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是文學的密碼，用小說發送隱秘的人生札記

我從小喜歡編故事，看小說，我比較愿意相信在現實生活之外有另一個世界，文學是通往另一個世界想象的途徑。因此，文學創作帶給我的一大樂趣就是可以虛構，我可以在虛構的故事里更完整、更自由地去感受、思考和表達。社會人生本身太偶然，太零碎，但是故事可以“編”，可以更集中、簡練、精彩。亞里士多德說，歷史是對個別的敘事以描述已然的事，而文學是對普遍的敘事以描述應然的事。在我看來，虛構是文學的密碼，是其精髓所在。但我的虛構也是有限的，它與我的人生緊緊相連。隱身在不存在的人物和故事后面講述我自己的人生，好像使用密碼發送信息，這里有一種秘密的快樂。

作家張曦

世紀之交，我在復旦讀博。《小艾求職記》和《芳鄰》，就是為自己三年的復旦生活留下某種記憶，《芳鄰》中清苦勤奮的讀書與如火如焚的愛欲渴望形成焦灼的張力，這是虛構的上海租房一角承載的復旦回憶。《小艾求職記》里的南區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但那個晃動在南區的、帶著對都市的欲望也是對生活純凈的向往的影子——小艾，卻和南區一起活著了。那是世紀之交的上海，各種喧囂和聲音……那種世紀末情緒，多少也出現在小說里。有朋友說這幾篇讀起來沒有任何“過時的年代感”，反而很鮮活，也是因為虛構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能夠超越時間的束縛吧。

讀博期間，我租住在復旦附近一所老公房里，房子只有一室，卻有一個巨大的拐角陽臺。我很愛這個陽臺。站在陽臺上看得見兩條交叉的馬路，四面八方駛過永不停止的車輛……《陽臺上的女人》借用了這個陽臺，用一種特意處置的空間感表達男女愛情的無望與無解。兩個自私的人如何相愛——如果愛的本質，不是自我的實現，而是自我的破碎。我想表達真愛的難以實現，和它對生活的毀滅性打擊。結尾的時候我總不滿意，翻開里爾克的詩集尋求靈感，最終，里爾克的詩句和我的句子長在了一起，無論是男人的落魄，還是女人的瘋癲，都具有了象征意味。

我一直認為，愛情是非常嚴重的事件。和戰爭一樣，它是人生的非理性頂點。我喜歡寫愛情故事，喜歡激情之下觀照到的真相，那一剎那的“照亮”極具形式感和寓言性質。《辦公室里的七朵花》，寫一個初在上海安身的外地男青年，對辦公室遲暮的上海美人的狂熱愛欲及其幻滅。我本意是抒發進入工作的壓抑和茫然。采用男性視角，肆意打量，也是為了可以更粗野有力地表達這種壓抑和茫然。《逃離》是一個真正的愛情故事，詠梅從大學時便愛上了胡雷，幾經波折，他們終成眷屬，并且在上海奮斗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即便在如此美滿的條件下，女人仍難以分享男性伴侶的成功，而浮華生活甚至成了詠梅的難以承受之重。正因為她仍然愛著胡雷，因此她更無法忍受被忽略和漠視，最終選擇了逃離。這篇小說凝聚了我對婚姻生活的反思，世俗的“成功”對于婚姻和愛情可能并非祝福，而是致命的打擊。

《只是朱顏改》純然是虛構，其真正的主人公是上海的老房子。那幾年我因為工作在淮海中路的緣故，經常在衡復歷史文化風貌區閑逛，對老房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借著租房買房之名，看了不少老房子。近百年的老洋房一定有故事發生，于是我寫了兩女一男在南昌路新里的愛情糾葛——我還是覺得，愛情糾葛最能表達歷史。他們的身影閃現在那些梧桐樹掩映的水泥拉毛墻壁邊，這篇小說并不深刻，但里面的男女卻都有一種基于現代理性精神的重義與重利，清楚不差分毫，這是我理解的老洋房的浪漫。

近年來很多電視劇都以上海為背景，這里成為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顯示上海，基本會出現外灘、黃浦江，即使普通工薪階層租房，也大都要么能看到東方明珠、黃浦江，要么就是“巨富長”地區的老洋房、梧桐樹。

除了《只是朱顏改》，其他小說我都并未特意凸顯這種“上海符號”，我每次去南京路、外灘，基本都是陪外地朋友。所以我覺得那種動輒四件套的城景，是一個典型的觀光客心態。我寫的那些帶著夢想來到上海的外地人，首先考慮的是謀生，求職，而后是謀愛，結婚，買房……他們首先感到的，是漂離故土的不安、失落以及更加緊迫的想要求得接納和安穩，跟上這座城市的步調，實實在在成為這城市的一員。但是每一個新上海人，誠如他們離開故土，他們對于上海，也并不“忠誠”，他們心里對于“遠方”和“異鄉”的渴望，并未因暫時的安穩而熄滅。這正構成了上海這座移民城市的復雜內涵和豐富緊張的精神追求。

我小說里的所有人都是新上海人。比較典型的，如《誰來自遠方》里的凌青和她的堂弟李福平，看起來凌青已經在上海結婚，買房，有安穩的職業，但她心里卻存著對“北京來的”學者王宜思隱秘而熾烈的情愫，同時又扯不斷與故鄉千絲萬縷的聯系。明日，不知誰自遠方來，這正是一個典型的新上海人的精神狀態。

《只是朱顏改》如檔案一般梳理了凌青一步步進入上海市中心的過程，但最后她還是放棄了愛情，賣掉了房子，并對過去的生活感到愧悔。這種愧悔，也表現在《芳鄰》的結尾，因為袁明的死去，“我”在深夜黯然流淚，施自紅則回到了老家黃山，在圣歌中尋得一絲安慰。《殘酒春欲晚》里，三位已成功融入上海生活、就職于高校的女知識分子，均選擇送孩子出國留學，雖然她們要為此承擔經濟的重壓、丈夫的不解，但她們仍因此而再一次鼓起了人生的勇氣——也許，這就是新上海人，他們忠誠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自己。他們永不停下腳步。

而我要說，我愛上海。這是我在上海二十年隱秘的人生札記，他們表達了我的心靈，也許演繹著別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