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財執行中第三人善意取得的主張路徑與困境探析

本文作者：何順琪

在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的執行中，涉案財物往往涉及贓款贓物的流轉與處置。第三人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有償取得該財物，其合法權益應否受保護、如何保護，成為司法實踐中頗具爭議的問題。本文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下稱《刑事涉財執行規定》）及相關案例，對刑事涉財執行中第三人主張善意取得的實務問題展開分析，以期為第三人及法律從業者提供參考。

一、善意取得贓物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探討

我國曾經對贓物的善意取得采取絕對排除的態度。196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財政部發布《關于沒收和處理贓款贓物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1]（已廢止），確定了“一追到底”的原則，1992年最高院在《關于對詐騙后抵債的贓款能否判決追繳問題的電話答復》（已廢止）中也表示“贓款贓物的追繳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對犯罪分子轉移、隱匿、抵債的，均應順著贓款贓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是享有債權的人善意取得的贓款，也應追繳。”

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法律對交易秩序的穩定保護力度逐漸加大，法律層面對善意取得的規定有所松動。1996年最高法發布《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2]、1998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3]等規范性文件都反映出在特定的刑事案件中，可以例外適用善意取得。

當下我國法律對贓物的善意取得處于普遍承認的階段。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刑事涉財執行規定》）第十一條規定了四種情況應當予以追繳，除此之外，“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財物的，執行程序中不予追繳”，該規定正式承認了贓物可以適用善意取得。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中也指出“涉案財物已被用于清償合法債務、轉讓或者設置其他權利負擔，善意案外人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支付了合理對價，并實際取得相應權利的，不得追繳或者沒收”。

可以看出，在實體上，我國法律當下已普遍承認贓物適用善意取得的條款。但在程序上，根據筆者代理案件的經歷，通過何種程序適用善意第三人的條款進行救濟，實踐中還存在著矛盾與分歧。

二、司法實踐中的認定分歧與程序障礙

盡管司法解釋已作出規定，但在實踐中，當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財產被刑事判決認定為涉案財產而予以追繳或沒收時，各地法院執行機構對于第三人主張善意取得的認定程序和處理方式仍存在顯著分歧，導致司法裁判不統一，第三人合法權益保護面臨困境。

（一）否定執行程序審查權的裁判思路

部分法院認為，第三人主張善意取得實質上是對刑事判決中涉案財物性質的異議，屬于對執行依據的否定，因此不屬于執行程序審查范圍，依據《刑事涉財執行規定》第十五條，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解決。

典型案例如（2015）執申字第xxx號執行裁定。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案外人的申訴主張，系對據以執行的刑事裁判有關涉案款物的認定和處理不服，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處理，而不應通過執行異議程序主張權利。該裁判理由的核心在于將涉案財物的性質認定視為刑事審理的一部分，從而排除執行程序的實體審查權。

（二）肯定執行程序審查權的裁判思路

另一方面，不少法院嚴格依據《刑事涉財執行規定》第十一條，在執行異議程序中直接審查第三人是否構成善意取得，并作出相應裁定。

例如在（2021）湘04執異xxx號案中，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執行異議程序中審查了xx市商業銀行xx分行是否善意取得抵押權。法院認為，異議人在發放貸款時支付了相應對價，辦理了抵押登記，且對房屋系贓款購買并不知情，構成善意取得，進而準許其就拍賣款項參與分配。

同樣，在（2021）滬01執復xxx號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執行復議程序中審查了復議人茅某、陳某是否就涉案房產成立善意取得。法院經審理認為，浦東法院執行機構無證據證明茅某、陳某與黃某、陸某存在惡意串通，涉案房產購入的實際成交價格亦未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故浦東法院執行機構查封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因此裁定撤銷浦東法院對案外人房產的查封執行。

（三）分歧成因分析

有關贓物是否能夠適用善意取得的審查在何種程序中解決，各個法院對此的做法存在較大的差異，當下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制度規范。從以上各地法院的做法可以看出，否定執行審查權的法院認為，善意取得的前提是否定刑事判決對財物“涉案屬性”的認定，本質屬于對執行依據的異議，應適用第十五條；肯定執行審查權的法院則認為，善意取得審查是在認可刑事判決認定財物“涉案”的前提下，對第三人民事權利優先性的判斷，并非否定執行依據，應適用第十一條。條款間的模糊性為兩種裁判思路提供了規范支撐，導致適用選擇的主觀性。

該差異形成的本質原因是刑事審判與民事執行的規則邏輯沖突、司法解釋條款的體系性銜接瑕疵、司法權能劃分的理解偏差?！缎淌律尕攬绦幸幎ā冯m對涉案財產追繳、第三人權利保護作出規定，但未從根本上厘清刑事執行程序的審查邊界、善意取得的審查標準與救濟路徑銜接問題，最終引發各地法院裁判思路對立、第三人合法權益保護陷入程序困境。

三、本文觀點：應堅持在執行程序中審查善意取得問題

本文認為，第三人是否構成善意取得，應當且可以在執行程序中予以審查。理由如下：

（一）符合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

《刑事涉財執行規定》第十一條第二款明確規定：“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財物的，執行程序中不予追繳?！痹摫硎銮逦砻鳎埔馊〉玫恼J定與處理屬于執行程序的職責范圍。若將此類問題一概推向審判監督程序，不僅與司法解釋的直接規定相悖，也將嚴重削弱該條款的實踐意義。

