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父母同時決定馬年春節不團圓 故鄉真的回不去了嗎？

春節臨近，和幾個朋友聊天，說起回家的事。

一位朋友語氣平靜地告訴我，今年不回了。

理由很具體：機票太貴，不合算。

他去年六月剛回去過，父母年邁，也不想折騰過來。

另一位朋友，往年父母都會遷就他，從老家趕來團圓，今年卻也說不來了。

他自己呢，掰著手指數了數，竟有好些年沒踏足故鄉的土地了。

至于我自己，今年也注定和父母分隔兩地過年。

我們這些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我們的父母，則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生人。

一種心照不宣的淡泊，似乎同時籠罩在兩代人關于“團圓”的期待里。

那份曾經需要動用一切交通工具、克服萬難也要奔赴的熾熱，正在悄悄降溫。

我們并非冷血，也絕非不愛家人。

那種縈繞心頭的“年味變淡”之感，像一層透明的薄膜，隔在人與一種熟悉的情感濃度之間。

它從何而來？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言，“鄉土社會是‘熟悉’的社會，現代社會是‘陌生’的社會。”

春節，那場極致的“熟悉”的狂歡，其根基正是農耕文明下的宗族社會和緊密的地緣紐帶。

我們的父輩，大多從那樣的“鄉土中國”走來。

對他們而言，春節是血緣的年度確認，是地緣的莊嚴儀式。

更是一年辛苦勞作后情感與物資的“總結與狂歡”。

然而，我們這一代，成長于急速的城市化浪潮中。

家庭結構從枝繁葉茂的大家族，收縮為核心的小家庭。

人口像水一樣在全國范圍內流動，故鄉從每日生活的背景板，變成了手機地圖上的一個坐標。

支撐傳統年俗的“社會基礎被瓦解”了。

回鄉，不再是從村東頭走到村西頭，而變成了一場涉及交通規劃、經濟核算、假期協調的復雜項目。

那張“太貴”的機票，就是一個冰冷而具體的注腳。

它量化了時空轉換的成本，也衡量著情感投入的閾值。

更深一層看，春節的文化內核，也在經歷一場悄無聲息的“稀釋”。

文化學者指出，傳統年俗中的敬畏感與儀式感，正被便捷的現代生活所“祛魅”。

過去，祭祖、守歲、準備繁復的年貨與食物，是一套充滿象征意義的“綜合性文化實踐”。

如今，貼春聯可能成了物業的統一安排，年夜飯可以預定酒店套餐，鞭炮聲在很多城市已然沉寂。

儀式被簡化，甚至符號化。

正如學者陸益龍所言，春節正轉向更側重“休閑娛樂與消費”的假期。

我們不再共同參與創造節日的過程，而更多是消費節日的成果。

于是，節日的情感表達，也微妙地“外化為可購買的消費品和服務”。

紅包的金額、禮物的檔次、旅游的消費，成為可以比較、可以展示的指標。

當情感需要用物質來精確衡量和維系時，其內在的、不可言說的純粹性，便難免在人們心中褪色。

對于步入中年、負擔沉重的七零后八零后，春節消費與人情往來，有時甚至構成一種經濟與心理的雙重負擔。

沖淡了節日本該有的愉悅。

代際之間的微妙變化，尤為值得玩味。

我們與父母，似乎陷入一種無聲的“共謀式淡泊”。

父母輩，那些五零后六零后，他們曾是傳統最堅定的捍衛者與執行者。

為何他們的熱情也在消減？

一方面，長途跋涉對年邁身體確是負擔。

另一方面，或許他們也疲憊于在子女現代化的生活節奏與空間里，扮演一個略顯突兀的“傳統角色”。

或許，他們發現，風塵仆仆帶來的家鄉味，可能不如外賣平臺一鍵下單。

謹守的過年規矩，在孫輩的iPad游戲和短視頻聲音里顯得局促。

而我們這一代，在學者閻云翔所描述的“個體化”浪潮中成長，更看重個人空間與生活品質。

旅行過年、異地獨處，成為一些人的主動選擇。

甚至是一種“斷親”式清凈的嘗試。

兩代人之間，對“如何過個好年”的想象，出現了裂隙。

父母不再強求，子女不再愧疚。

一種新的平衡在沉默中建立，其代價則是傳統團圓儀式感的消解。

而這一切嬗變，都被編織進一張無形的巨網之中——互聯網，特別是微信與短視頻，徹底重構了我們的世界感知與人際關系。

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說“媒介即人的延伸”。

