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建成：生態保護，能給當地帶來什么“紅利”？

在青藏高原的腹地，青海就像一顆鑲嵌在天地間的綠寶石，承載著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活水，也孕育著全國十分之一的濕地資源。這片被稱作“中華水塔”的土地，每一寸濕地都像是大地的“肺葉”，每一縷水草都維系著全流域的生態平衡，每一聲水鳥的啼鳴都訴說著人與自然共生的故事。

很多人對青海的印象，停留在雪山連綿、草原遼闊的壯闊景象里，卻很少有人知曉，這片土地上的濕地，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守護。如今，青海已正式建成“國際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省級重要濕地+小微濕地”的四級保護體系，4處國際重要濕地、5處國家重要濕地、32處省級重要濕地與13處小微濕地相互呼應，像一張巨大的綠色網絡，將高原上的濕地資源全面納入守護范圍，讓曾經面臨退化風險的濕地，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

有人或許會疑惑，投入大量精力打造這樣一套四級保護體系，僅僅是為了守護生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生態保護成為時代共識的今天，青海用實踐證明，濕地保護從來不是孤立的“生態工程”，而是一場兼顧生態安全、民生福祉、綠色發展、文化傳承與國家戰略的“系統工程”。這場守護，不僅筑牢了“中華水塔”的生態屏障，更像一顆“綠色種子”，在高原上生根發芽，孕育出源源不斷的發展紅利，讓生態保護與百姓幸福生活雙向奔赴，讓綠色成為青海發展最鮮明的底色。

我曾多次走進青海的濕地腹地，從三江源的沼澤濕地到青海湖的湖濱濕地，從湟水河畔的小微濕地到隆寶灘的候鳥棲息地，親眼見證了四級保護體系落地以來的每一處變化。那些曾經萎縮的濕地面積逐步恢復，那些一度減少的珍稀物種重新繁衍，那些依靠草原放牧為生的牧民，漸漸走上了生態增收的道路。這些變化背后，不僅是青海對生態保護的堅守，更藏著一套“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獨特邏輯，而這份邏輯，正是青海濕地保護能夠持續釋放紅利的核心密碼。

解讀這份紅利，我們首先要跳出“保護就是投入、就是限制”的固有認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似乎存在天然的矛盾，想要守護好生態，就必須犧牲發展速度；想要追求經濟增長，就難免會破壞生態環境。但青海的濕地保護實踐，徹底打破了這種二元對立的認知，讓我們看到：真正科學的生態保護，從來不是“守著綠水青山不發展”，而是“守護綠水青山，孕育金山銀山”，讓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讓濕地資源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底氣”。

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的建成，最核心的紅利，無疑是筑牢了國家生態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作為“中華水塔”，青海濕地的生態狀況，直接關系到長江、黃河、瀾滄江全流域的水資源安全與生態穩定，影響著數億人的生產生活。在四級保護體系建立之前，受全球氣候變化、過度放牧、人為活動干擾等多種因素影響，青海部分濕地出現了萎縮、沙化、水質下降等問題，水源涵養能力減弱，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不僅影響著當地的生態環境，也給下游地區的生態安全帶來了隱患。

四級保護體系的落地，徹底改變了這種“被動保護”的局面，形成了“全域覆蓋、分級管理、精準施策”的保護格局。不同于以往單一的保護模式，這套體系根據濕地的生態功能、區位重要性、保護難度等，對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濕地進行分級分類保護，讓每一塊濕地都有了專屬的“守護方案”。國際重要濕地和國家重要濕地，作為生態屏障的核心，重點強化剛性保護，嚴禁任何破壞濕地生態的人為活動，全力維護其生態完整性；省級重要濕地，側重生態修復與功能提升，通過封育管護、水系連通、棲息地修復等措施，改善濕地生態環境；小微濕地則扎根鄉村、貼近群眾，重點發揮涵養水源、凈化水質、調節局部氣候的作用，成為鄉村生態保護的“毛細血管”。

