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隨筆集《引回風》：對于中國古代“文”的精神傳統的追溯、重估和回歸

《引回風》我讀得比較慢，三天時間里，我一直在想兩個問題：李敬澤來自哪兒？他有一個什么樣的頭腦，或者說腦袋？

李敬澤

毫無疑問，他來自北京，也來自山西、天津、河北——祖籍山西，出生于天津，童年在河北長大，少年時代又在山西生活多年。《引回風》里的《煤有了，根安在？》，寫山西祖地和山西的醋，行醫的祖父和他的一窯碗、一窯布。他來自“心靈考古”的現場，因為他稱自己長期從事的文學批評是“心靈考古”，是“富于挑戰性的心智活動”（《從天花亂墜到考古和自由》）。他更可能來自“春秋”，因為2024年他出版過《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讀者看到了“我在春秋”，而不是在漢唐、宋元明清，也不是在現當代，這是一種“自證”。浙江文藝出版社的王曉樂、曹元勇也證明了他“在春秋”，因為書是他們出的，這是一種“他證”。他諸子式的思想力，同樣證實了他來自春秋。這本書的前身是《小春秋》，因為“小”，可以像小件行李一樣隨身攜帶，像語言和故鄉一樣隨身攜帶，李敬澤正是攜帶“春秋”這件行李來到我們中間的人，同時告訴我們，“春秋”是“大”：“春秋無邊無際，至今還在路上。”（《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后記）

第二個問題：李敬澤有一個什么樣的頭腦，或者說腦袋？每次聽他的講演，我都忍不住要思考這個問題。最近一次是在浙江松陽，去年6月14日，“美麗中國”生態文學雙年獎頒獎典禮上，他以“蓋房子”為比喻，闡述生態文學的本質與價值。他的講演現場有靜氣和強大氣場，總能調動起聽眾凝神的專注力。2023年“鳳凰文學之夜”，他在《語言主權和作者的存亡》的講演中，說超級AI是一個“幽靈”，“作者”則是捍衛“語言主權”的人，在同年的上海國際詩歌節上，我發揮了他的“幽靈說”，稱AI是人類迄今為止創造的一個最大“幽靈”。李敬澤的講演總是引人入勝、扣人心弦、啟人心智，構成他在這個時代的“聲音”和“文學形象”之一。《空山橫》出版后，我九旬的泰山泰水大人先拿去讀了，送還后我發現，幾乎每一頁都有畫線，還寫下許多批注和讀后感。而在講演現場，一個問題總在追問我：臺上侃侃而談的人，究竟有一個什么樣的腦袋？竊以為，這是一個大海的腦袋、一個高山的腦袋，合在一起，就是當代“山海經腦袋”（我最近在寫一部詩集《新山海經》，相信這個比喻是準確的）。這可能還是一個逃脫了“AI幽靈”控制的“鳥類與航空器腦袋”。《書房八段》中，李敬澤寫到自己書柜里有大批鳥類和航空器的圖書，都很貴，買回來后幾乎沒有讀過，看上去是些“無用的書”，但“我們真正愛著的恰恰是那些沒用的書”。“假設有一天，被放于荒島，只許帶一本書，那么我會帶上《東亞鳥類圖志》，那時我就坐在樹下，曬著太陽，一一辨認那些飛來飛去的鳥。”

關于隨筆集《引回風》，從《偽經制造者》讀到《雞鳴前，大海邊》，我有四個強烈的感受，也是四句話：述而作；思想的博物學；亦莊亦諧的文風；“文”的精神的回歸。

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孔子是“以述為作”的，搜集、編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整理、闡釋已有文化典籍，就是“以述為作”。在當代，要說“述而作”，李敬澤是十分典型的一位。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他一直置身于中國文學的現場，以批評為志業，時間有近四十年，這是一種在場之“述”、“心靈考古”之“述”。講演也是“述”，一種恢宏而激情的“述”。而“作”呢，一般是指原創性寫作，其實早在2000年，他就出版了首部散文集《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一部關于“物”的傳記：瓷器、絲綢、地圖、香料、茶葉、鸚鵡等等，將“眾物”收入囊中，在“考據與虛構”的張力中，重新編織文明交流的隱秘圖譜。這本書在2017年出增訂版時有了一個更動人的名字——《青鳥故事集》。近幾年，他的“作”——隨筆之“作”，到了一個高產期和勃發期：《青鳥故事集》之后，有《詠而歸》（2017），《會飲記》（2018），《上河記》（2022），《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2024）……《引回風》（湖南文藝出版社，2025年11月版）則是最新一部。

