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將拆遷款全給舅舅，春節她來電：你舅給你1800紅包，快回來謝恩

臘月二十八，年關已近，城市里張燈結彩，空氣里都飄著喜慶和歸家的急切。我，林曉，獨自坐在租住的一室一廳公寓里，對著電腦屏幕修改一份節后就要提交的緊急方案。窗外偶爾傳來零星的鞭炮聲，襯得屋里更加冷清。茶幾上放著兩盒簡單的速凍水餃和一袋湯圓，這就是我為自己準備的年夜飯。第三個獨自在外過的春節了，從最初的委屈不甘，到如今的麻木習慣，我以為自己早已筑起足夠厚的心墻，能將那些來自老家的、帶著刺的所謂“親情”隔絕在外。直到手機屏幕上跳出那個熟悉的、卻讓我心頭一緊的名字——“媽”。

鈴聲固執地響著，在寂靜的房間里顯得格外刺耳。我盯著那兩個字，指尖冰涼，遲遲沒有滑動接聽。上一次通話是什么時候？半年前？還是更久？內容無非是抱怨我不常回家，或者……替舅舅家傳達某些要求。深吸一口氣，我還是按下了接聽鍵，將手機放到耳邊。

“喂，媽。”我的聲音盡量平穩。

“曉曉啊！”母親王秀蘭的聲音透過電波傳來，帶著一種刻意拔高的熱情，還有背景里嘈雜的電視聲和小孩的嬉鬧聲——那應該是舅舅家的客廳，每年春節他們一大家子都聚在那里，熱鬧非凡。“在哪兒呢？吃飯了沒？”

“在家，還沒。”我簡短地回答，預感她接下來要說的話。

“又一個人湊合吧？你說你這孩子，大過年的也不回來！”母親語氣里的責備一如既往，但很快話鋒一轉，那熱情里透出一股讓我熟悉的、帶著算計的興奮，“不過啊，今年你不回來，可錯過好事兒了！你舅舅，你舅媽，真是沒忘了你！惦記著你一個人在外頭不容易，特意給你包了個大紅包！讓我轉交給你呢！”

大紅包？我握著手機，嘴角扯出一個無聲的、嘲諷的弧度。舅舅？那個在我父親早逝后，以“林家唯一男丁”、“頂梁柱”自居，理直氣壯吸干我家資源，最后連母親養老錢和拆遷款都攥在手里的舅舅？

“哦？舅舅有心了。”我語氣平淡，聽不出喜怒。

“可不是嘛！”母親的聲音更興奮了，帶著一種與有榮焉的炫耀，“你舅舅說了，你是外甥女，雖然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但到底是一家人，血脈連著筋！這不，給你包了整整一千八！一千八啊！多大方的數目！你舅媽還說，讓你記得舅舅的好，以后要多走動，多孝順！”

一千八。大紅包。記得舅舅的好。多孝順。

這幾個詞組合在一起，像一把生銹的鈍刀，緩慢而深刻地割開我記憶里那些早已結痂的傷口，痛感鮮明而窒息。我甚至能想象出電話那頭，舅舅和舅媽那副施舍般的、高高在上的表情，以及母親那滿臉的、討好的、仿佛與榮有焉的喜悅。

一千八。這個數字，像一根毒刺，狠狠扎進我心里最痛的地方。因為它讓我無可避免地想起另一筆錢——一百五十萬。我家老宅，父親留下的唯一房產，去年拆遷所得的補償款，整整一百五十萬。那是我父親半生心血，是理論上屬于母親、也應有我一份的財產。然而，這筆錢，在拆遷協議簽訂后不到一周，就被母親“自愿地”、“全權地”，轉到了舅舅的賬戶上。理由冠冕堂皇：“你舅舅是咱林家唯一的男丁，要撐門面，要給你姥姥姥爺養老送終（雖然二老早已過世），他兒子（我表弟）馬上要結婚買房，正是用錢的時候。你一個女孩子，遲早是別人家的人，要那么多錢干什么？媽以后養老，不還得靠你舅舅和你表弟？”