（二）善意取得的認定并不意味對刑事判決的推翻

執行機構不能將善意取得的主張等同于對刑事判決中涉案財物性質的否定。第三人以善意取得為由提出對執行標的的異議屬于“足以阻止執行的實體權利”的情形，應當依據《刑事涉財執行》第十四條進行處理。而以刑事裁判錯誤為由提出對執行標的的異議屬于“涉案財物是否屬于贓款贓物認定錯誤”的情形，應當依據《刑事涉財執行》第十五條進行處理。二者的法律依據、審查邏輯與適用場景應作出明確區分，不可混淆。

（三）符合執行效率原則

刑事涉財執行往往涉及財物追繳、財產變現、款項發還等多重環節，時間跨度長、涉及主體多。若要求第三人對執行標的主張權利時必須另行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將極大增加訟累，延長執行周期，不利于及時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也影響刑事涉財執行的整體效率。

（四）具備實質審查的可行性

執行異議程序并非不能進行實體審查。人民法院案例庫中有一則案例（入庫編號2024-17-5-203-057）提出要旨：“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程序中因缺少申請執行人這一主體，在案外人基于實體權利請求排除執行時，不能啟動民事執行程序中的案外人異議之訴或申請執行人異議之訴對執行標的實體爭議進行審理。人民法院在審理此類異議時，應當進行實質性審查”，在刑事涉財執行異議案件中進行實質審查也逐漸成為審理類案的司法共識，善意取得作為一種阻卻追繳的實體抗辯，其審查要素（如是否知情、是否支付對價、是否完成公示）相對明確，執行法院也完全有能力通過聽證、調查等方式查明相關事實。

（五）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與司法公信

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市場秩序。若司法實踐中普遍拒絕在執行程序中認定善意取得，將導致大量已合法取得財產的第三人面臨財物被追繳的風險，嚴重動搖公眾對交易安全的信賴。統一在執行程序中依法審查善意取得主張，有助于增強司法行為的可預期性，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律師實務建議

對于第三人主張善意取得的執行異議案件，結合實務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全面收集證據，夯實“善意”與“有償”基礎

重點圍繞以下方面收集、組織證據：

主觀善意的證據：證明第三人在取得財物時不知該財物系涉案財物，如交易背景資料、溝通記錄、出賣人提供的權屬證明文件等；

支付合理對價的證據：銀行轉賬憑證、買賣合同、評估報告、市場同期價格比對等，證明支付對價符合市場正常水平；

權利公示的證據：不動產登記證明、動產交付憑證、抵押權登記證明等；

交易合法的證據：證明交易背景合法、不屬于非法債務清償或違法犯罪活動的材料。

（二）精準選擇程序，積極進行權利主張

在執行法院采取執行措施后，應及時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執行異議，主張善意取得并請求排除執行。在異議書中，應重點援引《刑事涉財執行規定》第十一條，強調該問題屬于執行程序法定審查范圍，并系統陳述符合善意取得構成要件的事實與理由。

（三）關注審判與實踐動態，應對不同司法傾向

鑒于目前司法實踐存在分歧，第三人應密切關注管轄法院及其上級法院的類似案例，預判裁判傾向。對于可能傾向于否定執行審查權的法院，可在異議程序中加強說理，并準備好后續復議或審判監督程序的應對策略。

（四）強化與執行法院的溝通，闡明制度價值

在程序進行中，除提交書面意見外，可通過聽證等機會，向執行法官充分闡釋善意取得制度在刑事涉財執行中的重要意義，說明在執行程序中處理該問題符合司法解釋本意，且有利于平衡刑事追贓與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目標。

五、結語

刑事涉財執行中第三人善意取得問題，本質上是刑事追贓與民事交易安全兩大價值的權衡?，F行司法解釋已為此提供了明確的規范路徑，即由執行程序進行審查認定。實踐中出現的程序適用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理念與規范理解的差異。

作為法律從業者，我們應堅持從規范出發，積極爭取司法實踐統一到司法解釋的軌道上來，在執行程序中依法、公正、高效地審查善意取得主張。這不僅是保護善意第三人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司法統一與權威的重要體現。同時，本文也呼吁各級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嚴格遵守《刑事涉財執行規定》相關規范，避免將本應在執行程序解決的問題不當推入審判監督程序，從而真正實現刑事涉財執行中打擊犯罪與保護善意第三人權益的有機平衡。

注釋：

[1]《關于沒收和處理贓款贓物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第2條第6項：“在辦案中已經查明被犯罪分子賣掉的贓物，應當酌情追繳。對買主確實知道是贓物而購買的，應將贓物無償追出予以沒收或退還原主；對買主確實不知是贓物，而又找到了失主的，應該由罪犯按買價將原物贖回，退還原主，或者按價賠償損失；如果罪犯確實無力回贖或賠償損失，可以根據買主與失主雙方具體情況進行調解，妥善處理?！?/p>

[2]《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行為人將詐騙財物已用于歸還個人欠款、貨款或者其他經濟活動的，如果對方明知是詐騙財物而收取，屬惡意取得，應當一律予以追繳；如確屬善意取得，則不再追繳。”

[3]《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第12條：“對不明知是贓車而購買的，結案后予以退還買主?！?/p>

何順琪，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碩士，專注于知識產權犯罪、網絡犯罪及刑事涉財執行領域的研究與實務，已發表知識產權研究成果十萬余字，系《網絡犯罪案例研究》一書作者，參與該書主要內容的創作。曾參與辦理多起刑事案件，多次實現有效辯護，為當事人取得不批捕、不起訴、減輕量刑等結果，也為企業提供刑事風險防范體系建設，具有從企業風控到刑事辯護的全鏈條專業服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