“思想的博物學”，這幾個字用在李敬澤身上是十分恰切的。他曾寫道，今天的每個人都“包羅萬象”，每天吞咽無窮無盡的消息、信息、感覺、印象，進入了“碎片化生存”模式。我們也同樣看到，今天的每個人看上去都見多識廣，缺少一點“孤陋寡聞”的無知和定力，看上去都很有知、很博物、很博學，其實是一種虛幻的“被博學”。因此，這個時代更需要一種關乎現實和當下的思想穿透力，需要以賽亞·伯林所說的“觀念的力量”——“觀念是發自心靈的物質”（李敬澤是十分熱愛伯林的，《引回風》中多篇隨筆都寫到他），并經由“觀念力量”和思想力，去召喚/喚醒時代的“新感性”——新的可能的破鏡重圓和破殼重生。按照李敬澤的說法，這就是要“在粒子中造出星來”“想象和書寫某種整全感、某種普遍聯系”，即“大事里有小事，小事里有大事”的一種“總體性”（《飛于空闊》）。在我看來，這正是理想的隨筆寫作中“大”與“小”混融生成的“有機體”，推己及人、體驗他者并感同身受的“共同體”，也是葉芝反復強調的“把你的思想錘煉統一”，同時“把詛咒變成葡萄園”。

李敬澤隨筆中，有一種文學、文化和文明的“共同體意識”：“遠”就是“近”，“古”就是“近”，“他”就是“我”……一方面，他是一個博覽群書、擁有驚人消化力的讀者、編者、批評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穿越今古、馳騁西東的思想者，一個天馬行空又落地生根的隨筆作家，有著秉燭觀幽的感受力和洞察力。他富有悲憫氣質和“逍遙游”精神的強勁思想力和想象力，可以穿透可見與不可見的朽木頑石、鋼筋水泥。在他充滿“總體性”關照和“共同體意識”的精湛隨筆中，曹操和古詩十九首的無名作者是“同時代人”，《吹牛大王歷險記》是《堂吉訶德》《分成兩半的子爵》《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先聲”（《吹牛大王歷險記》是李敬澤的第一本“啟蒙讀物”），劉勰與章學誠千載同概，英國文學的“銀灰色”“尺度感”和清少納言、紫式部的“纖細”“微妙”同樣珍貴，“偽經制造者”正在本雅明的“引文”和博爾赫斯的“迷宮”中……當然，更不可忘卻在今天去召喚“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再去召喚更遙遠的“山海經”里的異獸、異人、異物，這是一個當代的“山海經頭腦”的恭敬儀式和謙卑日課。由此，一種博學而精微、斑斕而純凈、熱忱而簡省的“李氏隨筆”誕生了，李敬澤自己在《引回風》題解（前言）中說，隨筆“就是隨隨便便、信口信手、不衫不履、自由自在之筆”，這使我想起20世紀90年代初，周濤從詩歌轉向散文寫作時提出的“解放散文”，兩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曾把詩（短詩）比作百米沖刺，長篇小說是馬拉松，散文隨筆則是“文學的散步”，既然是散步，就該是從容不迫、自由自在的。《引回風》隨筆而不隨便，細讀它，則見“八極與千載、神游與曠達、深悲與慷慨”（《飛于空闊》）。