為了讓保護措施真正落地見效，青海還構建了“法規+規章+標準”的三級管理制度體系，出臺了《青海省濕地保護條例》，制定了《濕地水鳥同步調查技術規范》《小微濕地修復技術規范》等一系列標準，把保護要求細化到每一個環節，讓濕地保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時，建立了“行政執法+公益訴訟”的協作機制，嚴厲打擊隨意填埋濕地、過度放牧破壞濕地、非法捕撈等行為，讓生態保護成為不可觸碰的“紅線”。截至目前，青海已累計投入11.87億元用于濕地保護，高質量推進三江源、青海湖兩處濕地類型國家公園建設，讓核心濕地有了“專屬守護者”。

在這樣的全方位守護下，青海濕地的生態功能得到了顯著提升。水源涵養能力持續躍升，通過濕地修復與水系連通工程，三江源、青海湖等核心區域的水源涵養能力大幅提高，年均出境清潔水量穩定在600億立方米以上，為下游地區提供了穩定、優質的水源，守護了國家水資源安全的底線。曾經因水位上漲淹沒草場的青海湖、尕海等重要濕地，通過生態修復與生態補償相結合的方式，逐步恢復了生態平衡，湖水面積穩步擴大，水質持續改善，如今的青海湖，水體面積已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地表水水質監測斷面水質優良率達到100%。

生物多樣性也迎來了全面恢復的春天。青海濕地是高寒生物種質資源庫，也是黑頸鶴、雪豹、藏羚羊、青海湖裸鯉等旗艦物種的主要棲息地和繁殖地。四級保護體系建立后，通過實施棲息地修復、禁漁禁獵、候鳥保護等專項行動，這些珍稀物種的種群數量大幅增長。青海湖裸鯉作為青海湖生態系統的核心物種，曾經因過度捕撈瀕臨枯竭，如今在嚴格保護下，資源蘊藏量較保護初期增長了49倍，從不足3000噸增至12.75萬噸，每年夏季，湟魚洄游的壯觀景象，成為青海湖最動人的生態名片。普氏原羚的種群數量也從2004年的不足300只增至3400余只，黑頸鶴、斑頭雁等水鳥的數量達到60萬余只，越來越多的珍稀物種重新回到了這片土地，形成了水、草、魚、鳥、獸和諧共生的生態畫卷。

除此之外，濕地的氣候調節與固碳增匯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發揮。高原沼澤濕地是地球上重要的碳庫，其固碳能力遠超森林和草原，對緩解全球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青海通過保護修復濕地，進一步提升了生態系統的碳匯能力，為國家“雙碳”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堅實的生態支撐。同時，濕地還能有效緩解區域干旱、風沙等生態風險，通過退耕（牧）還濕、沙化土地治理等工程，青海沙化、荒漠化土地持續“雙縮減”，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58.56%，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4%，環湖地區植被蓋度更是達到62.8%，濕地保護率達69%，生態系統的穩定性顯著增強，曾經的沙化之地，漸漸變成了水草豐美的綠洲。

如果說生態安全是四級保護體系最核心的紅利，那么民生增收，就是這份紅利最溫暖的體現。生態保護從來不是“無人參與”的工程，也不該讓守護生態的人“吃虧”。青海在推進濕地保護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將保護責任與民生收益緊密綁定，讓當地農牧民從“生態守護者”轉變為“生態獲益者”，實現了生態保護與鄉村振興的良性循環，讓濕地保護真正走進了群眾的生活，得到了群眾的廣泛支持。

在青海的濕地周邊，絕大多數農牧民都有著“靠草原吃飯、靠濕地生存”的傳統。過去，過度放牧、過度捕撈等行為，雖然能帶來短期收益，卻也破壞了濕地生態，最終導致草場退化、水源減少，農牧民的生產生活也受到了影響。四級保護體系建立后，青海打破了這種“殺雞取卵”的發展模式，通過設立生態管護崗位、落實生態補償政策、構建社區共建共享機制等方式，讓農牧民在守護濕地的同時，能夠穩定增收，過上更好的生活。

