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傳來：被西方膜拜的中國這位大人物走了！

[IMAGE>[IMAGE>

前言

2026年2月6日，饒宗頤先生辭世已屆八載。在國際漢學界，他的名字如雷貫耳；而在國內公眾視野中，卻屢現令人唏噓的場景：有人將“饒宗頤”誤讀為“繞宗伊”，有人則干脆略過不提，仿佛這個名字從未在文化長河中激起過漣漪。

熱搜榜單日日翻新，網絡段子層出不窮，而這位畢生伏案著述、親赴荒漠考古、深耕敦煌遺卷、揮毫潑墨于紙絹之間的老學者，離世之后卻似悄然退場——靜默得近乎被遺忘。他究竟何以卓然立于學術高峰？三重維度，清晰呈現。

學問硬到離譜：一人頂好幾個研究所

饒宗頤（ráo zōng yí）最令學界折服之處，在于其學術根基之堅實、治學路徑之篤實。1962年，他榮膺法國漢學界至高榮譽“儒蓮獎”，該獎項素來只授予在漢學實證研究中成果厚重、考據精嚴的學者。

彼時西方學界主導著中國研究的話語權，大量論斷出自二手轉譯或理論推演。饒宗頤卻以一手文獻為矛、以實證方法為盾，在巴黎、倫敦、京都等地的檔案庫與特藏室中反復比勘，用無可辯駁的原始材料贏得尊重。

早年旅居海外期間，他常年浸潤于各大圖書館與博物館的故紙堆中。敦煌遺書流散全球，卷軸殘損、墨跡漫漶、抄寫訛誤頻出，常人翻閱數頁便覺眼暈神疲。

他偏迎難而上，通過多版本對校、異體字溯源、文本互文印證等多重手段，從千余殘片中鉤沉索隱，系統梳理出大量佚失文獻的脈絡與原貌，重建若干重要典籍的流傳譜系。

他對《老子想爾注》等早期道教典籍的深度復原與精密校訂，徹底顛覆了“道教僅止于符箓煉丹”的粗淺認知——原來其中蘊藏著嚴密的宇宙觀、系統的修行階次、豐富的制度實踐與鮮活的社會組織形態。

其研究疆域橫跨甲骨文字、先秦史、戰國秦漢簡帛、儒家經義、禮樂制度、宗教演變、書法源流、繪畫史論等多個方向。學界常有評語：“涉獵廣者不少，廣而能專、專而能通者，唯饒公一人耳。”

他曾就日本所藏甲骨拓本作專題講演，首次完成系統性編目與斷代分析；又將敦煌寫經書法提升為獨立學術命題，不僅關注筆法風格，更延伸至抄經制度、僧團教育、書寫媒介與信仰傳播之間的深層關聯。

許多當下熱議的學術命題，他早在半個世紀前便已提出雛形。例如“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互動視角，他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即展開文獻鉤稽與圖像比照，為后續研究埋下關鍵伏筆。

語言能力是他手中一把鋒利的解剖刀：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皆可自如運用于學術寫作與文獻研讀；梵文、巴利文亦曾深入涉獵，助力佛典源流考證。

學術圈最忌“隔靴搔癢”，他堅持直面原始文本，拒絕依賴譯本或他人綜述。少了一道轉譯屏障，結論自然更具穿透力與穩定性。這份硬核實力，使他在國際學壇贏得由衷敬重而非客套敷衍。

底子怎么來的：天嘯樓里熬出來的童子功

人們不禁追問：如此深厚的學術造詣，究竟如何養成？饒宗頤出生于廣東潮州一個書香世家，家中藏書樓名曰“天嘯樓”，累世積聚古籍逾十萬卷，堪稱嶺南私家藏書之冠。

別家孩童追逐嬉戲于巷陌之間，他卻早早步入“紙上江湖”：逐頁翻檢線裝典籍、工整謄錄讀書札記、分類編纂藏書目錄、逐字校勘異文訛字。

聽來枯燥乏味，若真持之以恒十余載，大腦便會自發構建起一套“典籍坐標系統”——但凡瞥見某段引文、某種字體、某類避諱，便能迅速定位其所屬時代、地域、版本譜系與思想脈絡。