讀詩，需要同情共鳴，讀散文隨筆，文本得有魅力和吸引力。遺憾的是，今天有些散文隨筆，讀起來不那么吸引人了，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癥狀”也是層出不窮的，譬如，散文隨筆寫作的“門檻”比較低、容易進入，有的人把它寫成了“地方主義土特產”（土特產是好的，“地方主義”是要反對的，無論大地方的“地方主義”還是小地方的“地方主義”），有的人認為散文隨筆只是一種“智慧的老年文體”（我年輕時也一度這么以為），有的作家陷入了個人經驗主義的自我重復和原地踏步，有的從“扁平化寫作”滑入“扁平化慣性”，有的一頭扎進“歷史”的考據而無法鏈接“現實”的鮮活，有的一味追求長度和體量、恨不得繞地球寫上好幾圈……從更大的歷史維度和文學史演變來看，這是“文”的傳統和“文”的精神丟失了，散文從近代開始由“廣義散文”進入了“狹義散文”，隨筆亦如此。殊不知，古代“文”的概念是非常大的，蕭統編《文選》，詩、賦均歸于“文”之名下，劉勰《文心雕龍》開篇“文之為德也大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他所說的“文”包含了物性、文章、文明等多層含義，大到無所不包的程度，“文德”與“天道”相通，天、地、人和萬物都可歸于“文”，套用馬拉美的“世界的存在是為了成就一本書”，世界的存在也是為了成就一首詩、一則文。站在李敬澤的“隨筆眼光”去看，蕭統、劉勰和馬拉美無疑也是“同時代人”。而從“廣義散文”到“狹義散文”的“現代性”演變，意味著我們把寶貴的“文”的精神傳統丟失了，也是李敬澤提醒的文學“總體性”精神丟失了。

讀《引回風》，可以概括成一句話：非常吸引我。亦莊亦諧，亦情亦義，娓娓道來又振聾發聵，妙趣橫生而時有斷喝……讀到詼諧幽默之處，使人會心一笑或笑出聲來，如：“小的書房有洞穴感，躲進去，把門一關，就像剛從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舒服。我認為無論看書還是寫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須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說了，反正狹窄的空間比較有利于營造上述氣氛。”（《書房八段》）“昨夜讀小說，其中說到，小女子一頭亂發，是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看到此不由一笑。照此說來，一顆光頭就是上無片瓦，那不是凄涼，是涼快。”（《瓦庫記》）讀到莊重嚴肅之處，給人警醒、深思，如：“我認為，你得有一個鋼鐵、花崗石或榆木的頭腦才會在這個時代不困惑。”（《見證與講述》）“當我們面對中國古史興盛和毀滅的反復循環時，我們知道，赫爾岑的憂慮和矛盾是真實和尖銳的。當一種文明，它的成就和利益不能被身在其中的絕大多數人所分享的時候，當大多數人在其中只是‘犧牲者’或無權者的時候，它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終究會被糾正，只是這種糾正將付出慘痛的毀滅性的代價。”（《〈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筆記》）文體和手法上也是多樣化的，敘述、辨析、慎思、比對、互文、嵌入、雜糅……行云流水，一劍霜寒，挑燈夜看，抽刀斷水……行文干脆利落，從不拖泥帶水，語言極簡，惜墨如金，有時簡到詩、格言和箴銘。如果《瓦庫記》《蘭州記》接近散文詩，《我們村里的事》則是一篇奇文，是小說、童話和寓言的“混血兒”。

“引回風”這個書名，古雅而有現代意味。詩歌界經常談論“及物”和“不及物”的問題，其實文學中最大的“及物”是“風馬牛而相及”，如此來說，“引回風”與“悲回風”（屈原《九章》之一）也是一種遙遠的“相及”吧，兩者的區別大概在于：姑且拿沉重的“命運”二字去比方，“悲”體現了被裹挾、被肢解的憂憤之“命”：“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李敬澤也寫過屈原，《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之《辦公室里的屈原》，稱《離騷》是“古今第一大牢騷”），“引”則注入了能動性和可能性的“運”，它是起身、敞開、引導、接納，面向世界的豐盛和廣大，它是一種“語言行動”，體現出李敬澤待“回風”如貴賓的“待客之道”：“至于‘引’字，無他意，只是覺得‘回風’是客，加一‘引’字，客來便有主，不至于客白跑一趟，風白起一回。”（《引回風》題解）

回風颯颯待吐鳳，文心昭昭可雕龍。在《引回風》和李敬澤的隨筆創作中，一個顯見的特質是：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文”的偉大精神傳統的追溯、重估和回歸。

（作者系詩人、浙江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