生態管護崗位的全覆蓋，成為農牧民增收的重要支撐。青海在全省范圍內設立了963名濕地管護員，實現了三江源區域全覆蓋，再疊加草原、森林等生態公益崗位，總數達到14.51萬個。這些管護崗位優先吸納脫貧戶與原住居民，讓他們放下牧鞭、拿起巡護工具，成為濕地的“專職守護者”，負責濕地巡護、候鳥監測、垃圾清理、生態宣傳等工作。這份工作不僅讓農牧民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年人均增收近2萬元，更讓他們實現了身份的轉變——從“草原利用者”變成了“生態管護者”，從生態破壞的“參與者”變成了生態保護的“實踐者”。

在玉樹隆寶灘，周邊的牧民們大多都是濕地管護員，他們騎著摩托車穿梭在濕地腹地，每天巡護數十公里，守護著黑頸鶴等珍稀候鳥的棲息地。一位牧民曾說，以前靠放牧為生，草場越來越好少，收入也不穩定，現在成為管護員，不僅能拿到穩定的補貼，還能親眼看到濕地越來越好，水鳥越來越多，心里特別有成就感。這種“守護生態、獲得收益”的模式，讓農牧民真正感受到了生態保護的價值，也讓他們更加主動地參與到濕地保護中來，形成了“人人護濕地、濕地惠人人”的良好氛圍。

生態補償與惠民政策的落地，進一步拓寬了農牧民的增收渠道。青海持續實施濕地生態效益補償、退耕（牧）還濕補償等政策，將生態保護的收益直接反哺給牧區群眾，緩解了生態保護與生產生活之間的矛盾。2024年，青海落實生態護林員勞務報酬、生態保護補助等資金超過17億元，其中僅青海湖地區就落實草原生態獎補2323萬元、濕地補償2000萬元，發放退耕還濕資金3570萬元，惠及4106戶農牧民。這些資金不僅改善了農牧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也讓他們有更多的能力投入到生態保護中來，實現了“保護有補償、增收有渠道”的良性循環。

社區共建共享機制的成熟，讓農牧民成為濕地保護的“主人翁”。青海推行“一園一策”“社區共管”模式，鼓勵濕地周邊的牧民參與到濕地巡護、監測、旅游服務等工作中來，讓他們在參與保護的過程中，分享生態發展的紅利。在青海湖周邊的共和縣黑馬河鎮，文巴、加隆、然去乎、正卻乎4個村的村民抱團發展，依托青海湖濕地的生態資源，打造了黑馬河觀景點，2024年，這個觀景點為村集體經濟帶來了504萬元的分紅收益。文巴村還打造了民俗酒店，2024年營業額達到60余萬元，帶動了周邊村民就業增收。

在剛察縣的圣泉灣觀景點，回鄉創業的格日卓瑪在觀景點入口處經營著一個“推車商店”，售賣零食、飲料等商品。她說，以前在外打工，一個月收入也就3000元，現在依托濕地生態旅游，僅旅游旺季就能掙到5萬元。這種“政府引導、村集體主導、村民參與”的模式，讓農牧民真正融入到濕地保護與綠色發展的全過程，實現了家園守護與收入提升的雙贏，也讓濕地保護有了最堅實的群眾基礎。

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釋放的第三重紅利，是推動綠色經濟發展，讓生態價值轉化為發展動能。在嚴格保護濕地生態的前提下，青海立足濕地資源優勢，培育壯大綠色產業，構建起“生態+”的經濟發展新模式，打破了傳統依賴資源消耗的發展路徑，走出了一條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模式，既守護了濕地生態的完整性，又充分挖掘了濕地的生態價值，讓濕地成為青海綠色發展的“新引擎”。

生態旅游的提質升級，是濕地生態價值轉化的重要途徑。青海依托國際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的生態資源，打造了一批特色生態旅游產品，重點發展生態觀光、自然體驗、觀鳥研學等業態，形成了“一園一品”的特色旅游格局，讓游客在欣賞濕地風光、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時，了解濕地保護的重要意義，實現了“旅游帶動、科普賦能、增收惠民”的多重效益。

