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友賓：氣候變化不應只看國際談判，更需要民間實踐和基層智慧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環保議題主要以事故、污染和突發事件的形式進入公共視野。前生態環境部宣教司司長、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劉友賓，正是這一階段的重要親歷者。

上世紀90年代初，劉友賓從文學轉入環境新聞領域，成為一名環境記者，親身經歷淮河流域污染、松花江水污染等重大環境事件。在霧霾問題最受關注的時期，他擔任生態環境部首位新聞發言人，強調信息公開，鼓勵記者提出尖銳問題。如今，他已從行政崗位退下，更多以觀察者和講述者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

1月26日，在由北京合一綠色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合一綠”)主辦、萬科公益基金會等機構支持的“有感而動”氣候融合調研報告(2025)與“向往的社區”紀錄片發布會上，劉友賓受邀出席。

他并沒有從宏大的減排目標或技術路徑談起，而是回溯環保議題在中國的演變軌跡：它曾長期依賴事故和危機進入公共討論，而如今正被要求嵌入日常生活的治理。

“可持續社區”誕生于這一轉向中。社區從被動承載環境風險的空間，轉變為環境治理必須正面回應的現實單元。因此在這場論壇中，“社區和公益組織究竟能做什么”，成為反復被提及的核心問題。

會后，合一綠專訪擁有三十余年環保實踐經驗、橫跨媒體、出版與政府體系的劉友賓，從歷史演變與現實觀察出發，厘清“可持續社區”這一正在被頻繁使用、卻尚未形成清晰共識的概念。

以下是對談內容：

早期環保議題如何落地社區

合一綠：1990年代，你剛成為環境記者時，中國最突出的環境問題是什么?如何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劉友賓：最突出的就是水污染。上世紀90年代，在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下，大型工業擴張與大量家庭作坊并存，污水直排現象普遍，在很多地區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飲水安全因此成為最直接、最普遍的民生問題。

我剛做環境記者不久，就經歷了1994年的淮河流域重大污染事件：枯水期上游積存的工業廢水集中下泄，形成上百公里污染帶，導致沿線數百萬居民飲水困難。這類事件并不罕見，只是那次集中爆發，社會震動很大。

后來我在山西運城涑水河見過像墨汁一樣的河水，沿河村莊中，長期接觸污水導致的健康問題非常普遍。北京昌平陽坊也發生過一起事故，一名居民在做飯時因沼氣爆炸受傷，原因是房子建在未經防滲和排氣處理的垃圾填埋場上。

當時環境意識、守法意識和科學管理水平都比較薄弱，環保沒有被視為基本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但污染對普通人的影響卻是直接而具體的，喝水、做飯、居住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脅。

合一綠：在那個階段，“環保”與“社區”的關系是怎樣的?

劉友賓：在上世紀90年代，環保行動更多是圍繞突發、集中的污染事件被動展開的。往往是在群眾反映強烈、矛盾已經高度集中的情況下，環境問題才進入治理議程，水污染尤其典型。

環境保護更多被理解為“處理問題”，而不是一種日常、持續的公共治理機制，社區層面的環境管理、公眾參與和制度安排，沒有被真正放在核心位置。這一局限也與當時的發展階段有關：當水污染、大氣污染等直接威脅生存的問題還沒緩解時，治理只能優先應對最緊迫的風險。

但隨著這些生存性環境問題逐步緩解，環保不再只發生在事故現場，也開始發生在社區內部。這種變化，逐漸為后來社區與公眾參與走向前臺，創造了現實條件。

合一綠：什么時候環保議題開始真正進入社區?

劉友賓：如果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環境治理，主要由突發污染事件和生存危機驅動，那么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后，環境保護開始轉向以“環境質量”和“日常感受”為核心的治理階段。

一個比較清晰的時間節點，是 2013 年《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后。在霧霾治理取得階段性成效的過程中，PM2.5 等核心指標持續下降，公眾的關注點也隨之發生變化，不再只是“有沒有污染”，而是“環境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國家環境標準不斷趨嚴，環境治理也從以削減污染總量為主，逐步轉向更加精細化、常態化的管理。

在這樣的背景下，環保議題開始明顯向社區層面下沉。環境關注不再只集中在重大污染源，而是進入日常生活場景：社區周邊的空氣質量、噪聲、揚塵、異味、生活舒適度等，成為公眾反復感知、持續反饋的問題。社區也由此從過去相對被動的承載空間，轉變為環境治理必須正面回應的現實單元。

什么是“可持續社區”

合一綠：“可持續社區”這個概念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你怎么看它與早期“綠色社區”之間的關系?

劉友賓：如果回頭看，上世紀 90 年代到 2000 年前后，中國在社區層面推進的，更多還是“綠色社區”的概念。1992 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開始進入中國的政策體系，但在城市和社區治理中，它需要一個可操作的落腳點，于是就通過“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綠色企業”等創建活動被具體化出來。

當時的“綠色社區”，主要強調在基層生活單元中落實節能、減排、環境衛生和生態意識，有比較明顯的制度推動和示范創建色彩。從今天的視角看，那些標準確實相對基礎，對生態系統、社會結構以及社區治理本身的理解還不夠深入。

但它的意義在于，把環境問題第一次明確地放進了社區這個生活單元中，不再只是工廠、河流或城市邊緣的問題，而是與居民日常生活直接相關的公共議題。這也為后來更綜合、更系統的“可持續社區”討論，提供了一個起點。

合一綠：當前沒有關于可持續社區的定義，你如何理解這一概念?

