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研究生找工作接二連三地碰壁，他一氣之下應聘月薪4000元老師

一個清華的研究生，找工作接二連三地碰壁，后來他一氣之下，跑去應聘月薪4000元的老師，校長看完他的簡歷，意味深長地說道：“小伙子，以我們學校的條件，我怕留不住你這條大魚呀！你可要考慮清楚。”校長以為他打了退堂鼓，結果他的一番話，讓校長哈哈大笑！
2008年那個冬天，北京的霧氣像是從屋頂滲進屋里一樣濃，李永樂躺在出租房那張不太結實的床板上，一晚上都沒怎么睡。
他剛從清華畢業，碩士學位，物理專業，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帶著父母厚實卻也有點沉重的期望，穿梭于那些光鮮的面試間。
可每次走出來，結果都落在了“我們會進一步聯系您”這種溫吞的模糊句子上。
那個年代，簡歷在他手上還帶著墨香：北大本科物理與經濟雙學位、全國中學生物理競賽一等獎、清華碩士研究生，連GPA都堪稱完美。
可現實不崇拜這些，投了三十家企業，至少二十七家明確拒絕；剩下的三家，不過是說“不急著做決定”，然后音訊全無，而他早就明白——那就是“算了吧”的溫柔說法。
面試時，他一板一眼，回答問題不煽情，也不拐彎。
他說自己不愿意加班到凌晨三點，也不喜歡應酬，不抽煙、不喝酒、更不愿意接受“公司是你的家”這樣的一套話術。
他在意工作是否有意義，也在意睡覺時間。他以為這叫“真誠”，HR稱之為“不成熟”。
那一年是金融危機最猛烈的一年，雷曼兄弟垮塌了，許多跨國公司凍結招聘，公務員報考人數激增。
李永樂所學的物理，在這個烏云密布的市場里，幾乎是“毫無用武之地”的學科。
當年金融圈一度取消了部分高薪崗位，科研單位編制凍結，互聯網行業還沒達到蓬勃階段。
他原想去咨詢行業施展才華，結果卻處處碰壁。
一次面試結束后，面試官對他說：“你背景挺厲害的，可惜你似乎不知道我們真正需要什么。”
三個月以后，他騎著他那輛還掉漆的二手捷安特，去了一家中學投簡歷。
那是他真正意義上“沒抱希望”的一次投遞，只因為聽說那所學校正在找一名物理老師，月薪只有四千塊。
人大附中的校長看完他的簡歷，說了挺戲劇性的一句話：“小伙子，以我們學校的條件，我怕留不住你這條大魚呀！你可要考慮清楚。”
這本該是一次打退堂鼓的典型場景，校長這樣說，是拿經驗壓判斷：再牛的人才也許有出于暫時焦慮的“權宜之計”。
大魚遲早要躍得很遠，他下意識地想，這年輕人會不會明天就打電話說不來了。
但李永樂盯著他看了兩秒，說話干脆：“我考慮清楚了，我想教書。”
這個決定聽起來瘋狂，彼時清北畢業生出國、進名企、搞科研的路徑幾乎寫死了成功劇本，他的選擇像是一道離經叛道的分支線。
但沒有人知道，李永樂真正的掙扎，不是錢，而是“被需要”。
從那天起，他穿上了藍色棉布夾克，在校門口站著迎學生的樣子，很快成了校園里的常態。
他沒有立即成為一個好老師，學生一開始覺得他太“書卷氣”，講題羅嗦，沒什么新意，但用了不到兩學期，他就翻了盤，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了什么叫“會教書”。
他的課從來不照本宣科，他用油煙機解釋空氣動力學，用家長會上帶來的高壓鍋講熱力學定律。
他用抖音的火箭發射片段引出彈道問題，也讓學生做小發明比賽，用實驗贏取課堂的小獎勵，他不走尋常路，但所有人都能聽懂他在說什么。
2017年，他把課堂視頻上傳到網絡，最初是為了“讓學生復習方便”，沒想到，社交平臺上的點擊量開始像指數型上升。
他一條《為什么物體會往低處掉？》的視頻點擊量突破了五百萬，一夜之間，成了“人民教師”在網絡上的最大流量標桿。
有人笑說他“運氣好”，也有人說“他只是在做一些人不愿做的事”。可他自己說：“我只是把講課這件事看得比面試更重要。”
他的學生里，清華、北大上線率高得驚人，其中不少是偏科嚴重的學生，因為他的視頻打開了理科世界的大門。
更驚訝的是，好幾個學生的父母，就是因為看了他的視頻，才最終放心讓孩子選擇物理競賽方向。
一點點，他成了“網紅老師”，課程賣斷貨，出版了自己的教學材料，接受央視采訪，走上全國教育論壇，卻始終保持每周不少于12節實打實的課堂教學。
差不多每年，他都能帶出四五個全國競賽一等獎，而他對外的回應都是：“這不完全是他們的天賦，更關鍵是有人引路。”
中國教育真正的問題不在塔尖，而在底層，一個清華博士能做頂尖芯片研究，但一個好老師能把一群原本對理科恐懼的孩子拉上來，平臺不一定非得越大越好。
這是他真實的信仰——并非所有璀璨都在舞臺中央，很多逆襲，是被低估的積累。
他的故事，遠不只是名師傳奇，而是一場價值觀的逆流——把學生的成長放在個人成功前，把教書這項“慢工出細活”的事情堅持得滾燙熱烈。
我們過度推崇了“走得遠”，卻低估了“站得住”，講臺不小，只是眼光太窄。
月薪4000不是終點，更不是落敗，而是選擇與熱愛交匯出的節點，而現在，他的影響早已穿越薪資標準，進入了一個無法以單位衡量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