青海湖作為國際重要濕地、中國最大的內陸湖，是青海生態旅游的核心目的地之一。近年來，青海在嚴格保護青海湖生態的前提下，創新建立了旅游項目生態環境保護“三證”管理機制，即“準生證”“出生證”“健康證”，對旅游項目的規劃管控、審批準入、運營監管實行全過程、全鏈條管理，確保旅游發展不破壞生態環境。這種管理機制得到了國務院大督查的通報表揚，也為青海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如今的青海湖，已形成了“一芯一環多帶”的生態旅游發展格局，環湖高等級旅游公路貫穿全境，12個生態觀景點免費開放，5個特色小鎮和11個特色社區錯落分布，56座旅游廁所、1萬余個停車位等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讓游客能夠更便捷、更舒適地感受青海湖的生態之美。每年夏季，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齊聚青海湖，觀湟魚洄游、看候鳥翩飛、賞湖光山色，帶動了周邊民宿、餐飲、高原特產銷售等相關產業的發展。2024年，青海湖周邊已有6400余戶2萬余人直接或間接受益于生態旅游，戶均分紅超過5000元。

除了青海湖，湟水濕地、三江源濕地、隆寶灘濕地等也成為了生態旅游的熱門目的地。湟水濕地依托靠近城市的區位優勢，打造了城市濕地公園，成為市民休閑娛樂、親近自然的好去處，也帶動了周邊鄉村旅游的發展；三江源濕地則以“中華水塔”為核心IP，打造了高端生態研學旅游產品，吸引了眾多科研機構、學校組織開展研學活動，讓更多人走進三江源，了解濕地生態保護的艱辛與成果；隆寶灘濕地作為黑頸鶴的主要棲息地，打造了觀鳥基地，成為鳥類愛好者的天堂，也帶動了當地生態旅游的發展。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提速，進一步拓寬了綠色發展的渠道。青海積極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試點，探索濕地碳匯、生態水權、生態品牌等轉化路徑，將濕地生態服務功能量化為經濟價值，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濕地保護與綠色運營。濕地碳匯作為一種新型生態產品，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青海依托高原濕地豐富的碳匯資源，積極探索碳匯交易模式，讓濕地保護產生的碳匯收益，反哺濕地保護與民生改善，實現了“生態保護—碳匯增收—再保護”的良性循環。

同時，青海還依托濕地生態優勢，培育了一批高原特色生態品牌，如高原有機牛羊肉、冬蟲夏草、枸杞等，這些產品因生長在無污染的濕地周邊，品質優良，深受市場青睞，不僅帶動了農牧民增收，也提升了青海綠色產品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社會資本的參與，也為濕地保護與綠色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青海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國家濕地公園建設運營，通過多元化的投入機制，推動濕地保護與綠色產業深度融合，實現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綠色就業與產業轉型，是濕地保護帶動綠色發展的重要體現。隨著生態旅游、濕地研學、自然教育、生態管護等綠色產業的發展，青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推動牧區從傳統放牧向生態服務、綠色服務轉型，降低了對草原、濕地的過度依賴，實現了可持續發展。以前，很多農牧民只能依靠放牧為生，產業結構單一，收入不穩定，如今，越來越多的農牧民走進了生態旅游、生態管護、特色農產品加工等領域，實現了轉產轉業，不僅增加了收入，還提升了自身的技能水平。

在青海湖周邊，很多牧民放下了牧鞭，開起了民宿、餐館，或者成為了生態管護員、旅游講解員，依托濕地生態資源，過上了安穩幸福的生活。這種產業轉型，不僅保護了濕地生態，還推動了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讓綠色成為青海發展的最鮮明底色，也讓青海的綠色發展之路走得更穩、更遠。

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帶來的紅利，不僅體現在生態、民生、經濟三個層面，更滲透到社會文化領域，厚植了生態文明根基，傳承了民族文化根脈，提升了基層治理能力，為青海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動力。濕地保護從來不是單純的生態工程，更是一場社會文明與文化傳承的工程，它讓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讓民族文化與生態保護深度融合，讓基層治理能力得到顯著提升。

