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考狀元”曾直言：不后悔加入美國！晚年為何帶著積蓄回國

她是高考制度重啟后，上海地區首屆理科高考桂冠得主，僅憑一份閃耀的成績單便叩開了復旦大學的大門；多年后，她坦然公開表示，從未對歸化美國國籍這一決定產生過一絲動搖。

可正是這樣一位在美國科研一線深耕逾三十載的杰出學者，卻在人生暮年毅然攜畢生積蓄重返故土，定居上海老宅，將余生熱忱傾注于祖國生命科學事業。當年遠渡重洋的緣由何在？如今落葉歸根的初心又是什么？

袁鈞瑛生于上海一戶尋常人家，既無顯赫門第庇佑，亦無神童之譽加身。她的求學軌跡與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多數同齡人并無二致——循著課本一頁頁翻過，沿著課桌一階階邁上，直到時代浪潮奔涌而至，她以沉靜篤實的姿態，在歷史拐點處交出了一份令全國矚目的答卷。

1977年高考恢復，不僅是一場考試的重啟，更是一代人命運的閘門被轟然推開。彼時風華正茂的她，正站在人生第一個重大抉擇的起點之上。

她和千萬考生一樣，懷揣著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敬畏步入考場。沒有特訓班加持，沒有押題秘籍輔助，唯有日復一日伏案苦讀的積累，以及骨子里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倔強。

最終，她以全市理科總分第一的絕對優勢被復旦大學錄取。這一成績不僅震動申城，更在全國高校圈引發廣泛關注——人們紛紛議論：這位來自黃浦江畔的姑娘，注定將在科學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光軌。

踏入復旦校門后，她并未沉溺于“狀元”光環之中，而是迅速褪去榮光外衣，一頭扎進浩瀚的知識深海。在那個文獻稀缺、儀器陳舊、連基礎試劑都需反復提純的年代，她把圖書館當書房、將實驗室作客廳，晨昏不輟，寒暑無間。

四年本科時光，不僅夯實了她扎實的生物化學功底，更淬煉出她矢志不渝的學術信仰。畢業之際，她毫不猶豫選擇繼續攻讀研究生，朝著更高遠的科研峰頂堅定攀登。

真正推動她走向國際舞臺的關鍵一步，是中美兩國聯合啟動的一項高端人才培養計劃。該項目作為冷戰后期罕見的科技合作范本，成為連接東西方智慧的重要紐帶，為中國輸送了大批具備全球視野的頂尖科研力量。

她憑借過硬實力脫穎而出，成功入選赴美博士培養序列。這一次跨洋遠行，使她正式登上世界最前沿的科研高地，而這一去，便是整整三十余載春秋。

初抵哈佛校園，現實遠比想象更為嚴苛：味覺上的陌生、語言節奏的錯位、科研強度的陡增，無一不是橫亙眼前的無形高墻。

抵達波士頓前三日，因人生地不熟不敢獨自外出，她僅靠一盒蘋果果腹，直至聯系上母親昔日友人，才終于吃上離家后第一頓溫熱飯菜。

然而這些生活瑣碎的困頓，在她心中科研理想的烈焰映照下，瞬間黯然失色。美國濃厚的學術氛圍令她如沐春風——教授每日指定大量經典原著與原始論文，要求次日課堂深度研討，這種高強度思維訓練，讓她迅速掌握了國際一流科研的邏輯脈絡與表達范式。

在國內求學時，她最渴望卻最難觸及的是最新期刊；而在美國，觸手可及的海量數據庫、言傳身教的諾獎級導師、精準高效的尖端設備，共同構成了滋養她科研天賦的沃土。

博士第二年進入實驗室遴選階段，她卻發現校內尚無匹配其研究方向的課題組。換作他人，或妥協加入已有成熟體系的團隊，但她卻主動找到項目主管據理力爭。

出乎意料的是，校方不僅未予駁回，反而全力支持——批準她前往麻省理工學院自主對接，并全額資助往返交通與初期實驗經費。

這次破格授權，成為她學術生涯的關鍵躍升點。她在MIT加入頂尖實驗室，在導師悉心指導下全情投入，與團隊成員并肩作戰，堅持“當日實驗不完不離崗”的鐵律。正是這份近乎苛刻的執著，催生出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原創發現。