現在，我們的情感與關系，也經歷了深刻的“媒介化”。

技術讓遠程問候變得無比便捷，視頻通話仿佛近在咫尺。

然而，傳播學者也尖銳地指出，這種“媒介化互動無法完全替代面對面交往中全部的感官信息與情感能量”。

微信群里熱鬧的搶紅包，朋友圈里精心修飾的“曬年夜飯”，替代了圍爐夜話時眼神的交流、肢體的觸碰、氣息的感知。

我們滿足于一種“在線在場”，以為技術彌合了距離。

殊不知它也可能悄悄掏空了“在場”的豐富內涵。

對于父母，他們學會了用智能手機，卻可能更深刻地體會到，屏幕里的笑臉與聲音，與真實可觸的兒孫，終究隔著一層冰冷的玻璃。

互聯網創造了一種永不停歇的“低劑量連接”。

它讓我們覺得從未失聯，卻也稀釋了那種因長久分離而積蓄、因短暫相聚而迸發的強烈情感濃度。

節日，不再是情感蓄水池唯一的開閘時刻。

而是日常涓涓細流中一個被標記的普通節點。

當“云拜年”成為常態，回家的物理必要性，在認知層面就被悄然降低了。

此外，還有一些更為新穎的角度，可以解釋這種普遍的淡泊感。

其中之一，是“選擇過載”與“意義疲勞”。

傳統春節是一種具有強制性和規范性的腳本，個人選擇余地很小。

但恰恰因為如此，它提供了明確的行為指南和意義歸屬。

如今，從“回不回家”、“去哪過年”、“怎么過”，到“給多少紅包”、“發什么祝福”，都變成了需要個人決策的項目。

無限的選擇自由，反而帶來了焦慮和疲憊。

當春節從一項必須完成的“文化義務”，變成一個需要精心策劃的“休閑項目”時，其自帶的莊重感和意義感，便部分讓位于對體驗性價比的評估。

那張“太貴”的機票，背后就是一次冷靜的成本收益分析。

另一個角度，關乎“記憶錨點”的消散。

對于父輩，春節的記憶與物質匱乏時期穿新衣、吃美食的強烈感官刺激緊密相連。

與鄉土社會中鄰里親朋密集互動的人際溫暖綁定。

這些記憶構成了牢固的“情感錨點”，吸引他們年復一年地回歸儀式。

而對于在物質相對豐裕、人際相對原子化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七零后八零后，春節的感官與情感記憶，其對比度沒有那么強烈。

我們的“日常”與“節日”之間的差距在縮小。

當春節不再能提供超越日常經驗的峰值體驗，其吸引力自然下降。

我們并非不渴望溫暖。

而是在日常的碎片化娛樂和消費中，已經能夠即時、分散地獲取類似的情感滿足。

不再需要將其積蓄并寄托于一個特定的年度儀式。

那么，年味真的消失了嗎？

學者們傾向于認為，它正在“轉型”。

正如作家馮驥才所說：“我們并非失去了春節，而是失去了過春節的文化方式。”

新的方式正在孕育：旅游過年、異地團圓成為新傳統。

“國潮”復興讓傳統符號以文創形式吸引年輕人。

社交媒體上的“集五福”、短視頻里的家鄉主題，構成了“數字時代的新民俗”。

春節，正從一種基于地域和宗族的、帶有強制性的“集體敘事”，轉變為更多元、更個性化、更依賴技術中介的情感表達與實踐。

如同學者常江概括的，變成了“個人選擇”。

然而，在擁抱這種轉型的自由時，一絲悵惘或許依然存在。

那不僅僅是對舊日形式的懷念，

更是對一種深度情感連接可能性的隱約擔憂。

當團聚可以輕易地被一個視頻電話“解決”，祝福復制粘貼群發。

節日的意義完全由個人定義并可能滑向純粹的消費與休閑。

我們是否也在失去一種能力——

一種投入時間、經濟成本與身體勞頓，去共同完成一項莊嚴儀式，從而確證彼此在生命中不可替代之重要性的能力？

那張被嫌“太貴”的機票，衡量出的不僅是市場價格。

或許還有一個時代，對于“不遠千里只為見你一面”這份情意，一種悄然改變的價值評估。

春節的燈火依然會亮起，只是照亮的不再總是同一屋檐下的臉龐。

年味的淡化，不是情感的消亡。

而是情感表達與凝聚的社會文化腳本，在劇烈變遷的時代里，必須經歷的一場深刻重寫。

我們都在其中，既是觀察者，也是書寫者。

在享受選擇自由與個體空間的同時，如何重新發現并錨定那些不可或缺的、厚重而真實的情感聯結。

或許是留給我們兩代人共同的、安靜的課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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