生態教育的全民普及，讓生態文明理念扎根人心。青海以國家濕地公園為基點，創新自然教育“青海模式”，建成了14所濕地學校、13處自然教育基地，開展了一系列自然教育、研學實踐活動，讓公眾尤其是青少年走進濕地、認識濕地、了解濕地，培育生態保護意識。在濕地學校，孩子們通過實地觀察、科普講座、實踐體驗等方式，了解濕地的生態功能、珍稀物種的生活習性，從小樹立“保護濕地、愛護自然”的理念；在自然教育基地，游客、志愿者通過參與濕地巡護、垃圾清理、候鳥監測等活動，親身感受濕地保護的重要意義，增強生態保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青海湖周邊的保護站，還以保護站為載體開展科普宣教以及培訓，積極引導社會更多群體關注并參與青海湖生態保護，讓生態管護的觸角不斷延伸。同時，青海還加強國際交流合作，與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和巴基斯坦肯哈爾湖簽訂湖泊生態保護合作備忘錄，建立了“青猶聯盟”國家公園青少年自然教育研學示范基地，讓青海的自然教育模式走出國門，也讓更多國家了解中國的生態保護理念。

民族文化與生態共生，讓文化根脈得以延續。青海的高原濕地，不僅是重要的生態屏障，更是藏族等少數民族傳統游牧文化、水文化的重要載體。在藏族文化中，濕地被視為“神靈的棲息地”，牧民們有著“敬畏自然、守護家園”的傳統理念，這種理念與現代生態保護理念不謀而合，成為濕地保護的重要文化支撐。四級保護體系在推進濕地保護的過程中，注重保護民族文化根脈，推動生態文化與民族文化深度融合，讓民族文化在生態保護中得以傳承和發展。

在濕地保護過程中，青海充分尊重當地少數民族的傳統習俗，鼓勵牧民將傳統的生態保護理念融入到日常的巡護、管護工作中，讓民族文化成為濕地保護的“精神紐帶”。同時，通過打造民族文化與生態旅游融合的產品，將藏族的游牧文化、民俗風情與濕地生態風光相結合，讓游客在感受濕地生態之美的同時，體驗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既帶動了民族文化的傳承，又促進了農牧民增收，實現了生態保護、文化傳承與民生改善的協同發展。

基層治理能力的提升，為濕地保護提供了堅實保障。青海構建了“專業隊伍+管護員+志愿者”的管護體系，依托林（草）長制壓實各級保護責任，明確了政府、社區、群眾在濕地保護中的職責，形成了上下聯動、橫向貫通、協同發力、高效有序的管理格局。在青海湖國家公園創建過程中，青海實施了兩輪管理體制改革，厘清了地方政府和省有關部門管理職責，有效改變了“九龍治水”的局面，設立了青海湖綜合行政執法協調督導局和青海湖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中心，成立了環湖4縣管理分局和12個保護站，形成“管理局—管理分局—保護站”三級管理體系，實現了青海湖國家公園候選區縣域分局、核心區保護站全覆蓋。

專業隊伍負責濕地生態修復、監測、科研等專業工作，為濕地保護提供科學支撐；管護員扎根基層，負責日常巡護、生態宣傳等工作，成為濕地保護的“一線力量”；志愿者積極參與濕地保護活動，彌補了專業隊伍和管護員的不足，形成了“人人參與、人人有責、人人受益”的濕地保護格局。這種多元共治的模式，不僅提升了基層生態治理能力，還促進了牧區的和諧穩定，讓濕地保護成為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重要載體。

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釋放的第五重紅利，超越了地域范疇，服務于國家戰略與全球生態治理大局，為國家生態安全、“雙碳”目標實現提供了堅實支撐，也為全球高原濕地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與青海樣本。青海作為“中華水塔”，其濕地保護工作不僅關乎本地發展，更承載著保障國家水資源安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戰略使命，其探索出的濕地保護模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和推廣價值。