劉友賓：它讓我想起作家池莉在《我與芳草地》中描述的困境：當時人們爭論一塊荒草地是該開發還是建公園，反映了早期意識的局限，大家更關注能否住進樓房，而非周邊的生態。但今天，社區理念已發生質變。濕地、綠化、生物多樣性正從“奢侈品”變為城市“標配”，環保也從宏大口號落實為污水分流、噪聲控制等治理細節。

但“可持續社區”不止于此，我認為理解這個概念有三個核心維度：第一是社區版的“ESG”， 就像企業強調環境、社會與治理的協同，社區環境也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緊密相連。要改善環境，必須先梳理人與人的關系;其次，“可持續”的本質上是友好。不僅是對自然環境的友好，更是社會關系的友好。環境質量的優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關系是否健康，是否存在信任與互助;最后是生態與社會的深度交織。我在論壇上也看到，有的公益組織在開展互助養老、陪伴獨居老人的同時，也在幫他們應對極端高溫等氣候風險。

總結來說，可持續社區不僅僅是“生態好”，而是一個能同時處理好“人與自然”及“人與人”關系的復合空間。這種綜合治理的韌性，才是它在今天的核心內涵。

合一綠：在構建可持續社區的過程中，政府與企業分別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它們的職責邊界在哪里?

劉友賓：我認為兩者的角色正在發生深刻的位移。首先，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從單純的“外部慈善”回歸到“內生義務”，核心在于對周邊環境承擔直接且持續的責任。在過去，企業可能覺得捐點錢就是做公益，但在可持續社區的語境下，不制造污染、不產生噪聲和粉塵只是底線，更重要的是主動參與社區生態的共建，近年來，一些企業、公益基金會開始將資源投入前移，從支持單點項目轉向長期參與社區生態建設。以萬科公益基金會近年來參與的社區相關項目為例，通過公共空間改善、生物多樣性修復等方式，探索企業如何在社區層面承擔持續責任。企業的發展融入社區環境的生態圈，才能實現協同共生。

而政府的角色則應從“單一管理者”轉向“體系構建者”，發揮主導性的引導作用。這不意味著政府要包攬一切，而是要通過制定引導性標準、開展示范社區創建以及配套資金稅收政策，去搭建一個讓社會資源有序投入的“場”。通過榮譽評價和持續的監督評估，政府將民間和公益機構的實踐提煉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路徑，從而推動企業和社會力量在制度框架內共同參與社區治理。

社區里的行動者

合一綠：中國環保NGO在早期主要扮演什么角色?這些年經歷了怎樣的轉型?

劉友賓：中國早期環保NGO起到不可替代的“啟蒙”作用，他們主要通過呼吁與吶喊，將嚴峻的環境問題推向公眾視野，引發輿論關注。比如霍岱珊辭去公職拍攝淮河污染影像，就是那個時代環保志愿者以激情推動政府行動的縮影。

這些年來，環保NGO經歷了從“表達訴求”到“參與治理”的深刻轉型。這種轉變既源于自身專業能力的提升，也得益于國家治理理念的調整。如今，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將社會組織納入治理體系，形成了互補合作的關系。尤其是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明確了社會組織的法律地位，賦予其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標志著它們正式從單純的“倡議者”轉變為具有制度參與權的治理主體，成為現代生態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專業力量。

合一綠：在當下的環境治理體系中，那些長期扎根社區的社會組織，其核心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

劉友賓：隨著企業守法水平和環保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中國環境治理的議題從傳統的“末端污染防治”，轉向更細微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公眾行為改善”。在這種背景下，環保社會組織的角色下沉至社區，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它們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將宏大敘事轉化為生活實踐。社區是環境保護由“重點對象治理”，轉向“全民參與”的關鍵空間。一部分社會組織通過深入淺出的宣講教育，將氣候變化等遙遠的概念轉化為可感知的環境傳播;另一部分則通過扎根基層，將垃圾分類、自然教育及社區節能減排等工作常態化。

更重要的是，這些組織在社區中扮演著“行動催化劑”的角色。它們不僅是在做宣傳或收垃圾，而是在重塑居民的生態價值感。通過持續的實踐，它們將環保從政府的行政要求轉化為居民的行動自覺，讓社區真正成為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前沿陣地。可以說，沒有這些社會組織的深耕，環境保護就很難真正完成從“治理公害”到“文明生活方式”的最后一百米跨越。

合一綠：1月26日的論壇展現了從西北鄉村和牧區到華南和西南山區等多樣社區樣本，對我們理解“可持續社區”有何幫助?

