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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趟百色,對百色的粵東會館有了直觀的認識,潯州府O鑫森淼焱垚作為對廣西人文有興趣的抄手,自然也就找些資料,寫寫百色粵東會館的人文故事了。
在找資料過程中,發(fā)現(xiàn)百色的粵東會館里邊藏的人文內容很多,不僅僅是著重介紹的紅色文化,竟然同時還有著古代科舉的狀元,榜眼,探花的文化印跡。
也就是這樣的尋找中,又無意間看到,在廣西另外還有一座同類的會館,同樣有著古代科舉狀元的印跡,那就是欽州的廣州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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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查到的欽州廣州會館的介紹,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都是一個出處,你復制我粘貼,所以,現(xiàn)在都認為這座廣州會館,歷史沿革始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過兩次重修,今天看到的樣子,主體大概就是光緒間那次重修的遺存。
更讓人注意的是,會館大門門額上,刻有一石匾,上書“廣州會館”四字,落款為“莊有恭書”。故事就從這里開始了。
“莊有恭”可不是一般人物了,是乾隆四年(1739年)已未科狀元,這可就為這座會館增添了一份獨特的人文氣息了。
但是,細細讀來,從這塊石匾上的幾個字,還是看出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的,可能這座號稱現(xiàn)在廣西境內唯一一座“廣州會館”,他的歷史可沒復制粘貼的那種簡介這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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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匾上就幾個字“光緒庚寅孟夏重建,廣州會館,莊有恭書”。
展開說,“光緒庚寅”,實際上是1890年,和簡介的“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別,這可能是重修開始與落成的時間,這不用糾結,寫字在重修之前,可能是為了建設需要,是為了提前做石匾鑲砌門頭的工作,提前刻落成年份,差兩年,雖然有一點點不合理,但這也可以理解。
重點是“莊有恭書”。
莊有恭(1713~1767),主要生活在康末到乾中時期,他寫過的字刻成匾,出現(xiàn)在光緒時期,應該是在光緒間重建時,可能原匾已經(jīng)被破壞,于是,人們把之前的字重新刻一次,再現(xiàn)前人輝煌,這也可以理解。
但是,現(xiàn)在人們把欽州廣州會館的始建時間,認識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這可就是大問題了。
因為據(jù)番禺地方志記載,莊有恭“乾隆丁亥年(1767年)七月初二卒于任”,顯然,在1783年的時候,莊有恭已經(jīng)作古十六年了。
一個已經(jīng)作古十幾年的人,怎么會為始建于1783年的會館寫匾額呢?他還能未卜先知的題匾?或是有人早早就計劃建會館,找他提前寫好字?
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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潯州府O鑫森淼焱垚沒去過欽州,也沒到過現(xiàn)場參觀,不知道會館里有沒有留下石刻碑記,解釋這個事情。
只是根據(jù)這個情況,翻看查詢了一些關于欽州廣州會館的資料,給出了一個推測。
按查到的信息,現(xiàn)在認定會館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是有資料說,有人在會館后面的兩條主要的建筑大支柱上,發(fā)現(xiàn)刻有“乾隆四十八年”的字樣,所以,人們就把這個時間作為會館始建時間來記述。
但是,這個時間就和莊有恭的生活年代不一致了,相差了十六年,這怎么編都不會合理了。那要合理解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和“莊有恭”的“相差十六年”矛盾,就只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欽州廣州會館始建時間肯定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莊有恭高中狀元這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過世的這年之間。
欽州廣州會館在乾隆早期建好的時候,正是莊有恭春風得意,名氣爆棚之時,他又是番禺人,番禺是廣州傳統(tǒng)屬地之一,欽廣州會館的建設組織者可能通過人脈,找到了他,為家鄉(xiāng)在外的會館題個匾,成為了廣州會館重要的人文印跡。
可能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時候,欽州廣州會館進行過一次小規(guī)模的維修,或是增建,人們把兩根大支柱換了,順便留下了年款。
時代久遠了,文獻記載難存,人們記憶出現(xiàn)了偏差,最后,陰差陽錯之下,也就把發(fā)現(xiàn)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作為了會館的始建時間。
如果不是這樣,那欽州廣州會館的始建時間還有什么解釋呢?
讀史知今,宣傳廣西各地歷史人文,展示地域風貌,講述廣西的舊事,新事。
我在桂平,我是潯州府O鑫森淼焱垚,謝謝閱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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