我記得當時我得知消息后，連夜趕回去，試圖和母親溝通，哪怕為我爭取一點點應有的份額。母親卻像護崽的母雞，擋在舅舅一家面前，對我橫眉冷對：“錢是我的，我想給誰就給誰！你舅舅是自家人，你以后嫁了人就是外姓人！這錢給了你，不就等于給了外人？你想都別想！再說，你舅舅答應我了，以后給我養老，比你靠得住！”

舅舅在一旁，腆著肚子，抽著煙，笑瞇瞇地補充：“曉曉啊，女孩子要那么多錢沒用，容易學壞。舅舅幫你媽保管著，也是為你們好。以后你有困難，舅舅還能不幫你？”

那副嘴臉，那些話語，像淬了冰的針，扎得我體無完膚。一百五十萬，我父親留下的根基，我母親未來的保障，我本應享有的一部分繼承權，就這樣輕飄飄地，在“男丁”、“自家人”、“女孩子沒用”的荒謬邏輯下，成了舅舅一家的囊中之物。而我，連質疑和反對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是“外姓人”，是“遲早要潑出去的水”。

從那以后，我和母親的關系降到了冰點。我很少回去，電話也寥寥。母親偶爾打來，不是抱怨我不孝，就是替舅舅家傳話，比如表弟結婚讓我隨多少禮金，舅舅家裝修讓我“表示表示”。我以工作忙、沒錢推脫，心里那點對親情的眷戀，也在一次次算計中消耗殆盡。

而現在，在春節這個闔家團圓的時刻，在我獨自面對冷清年夜飯的時候，母親打來電話，不是問我過得好不好，不是關心我是否孤單，而是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拿走了我家一百五十萬的舅舅，施舍般地給了我一千八百塊紅包，并且，要求我“快回來謝恩”？

謝恩？謝什么恩？謝他奪走了我父親留下的財產？謝他讓我母親未來可能老無所依？謝他讓我看清所謂“血脈親情”在利益面前多么不堪一擊？還是謝他這一千八百塊，像打發叫花子一樣，試圖買斷我的不滿，并彰顯他“大方”、“念舊情”的虛偽姿態？

一股強烈的惡心和荒謬感涌上心頭，伴隨著壓抑已久的憤怒和深深的悲哀。我握著手機，手指關節因為用力而發白，身體微微顫抖。電話那頭，母親還在喋喋不休：“……你舅舅說了，這紅包是給你壓歲的，也是獎勵你一個人在外頭打拼不容易。你趕緊的，明天就買票回來！當面給你舅舅舅媽磕個頭，謝謝他們！一家人嘛，哪有隔夜仇？過去的事就過去了，你舅舅這么大度，你可不能不懂事！回來好好給你舅舅敬杯酒，以后啊，還得靠你舅舅照應呢……”

磕頭？敬酒？照應？

每一個詞都像耳光，抽在我臉上，火辣辣的疼。原來，在他們看來，那一百五十萬的歸屬，是“過去的事”，應該“過去了”。而我，作為被掠奪的一方，不僅不能有怨言，還要對掠奪者感恩戴德，磕頭謝恩，以換取未來虛無縹緲的“照應”。這是怎樣的強盜邏輯？又是怎樣扭曲的親情觀？

母親的聲音還在繼續，帶著不容置疑的催促和一種令我心寒的、對舅舅家的全然依附：“聽見沒有？曉曉？媽可都答應你舅舅了，說你一定回來！機票錢媽讓你舅舅給你報銷！你趕緊收拾收拾，別讓你舅舅舅媽等急了，大過年的，要喜慶，要團圓……”

團圓？和誰團圓？和奪走我家產的舅舅一家？和那個始終把我當外人的母親？在那個我早已沒有立足之地的“家”里？

我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再緩緩吐出。胸腔里翻騰的怒火和冰寒的悲哀，在這一呼一吸間，奇異地沉淀下來，凝結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清醒和決絕。有些東西，碎了就是碎了，粘不回去。有些人，心偏了就是偏了，暖不回來。那一百五十萬，或許我永遠也要不回來了，但那不代表我要接受這一千八百塊的羞辱，更不代表我要跪下去“謝恩”，去配合他們上演這出虛偽的“闔家歡樂”。