劉友賓：過去公眾理解的可持續，可能更多是冷冰冰的技術指標或遙遠的宏大敘事，但論壇上的案例告訴我們，可持續社區并不是一個標準化的技術產物，而是極具地方智慧的生命體。它既可以是青海高海拔地區對傳統生態文化的修復，也可以是陜西樂修匠發掘老舊社區技術能人，創造綠色就業和社會企業新模式。

在這個過程中，由“恒星伙伴計劃”研發的“有感而動”氣候融合系統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支點。它不再空談宏大敘事，而是通過“感知-認知-意愿-行動”這一套工具包，將復雜的生態議題轉化為居民能夠實操的微觀動作。當專業平臺的支持能讓環保從一種外在約束，轉化為居民應對風險、提升品質的主動追求時，社區才真正具備了“社會韌性”。

因此，環境保護和氣候行動不應只“向上看”，盯著國際談判和政策指標，更需要“向下看”，關注民間實踐和基層智慧。

合一綠：在應對氣候變化這樣一個極具專業門檻的領域，為什么如此強調民間經驗的重要性?

劉友賓：在氣候變化的巨浪下，基層民眾往往是第一感應者。相比于“全球變暖”或“溫室氣體排放”這些宏大且帶有學術色彩的概念，基層的表達往往更直接、更具痛感，比如農民會說“季節變了”或者“二十四節氣不準了”。這種來自田間地頭的直觀感受，才是最真實、最能擊中人心的環境敘事。

因此，我們的環境保護和氣候傳播必須深入一線，去挖掘那些深藏在生活縫隙里的地方智慧。實際上，無論是適應氣候變化還是緩解潛在風險，基層群眾在長期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已經積累了大量內生的實踐經驗。這些源自民間的生態保護案例，往往更具生命力。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基層民眾不僅是環境改善的參與者，更是氣候風險最直接的承受者和受害者。重視民間經驗，不僅是為了尋求治理方案，更是為了給予這些脆弱群體應有的傾聽、共情與制度支持。

我們如何感知氣候變化

合一綠：今天有哪些環保或氣候議題是過去鮮少提及，但現在已躍升為核心挑戰的新問題?

劉友賓：這種變化非常深刻，我們可以從環境新聞關鍵詞的更替中洞察到這種治理重心的轉型。如果回看十年前，輿論的焦點幾乎被霧霾、黑臭水體等重污染事件占據;但觀察近年的關鍵詞，“綠色轉型”“新能源”以及“生物多樣性”已穩居前列，傳統意義上的“污染治理”則明顯后移。這一對比直觀地反映出，中國環境治理已進入一個新階段：環境問題不再被視為孤立的污染公害，而是與經濟結構、社會發展及生活方式深度交織的系統命題。

這意味著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工作重心，正在從“盡快消除污染”轉向“系統推進綠色轉型”和“建設美麗藍天、美麗社區”。但這種轉型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松警惕，因為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新挑戰，往往以更隱蔽、更長期的方式影響人類生存。

所以，環境治理必須在議題升級的同時保持戰略定力，既要鞏固存量成果防止波動，也要在持續改善中，以更系統的眼光去應對這些不斷涌現的復雜挑戰。

合一綠：相對于直觀的污染防治，氣候變化常被認為離生活很遠，這種認知反差該如何化解?

劉友賓：與傳統污染治理的“即時可見”不同，氣候變化的影響往往是隱蔽且深遠的，這極易讓公眾認為“與己無關”。這就對環境傳播提出了更高要求，環境宣傳必須與時俱進，從過去強調污染危害，轉向系統普及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知識，解釋極端天氣等現象與個人生活的關聯，明確個體可以采取的具體行動。

關鍵在于促成道德自覺和行為自覺，使環保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近年來，環保逐漸與品質、審美和時尚相連，從社區環境選擇、出行方式，到年輕人對新能源汽車的認同，再到觀鳥從“捕獵式利用”轉向“觀賞式共存”的態度轉變。環保從一項外在要求，逐步內化為價值取向和生活審美，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

合一綠：在當下的信息環境下，環保議題似乎面臨關注度下滑的挑戰，如何看待這種輿論場中的起伏?

劉友賓：環境議題在輿論場中的熱度波動，是由復雜的內外部因素共同決定的。隨著環境持續改善，在經濟結構調整期，公眾注意力會自然向就業、民生等緊迫議題偏移，導致環境話題在感知上被邊緣化;同時，少數國家在環保上開倒車的做法，也壓縮了氣候治理的公共討論空間。加上短視頻等新興傳播方式的沖擊，傳統的環保敘事確實顯得有些乏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播要走出“淡季”，關鍵在于視野的轉換，即重新走向民間。但有一點需注意，我們不是以悲情或居高臨下的視角去書寫基層的“困境”，而應學會以平視、甚至仰視的方式，去發掘普通公眾身上的智慧。無論是扎根社區的微小行動、社會組織的機制創新，還是碳中和背景下的跨界實踐，民間其實蘊藏著大量極具生命力的環境故事。這種敘事重心的下移，不僅能讓環保議題重回公眾視野，更是環境新聞持續保持生命力和共鳴感的源泉。

來源 | 公益時報 作者：北京合一綠色公益基金會項目傳播研究顧問郭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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