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39軍入朝參戰，一參謀搶坐部隊頭車，軍長吳信泉：亂彈琴

1950年10月19日拂曉，鴨綠江水面霧氣繚繞，志愿軍第39軍主力正悄然踏上那座臨時架設的浮橋，車燈熄滅，履帶與木板摩擦聲在濕冷空氣里顯得格外清晰。行軍序列里，一號吉普本該穩穩停在最前。它既是領航車，也是全軍的“眼睛”，駕駛員手心滲著汗，生怕一個方向盤失誤，耽誤千軍萬馬的行程。就在部隊即將通過大橋時，軍長吳信泉下車，到橋頭巡視隊伍。

短短幾分鐘后，他回到車旁，卻發現座位被人捷足先登。來人軍帽壓得很低，正迅速擺弄地圖與羅盤。吳信泉抬聲道：“小何，你跑到我車里做什么？”年輕參謀抬頭，摘下沾滿霜霧的眼鏡：“軍長，咱換車吧，這趟我必須坐頭車。”一句“亂彈琴”脫口而出，老將軍眉頭緊鎖。

這位敢于“搶座”的正是參謀處長何凌登，時年三十三歲。福建閩南人，早年漂泊滬上做過雜役，后陰差陽錯進了國民黨海軍當水兵。三年里，他見慣軍紀渙散、壓榨欺凌，一腔熱血無處可施，終于在1937年輾轉離隊。

流亡歲月里，抗戰烽火點燃了他的志向。1938年西安，何凌登遇到正在籌建革命青年培訓班的徐特立。老教育家拍著他的肩膀說：“好男兒志在民族大義，延安需要你們。”一句話，決定了他的方向。

延安抗大訓練讓何凌登的軍事天賦被徹底激活。自1940年起，他輾轉晉察冀、冀東、遼西，既做參謀又扛槍。山海關外的嚴冬，白山黑水的血戰，他在敵后繪制的兵力部署圖，如今仍被視作經典教材。

解放戰爭爆發，何凌登調入東北野戰軍第十師偵察科，很快升任科長。遼沈戰役打到最緊要關頭，他率偵察分隊摸黑潛入塔山外圍，摸清敵炮陣地，讓后續炮兵一輪覆蓋解決頑敵，立下頭功。那年，他被林彪在嘉獎令里點名，稱其“膽大心細，不畏艱險”。

新中國成立，39軍奉命進駐東北邊境。1950年夏，朝鮮局勢驟變，軍長吳信泉率部接到作戰命令。行前夜，軍部開會通宵達旦，何凌登將一摞手繪地圖拍在桌上，反復強調敵機動向和山區道路特點。參會的人記得，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咱們第一仗必須打贏，打就要準。”

于是有了鴨綠江畔的那一幕。面對軍長的質疑，何凌登沉聲解釋：“朝鮮山路窄，夜間美軍常出動F-80噴氣機低飛騷擾。頭車一旦被打停，全隊列就可能堵死。讓我來指揮司機，摸清前路。”配屬的陳明仁政委擔心生變，也勸吳信泉：“讓小何上吧，情況熟的人在前頭更穩妥。”

車隊繼續南下。夜色深沉，西風里木橋出現在眼前。橋后一連串回頭彎，極考驗司機技術。為保隊形，頭車悄悄開了近光。就在那束光掃過山壁的一瞬，一架敵機呼嘯而至，航燈閃動，機炮火舌傾瀉。

爆炸將山路照得如白晝，碎石與火焰掀翻了吉普。尾車迅速熄火就地疏散，吳信泉沖上前時，只見翻倒的車體下，何凌登半身被壓。醫務員撕開他的棉衣，胸口早已失去起伏。臨終前兩分鐘，他只留下六個字：“頭車不能停……”

39軍把悲痛壓進鋼槍。十月二十五日晚，云山打響。寒風裹著雪粒，117師突進城南，118師切斷退路，116師抄插腰口。美軍騎一師最初判斷“是小股土八路”，倉促應戰，沒想到一夜之間火網封城。拂曉，美24師師長迪安被俘，這成為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上的首名俘虜將官。

云山勝利后，39軍以近乎破竹的態勢，連奪龜城、價川，徹底打破敵軍“圣誕節回家”的幻想。緊接著清川江畔那場零下二十度的絞殺戰，他們以輕武器擋住了坦克集群，為志愿軍大兵團合圍贏得關鍵時間。

需要指出的是，戰事的每一次推進，都踩在前赴后繼的鮮血上。何凌登犧牲僅六十小時后，他手下幾名偵察參謀在德川附近再次中彈，全數殉職。戰友們從他們的挎包里翻出一疊折得整齊的路線圖，上面標注著紅藍箭頭——那是未竟的作戰預案。

吳信泉并不多言。他把何凌登的軍帽放進自己行囊，每逢部署作戰，總在案頭擺一片黑白照片。有人聽見老將軍低低自語：“小何，你再幫我看看，這路好走嗎？”一句念叨，像在對亡者請教，也像在督促自己。

半年后，39軍改編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兵團所屬，繼續轉戰上甘嶺、金城等要地。戰地醫護統計，軍中最常見的病是凍傷與饑餓，士兵們裹著單薄棉衣，蹲在山壑間啃硬面。可只要炮聲一起，他們依舊能躥出貓耳洞，沖向前線。

有人問起吳信泉，為何39軍屢建奇功。他的回答簡單：“敢打，舍命，不計得失。”這八個字在云山、在清川江、在漢江南岸，都被一次次驗證。

1953年停戰協定簽字那天，39軍損失三萬余人，其中參謀系統就犧牲近四百。志愿軍第一位烈士何凌登的名字被鐫刻進軍史，也被同袍口耳相傳。

福建老家有座小祠堂，梁上懸著他的遺像。母親每逢清明點香，她會告訴鄉親：“阿登去了遠方，可他做了大事。”在她心里，兒子仍然像從前那個挑著小竹籃去鎮上賣咸魚的少年，只是再也等不到歸來。

多年后，39軍番號撤銷，部隊改編成新的集團軍，但官兵換了肩章仍記得那句“頭車不能停”。對志愿軍而言，先行者的代價既沉重又莊嚴。正因如此，鴨綠江的那天清晨才顯得格外意義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