“媽。”我開口，打斷了她興致勃勃的規劃，聲音平靜得連我自己都感到陌生，沒有憤怒，沒有哽咽，只有一種徹底的疏離和冷靜。

電話那頭頓了一下：“啊？怎么了？趕緊訂票啊！”

“媽，舅舅的一千八百塊紅包，我心領了。”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說道，“不過，謝恩就不必了。我受不起。”

“你……你這是什么話？”母親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驚愕和不滿，“什么叫受不起？你舅舅給你紅包是看得起你！你別不識好歹！”

“是不是看得起我，我心里清楚。”我繼續說，語氣沒有起伏，“那一百五十萬拆遷款，您全部給了舅舅，那是您的決定，我無權干涉。但從那筆錢轉出去的那一刻起，我和舅舅之間，就已經不是尋常的舅甥關系了。那是赤裸裸的利益輸送和財產侵占。那一千八百塊，改變不了這個事實，也抹不平我受到的傷害。它更像是一種諷刺，一種施舍，或者，是你們試圖讓我閉嘴、讓我認命的封口費。很抱歉，我不接受。”

“林曉！你瘋了？！你敢這么跟你舅舅、跟我說話？！”母親的聲音變得尖利，帶著被戳破真相后的惱羞成怒，“那是你親舅舅！是一家人！什么侵占不侵占的？難聽死了！錢是我自愿給的！你少在這兒挑撥離間！我告訴你，你今天必須回來給你舅舅道歉！不然……不然我就沒你這個女兒！”

又是這一招。用斷絕關系來威脅。以前或許會讓我恐慌，但現在，聽著她為了維護舅舅而毫不猶豫地舍棄我，我心里只剩一片荒蕪的平靜。

“媽，”我的聲音依舊平穩，甚至帶上了一絲極淡的疲憊，“您有沒有想過，當您把父親留下的所有，毫不猶豫全給了舅舅，卻在我獨自過年時，打電話讓我為了一千八百塊回去‘謝恩’的時候，您心里，還有沒有我這個女兒？在您眼里，我是不是永遠比不上舅舅那個‘男丁’，比不上他能給您‘養老’的承諾？您用‘沒你這個女兒’來威脅我，可您有沒有意識到，在您做出那些決定的時候，您可能……早就已經失去這個女兒了。”

電話那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只有背景音里隱約的電視喧嘩，顯得格外刺耳。母親似乎被我的話震住了，或許是從未想過一向溫順、甚至有些懦弱的我，會說出如此直白、如此決絕的話。

我頓了頓，最后說道：“那一千八百塊，您讓舅舅自己留著吧，或者，就當是我提前給他的‘養老錢’利息的一部分。春節我就不回去了。您保重身體。以后……沒什么特別的事，就不用給我打電話了。至于舅舅家的‘照應’，我不需要，也承受不起。我的路，我自己會走。”

說完，我不再等待她的反應，直接掛斷了電話，然后，將這個號碼拖入了黑名單。動作干脆利落，沒有一絲猶豫。

放下手機，房間里重新歸于寂靜。窗外的鞭炮聲似乎更密集了些，年的味道更濃了。我看著茶幾上那兩盒速凍水餃，忽然覺得，這頓一個人的年夜飯，雖然冷清，卻比回到那個充滿算計、偏心和虛偽感恩的“團圓宴”上，要干凈、要自在得多。

媽將拆遷款全給舅舅，春節她來電：你舅給你1800紅包，快回來謝恩。這通電話，像最后一把鑰匙，徹底打開了囚禁我的親情牢籠。我用一番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直言，撕開了那層溫情脈脈的遮羞布，也斬斷了那根早已名存實亡、只會帶來傷害的所謂“血脈紐帶”。我不再期待那份永遠傾斜的母愛，也不再忍受那套重男輕女的荒謬邏輯。那一千八百塊，連同那一百五十萬的舊賬，就讓它留在過去吧。從今往后，我的悲歡，我的道路，只由我自己定義和承擔。這或許孤獨，但至少，真實而坦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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