隨后她順利獲得博士學位，完成博士后訓練，并最終回到母校任教，歷經助理教授、副教授，直至榮膺終身講席教授。數十年間，她的研究成果持續刷新業界認知，在急性腦損傷干預機制、腫瘤細胞凋亡調控路徑、阿爾茨海默病早期干預靶點等方向均取得突破性進展。

依托一系列奠基性工作，她在國際生命科學界贏得崇高聲譽。三十年光陰，她在太平洋彼岸構筑起屬于中國科學家的學術豐碑，也成為美國神經生物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之一。

在此期間，她正式成為美國公民，并多次在公開場合坦言：這一身份轉換絕非權宜之計，而是基于當時科研生態與發展平臺作出的理性抉擇——那片土壤，確實托舉起了她的科學理想。

正當外界普遍預期她將在波士頓安享學術晚景之時，她卻悄然調整人生航向。2012年，她將工作重心全面遷回上海，出任某國家級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以實際行動宣告：此心安處，即是吾鄉。

不久后，她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成為同時擁有中美兩國最高學術頭銜的極少數科學家之一，以雙重身份持續反哺祖國生命科學研究體系建設。

尤為令人動容的是，她歸國之際不僅帶回來了全套技術方案與國際標準操作流程，更將個人數十年積攢的全部積蓄悉數捐出，專項用于新研究中心的硬件搭建與人才引進。

要知道，彼時的她已是哈佛醫學院終身教授，在美國坐擁優裕生活條件與頂級科研資源配置。放棄既有成就，從零起步籌建一個全新平臺，其中所需承擔的風險、壓力與犧牲，常人難以想象。

有人困惑不解：既然早已入籍美國，且已在異國功成名就，為何偏要在花甲之年重返故土，一切歸零重新出發？

答案其實早已鐫刻在她數十年未曾更改的筆記本扉頁上：“我永遠記得，是新中國給了我讀書的權利；是改革開放賦予我走出國門的資格；是祖國的托舉，讓我有底氣站上世界講臺。”

旅美期間，她始終密切關注國內生命科學領域的發展動態。目睹實驗室條件逐年改善、青年才俊不斷涌現、政策支持力度持續加大，她內心那份深埋已久的歸屬感，日益升騰為不可抑制的行動力。

她清醒認識到，自己長期聚焦的細胞程序性死亡調控機制，對攻克癌癥耐藥難題、延緩帕金森病進程、開發新型神經保護藥物具有關鍵價值。而中國雖已躋身該領域全球第二梯隊，但在原創理論構建與核心技術突破方面，仍存在亟待填補的空白。

她渴望以自身經驗為火種，點燃一批中國青年科學家的創新激情；以國際視野為藍圖，打造一座接軌全球標準的研究高地；讓中國在生命科學這一戰略制高點上，真正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

歸國后的她，依舊保持著在哈佛時的工作節奏：凌晨五點查閱郵件、上午主持組會、下午指導實驗、深夜審閱論文。她尤其重視青年人才梯隊建設，在她主導下，該中心三年內即建成完備的博士后工作站與聯合培養基地，已培育出二十余位獨立PI（首席研究員），多項成果發表于《Cell》《Nature Neuroscience》等頂級期刊。

如今，她已年逾六旬，銀發如雪，步履卻依然堅定有力。她婉拒了所有商業邀約與社會兼職，將全部精力傾注于實驗室與課堂之間。她從未抱怨過生活落差，只反復強調：“我不是回來‘享受’的，我是回來‘做事’的。”

她從不認為當年選擇加入美國國籍是錯誤的決定——那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名青年科學家追尋真理所作出的務實選擇。

而晚年毅然回國，則源于血脈深處無法割舍的文化認同，源于一位科學家用畢生所學回報桑梓的莊嚴承諾，更源于那份從未褪色的、對中國生命科學未來圖景的熾熱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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