二十歲出頭，他已著手整理潮汕地方文獻，最終完成《潮州藝文志》（初稿成于1935年前后，刊行于1936年），首次為潮州一地歷代著述、作者生平、文獻存佚勾勒出完整知識圖譜。

此類地方藝文志工程，老輩學者往往耗盡半生方得小成。而他青年時期即告竣，靠的并非靈光乍現，而是日復一日與泛黃紙頁的無聲對話，是無數個晨昏在青燈下伏案抄校的沉淀。這一扎實起點，賦予他日后駕馭冷門材料、產出前沿成果的底氣與定力。

學界素有“南饒北錢”之說，將其與錢鍾書并置而論。錢氏目光如炬，向來極少輕許他人，卻多次公開稱譽饒宗頤“功力深厚，識見超卓”。季羨林亦曾撰文坦言：“讀饒公文章，如見古人風范。”

這種跨越學派、超越地域的高度認可，并非出于寒暄應酬，而是源于彼此能精準識別對方學術勞動中的真實分量。能在多個高度專業化的領域持續產出經得起同行反復檢驗的成果，方為真正意義上的“通儒”。

饒宗頤身上始終葆有一種“舊式學人”的精神氣質：不爭虛名、不事張揚、不借流量造勢。出席學術活動時，他常謙稱“后學”，將姿態放至最低，把心力傾注于最高處。

那種沉潛內斂、專注致遠的治學狀態，在今日喧囂語境中愈發稀缺。正因如此，大眾對他知之甚少；而在一線研究者眼中，這類學者才最為可畏——不聲不響，成果卻如春筍破土，一茬接一茬，厚積而薄發。

錢和名都能要：他偏偏選了另一條路

饒宗頤的書畫作品在藝術市場備受追捧，價值不菲，這是業內公認的事實。按常規路徑，舉辦高端個展、推出限量版畫、參與重量級拍賣，晚年生活本可極盡從容富足。

他并未選擇這條坦途。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他將畢生珍藏的百余件書畫精品無償捐贈給香港大學，使其成為永久開放的公共學術資源。對多數人而言，此舉無異于主動放棄可觀資產，換取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卻可澤被后學的文化資本。

公益實踐方面，他也始終身體力行。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年逾九旬的他率先捐出一筆善款，繼而揮毫創作數十幅作品義賣，所得款項悉數匯往災區前線。

2010年甘肅舟曲發生特大泥石流災害，恰逢他九十壽辰，親友所贈賀禮金全部轉作賑災專款，未留一分一毫用于私用。此類舉動在外人看來并無傳播效益，反而意味著將本可用于個人生活的資源持續向外輸送。

支撐這一選擇的，是一種樸素而堅定的價值邏輯：文化成果根植于社會土壤，其滋養亦應回饋于社會肌理。道理至簡，踐行極難。

當下不乏熱衷標榜“大師”頭銜者，但當金錢、聲望與資源真正擺在面前，能做到不伸手、不截留、不包裝、不炒作的，實在鳳毛麟角。饒宗頤以一生行動昭示：所謂“文化人格”，不在高談闊論之中，而在關鍵時刻能否放下身段、捧出真心、交付實績。

后來，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正式將一顆編號為10017的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這項命名沒有喧嘩儀式，亦無煽情渲染，含義卻極為莊重：一個人的生命雖已落幕，但其精神坐標卻升騰至浩瀚星空，同時深嵌于中華典籍的字里行間。

結語

饒宗頤的事跡無需神話渲染，三句話足以概括本質：學問扎得深，根基夯得牢，為人守得正。名字讀音并不復雜，記住更非難事——饒宗頤（ráo zōng yí）。

熱搜終會沉沒，流量必然消散，唯有沉潛于紙頁的思想與挺立于世間的風骨，歷久彌堅。在這位文化巨匠逝世八周年之際，我們不必拘泥于形式紀念，至少請讓這個名字及其承載的學術高度與人格重量，重新落回它本該占據的歷史位置。

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