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司法信任崩塌恐引爆2026大選民主危機

丑聞撼動巴西最高法院，關鍵大選年權威受損

首席大法官埃德松·法欣宣布推行道德準則計劃，此前一系列涉經濟權力利益輸送內幕曝光

巴西利亞——一道深深的裂痕正橫亙在巴西聯邦最高法院的穹頂之下。本周，隨著司法年度正式以此拉開帷幕，昔日走廊里的竊竊私語已演變為一場公開的內部沖突。

法院院長埃德松·法欣宣布發起一場“自我糾錯”攻勢，旨在為其同僚強行制定一套《道德準則》。據《國家報》咨詢的分析人士指出，這并非出于禮貌的姿態，而是一面求生的盾牌。

引爆點被稱為“馬斯特案”。這起去年12月爆發的丑聞，將最高司法機構與金融權力之間危險的親密關系暴露無遺。

馬斯特銀行因被查出欺詐操作和巨額資金挪用而遭到清算，隨即成為這場道德危機的震中。此前有消息披露，大法官若澤·迪亞斯·托福利曾搭乘該銀行律師的私人飛機，前往蒙得維的亞觀看南美解放者杯決賽，而當時他手中正掌握著關乎該機構命運的關鍵裁決權。

幾乎另一則消息浮出水面：法院副院長亞歷山大·德莫賴斯的妻子維維安·巴爾西·德莫賴斯名下的律師事務所，與該金融機構維持著一份月均360萬雷亞爾的巨額合同。

沖擊波甚至波及到了普拉納托宮。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不得不公開呼吁謹慎，宣稱“透明度是最好的良藥”。

案件開始令其前司法部長、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里卡多·萊萬多夫斯基陷入泥潭。調查顯示，萊萬多夫斯基家族經營的律所，正是在他仍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期間與該銀行保持著合同關系。

這一連串事件在法院與銀行之間營造出一種“濫交”的氛圍，而法欣正試圖平息這種亂象。

巴西利亞大學政治學家穆里洛·梅代羅斯對《國家報》表示：“聯邦最高法院或許正經歷其近代歷史上最嚴重的聲譽危機。”

在他看來，問題不僅在于法律層面，更在于身份認同：“當信任被腐蝕，司法權便失去了權威，不再被視為憲法的守護者，而被看作是擁有自身偏好的政治參與者。”

妖魔化

對于莫賴斯這位因在博索納羅主義面前捍衛民主而成為抵抗面孔的法官來說，法欣的攻勢觸動了他的私人神經。

周三，莫賴斯發起了猛烈的修辭反擊：他將外界的批評定性為“惡意”，并捍衛法官為企業進行有償講座的權利，斥責這是對“會議的妖魔化”。

在他身旁，托福利則加倍下注，要求法官有權從其私人業務中獲取“紅利”。這種緊張局勢導致法欣以“日程問題”為由取消了一場討論該準則的關鍵會議，這實則是一種策略，旨在避免因法定人數不足而導致其明星改革方案猝死。

這場危機不僅關乎形式，更關乎數字。當法欣試圖為2026年建立防火墻時，《圣保羅州報》本周披露，在高等法院中存在1860起涉及部長直系親屬的訴訟案件。最具毀滅性的數據是，其中70%的案件恰恰是在這些法官就職之后才啟動的。

“在巴西利亞，存在一個‘親屬辯護市場’，”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憲法學教授、聯邦最高法院專家魯本斯·格萊澤斷言。

據格萊澤分析，最高法院本身在2023年為這種局面推波助瀾，當時它廢除了一項規則，該規則原禁止法官審理其親屬受雇律所代理的案件。

格萊澤補充道：“如今，只有當親屬在訴狀上簽字時法官才需回避，但如果親屬僅僅是該事務所的合伙人或顧問則無需回避。恢復這一禁令是一項簡單的措施，但這將立即給這個影響力市場制造困難。”

專家認為，法欣所宣揚的“自我糾錯”并非哲學層面的內省，而是現實政治的操盤。法院深知，其維持自治的唯一籌碼便是威望，而如今這一資產已跌至歷史低點。

“最高法院的決策越政治化，國會就越傾向于以政治手段回擊，”梅代羅斯警告說。據他分析，風險在于法院可能淪為2026年選舉辯論的核心，屆時將出現以打擊司法激進主義和彈劾法官為旗幟的候選人。

格萊澤也認為最高法院必須先發制人：“這是保護機構的共和主義行動。最高法院必須糾正其道德偏差，以免在試圖遏制政治權力違法行為的關鍵時刻，面對一個有意限制法院權力的國會而喪失能力。”

在這種損耗的背景下，選擇卡門·盧西亞法官作為報告員是一步經過精心計算的戰略棋。盧西亞以行事低調著稱，她已提前提出了“黃金十條”：包括強制公開日程以及禁止參加候選人活動。

疑問在于這套準則究竟是結構性的回應，還是僅僅是粉飾太平。法欣所對標的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模式，該模式被視為嚴格的標準，要求法官申報在法院外賺取的每一分錢，并禁止與對其審理案件有利益關聯的企業建立聯系。

格萊澤警告說，法律并非魔法，但必須“引入激勵機制，使不受歡迎的行為付出更高代價，并讓監督變得更加容易”。

聯邦最高法院因此面臨兩難：要么通過制定令其自身成員不適的規則從內部進行改革，要么面臨被手握2026年選舉日歷的政客們強迫改革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