在國家生態安全格局中，青海濕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江、黃河、瀾滄江作為我國最重要的三大江河，滋養著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土地，維系著數億人的生產生活。青海濕地作為三大江河的源頭，其水源涵養能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到全流域的水資源安全與生態穩定。四級保護體系的建成，讓青海濕地的生態功能得到了充分發揮，為三大江河提供了穩定的源頭活水，守護了全流域的生態安全，為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筑起了堅實防線。

在國家“雙碳”戰略中，青海濕地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高原沼澤濕地是重要的碳庫，其固碳能力遠超森林和草原，青海通過保護修復濕地，提升了生態系統的碳匯能力，將濕地碳匯納入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為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提供了重要的生態支撐。同時，青海探索的濕地碳匯交易模式，也為全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有益借鑒，推動了“雙碳”目標與生態保護、民生改善的深度融合。

青海在濕地保護過程中探索出的模式，為全球高原濕地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與青海樣本。青海結合高原濕地的特點，形成了“法規+規章+標準”的三級管理制度、“行政執法+公益訴訟”的協作機制、“林草濕荒+自然保護地”的聯審聯批機制，構建了“分級保護、精準施策、多元共治”的保護格局，這種模式既注重生態保護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又兼顧民生福祉與綠色發展，適合高原濕地的保護與發展，為全球其他高原濕地保護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作為《濕地公約》的締約國，青海積極參與全球濕地保護治理，深度參與《濕地公約》履約工作，通過分享青海濕地保護的經驗和做法，提升了中國生態治理的國際影響力，也為全球生態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青海湖、三江源等濕地的保護成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成為中國生態保護的“國際名片”，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守護生態環境的決心和行動。

回望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的建設歷程，我們不難發現，這份紅利的背后，是青海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堅定踐行，是對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文化傳承、國家戰略協同發展的深刻探索。青海沒有盲目追求發展速度，而是立足“中華水塔”的定位，堅守生態底線，把濕地保護放在優先位置，通過制度創新、機制創新、模式創新，讓濕地保護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守護”，讓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讓濕地成為高原群眾的“綠色銀行”，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底氣”。

很多人或許會問，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的建設，是不是已經達到了完美的狀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生態保護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青海濕地保護依然面臨著諸多挑戰：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濕地退化風險依然存在，濕地生態修復的技術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還需要進一步拓寬，農牧民參與生態保護的積極性還需要進一步調動。這些問題，都需要青海在未來的發展中，逐步探索、逐步解決。

“十五五”開局之年，青海已經明確了濕地保護的下一步方向：完成《青海省濕地保護條例》修訂，制定濕地占用管理、資源調查評價等配套標準，讓保護制度更完善；在全省開展濕地健康評價，針對沼澤草地、沼澤地等重點濕地，實施保護修復工程；聚焦高原濕地退化修復的關鍵難題搞研究，堅持“一園一策”“一地一策”，讓每一塊濕地都能得到精準保護；進一步加強“專業隊伍+管護員+志愿者”的管護體系建設，讓更多人參與到濕地保護中來。這些舉措的落地，必將推動青海濕地保護工作再上新臺階，讓四級保護體系釋放出更多、更持久的紅利。

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上，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的建設，不僅是青海自身的發展選擇，更是對國家、對全球生態治理的責任與擔當。它用實踐證明，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從來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協同共生、相互促進的；它用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深刻內涵，為全國乃至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濕地保護工作的持續推進，青海的濕地將會更加美麗、更加富饒，“中華水塔”將會更加堅固、更加充盈，那些翱翔在濕地之上的水鳥，那些奔跑在草原之上的珍稀動物，那些扎根在濕地周邊的農牧民，都將在這份生態紅利中，收獲更多的幸福與希望。而青海，也將在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成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標桿，成為全球高原濕地保護的典范。

藏在“中華水塔”里的生態密碼，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生態守護，而是一場兼顧生態、民生、經濟、文化與國家戰略的協同發展。青海濕地四級保護體系釋放的紅利，不僅滋養著這片高原大地，更滋養著每一個依賴“中華水塔”生存發展的人，這份紅利，是當下的饋贈，更是未來的希望，是青海留給自己、留給國家、留給世界的一份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