩，后腳又出現在浙北平湖稻田邊。干部私下說他“鐵人”，他笑著搖頭：“浙江人種茶織網，省長也得學會俯身插秧。”

可風云驟變來得太快。1957年肅反擴大化時，沙文漢因“思想頑固、立場搖擺”被打成“右派”。49歲那年夏天，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黨籍也一并被開除。組織宣布決定時，他端坐無言，只取下公章，交到桌上。同行者記得，他當晚給妻子留下一句：“人可倒，志不可摔碎。”

被下放到蘭溪農場后，沙文漢從省府樓走進稻草棚，晝耕夜讀。夜深，他以煤油燈為伴，攤開塵封的竹簡、甲骨文資料，著手撰寫《中國奴隸社會探討》。有人譏諷他“紙上空談”，他淡淡回應：“書寫史實，總好過懷疑信仰。”風雨飄搖七年，六易其稿，終成九十余萬字巨著，卻無緣面世。

1964年1月，千島湖畔薄雪未消，56歲的沙文漢因積勞成疾撒手人寰。臨終前，他拉著好友的手低聲囑托：“若有一天，歷史能自我澄清，請把書稿交給后人。”十年后，好友帶著發黃的手稿輾轉上交有關部門。

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為沙文漢平反，恢復名譽、黨籍與職務。當年的錯誤批判被推翻，昔日“右派”重新寫入英烈名冊。遺憾的是，那時距他離世已整整十八年，空留一冊稿紙泛黃、字跡斑駁，卻依舊透著鋒芒。

有意思的是，沙家祖屋還掛著二十年代的家訓：“智勇兼備，正直做人。”兄弟五人，四人赴死，獨剩沙孟海以書法名世。后輩祭掃祖塋，常會看看省府舊照，低頭輕嘆：同為江南水鄉兒郎，或成名家，或赴血火，命運只隔一轉身。

沙文漢的一生，從寧波鄉野走到浙江省府，再墜入政治旋渦，最后倒在冬日的寒風中，像極了一條奔流不息卻被截斷的江河。他的故事提醒世人，革命者的鋒芒不只在槍林彈雨間奔突，更在風平浪靜時堅守初心；而歷史，也總會在塵埃落定后，給忠誠一個清朗的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