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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篇小說《向延安》《蘇州河》到短篇小說《閃光的胡琴》《裁縫》,海飛的新作《劇院》繼續延續他一貫的寫作風格,在他的“故事海”文學概念里擲下一顆更璀璨閃亮的明珠。在這個概念下,海飛把其諜戰類型的小說稱為“諜戰之城”系列,把罪案推理的小說稱為“迷城”系列,《劇院》便是“迷城”系列里的又一代表。在《劇院》里,讀者可以窺探作者是如何用虛構小說的形式完成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人與自己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又是如何剖析人性之中的良善與陰暗、糾結與掙扎并最終完成對人生的突圍。
故事發生在2003年的南風縣,從夏天劇院里傳出的一聲尖叫,徹底改變了小縣城很多人的生命軌跡。民警陳東村在對發現尸體齊國棟的目擊證人湯麥進行詢問時,卻發現湯麥的姐姐羅米和母親湯寶琴背后似乎藏著更深更可怕的秘密。一個個謎團不斷向讀者拋出,在人民醫院上班的羅米為何總是“眼神像是要殺人”,被嚇壞的湯麥為何總是不斷重復著“29,31,33”,齊國棟被害后妻子鄭秀荷為何沒有立即選擇報警呼救,沒有犯罪動機的郭圓圓為何會受人教唆去買到致死量的四氫唑啉,神神叨叨的劉瞎子為何堅持算命時把前途大好的姐姐羅米說是命運多舛,明明愛慕湯麥的小焦為何總會把自己喜歡的人叫成羅米……所謂《劇院》,人生如戲,戲里戲外,所有事物,我們能看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小說的題記“我們都置身劇院,卻從未看清劇情的走向”。
海飛曾在采訪中說:“我喜歡寫罪案,是因為覺得我們每個人心里可能都住著一個‘心靈警察’,對‘罪惡’的事件有自己的‘審判’。我想把這種虛構的秘密無限延伸。”作為海飛擅長的懸疑推理小說,《劇院》的敘事結構如同層層海浪,相似的“尋求結構”,卻是一個人牽出另一個人,一浪頭高過下一浪頭。有的后浪覆蓋了前浪,卻因慣性而無法停下傳播,如湯麥;有的浪是風停息后的余波,能早早看見卻遲遲到來,如小焦;有的浪則來得太急太猛,拍打下來時卷起無數碎波,如羅米。漫步于海飛的“故事海”邊,我們能看到人物不約而同地拿起石子在經典結構中激起一片片水花。
海飛很擅長在故事的緊要關頭不疾不徐地宕開一筆,眾人的目光被轉移、被分散,相伴而生的是面對人生無常的無力和坦然。例如,在傳來美光照相館的老焦死亡的信息時,“窗外突然復工的知了,開始撕心裂肺地鳴叫,急促而用力,仿佛是為老焦送行的一場哭聲。”在緊鑼密鼓的情節中,小說還有多處穿插出現蟬叫,這看似不經意的宕開一筆,不僅是簡單的環境描寫,更暗示主角陳東村焦灼的內心,也讓讀者的情緒隨之緊繃。這樣的處理,很容易讓人將海飛的文字特質貼上“具有畫面感”的標簽,但文字的畫面感是微妙的,也是危險的。它需要作者與讀者共謀,走一趟想象的路來成全這個畫面,而非像短兵相接般直接呈現。《劇院》承接舊作《大世界》,進一步夯實了海飛創作的趨向——他的作品確實有畫面感,但已經不只是出于一種敘述上的技藝考量,而是由內而外的創作肌理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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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院”是文學創作中常見的意象和隱喻,演員在臺上是演別人的人生,下了臺就是演自己的人生。以此為題,人類生命的短暫和紛擾與自然的恒常和靜默在海飛的筆下形成對峙,這構成了人生舞臺的巨大隱喻場。有心或者無意間,海飛都在不同作品里呼應著自己的原生特質,讓自己變得充沛、豐富、立體。無論題材和體裁,對于人情的理解和包容乃至慈悲,始終是海飛作品至深處的閃光點。身兼編劇的海飛,雖然在不同的文體河道之間自由流淌,但重心最后都落在了對未知人性的探究上,這樣的特質促成了相似的情節在不同情境的故事中靈活游走。對于小說和對于人性的認知互相支撐,暗中為海飛的創作之路預示了方向。
小說的結尾是夏天劇院的當家花旦遲云唱完開碟片店的老裘寫的越劇劇本《桃花渡口》后,劇院被拆除,仿佛一切故事都倒在了灰燼中,煙消云散。“這渡口,有人離家有人歸;這渡口,有人歡喜有人悲,自古渡口是人生場,場場都有聚和散。桃花啊,既然你年年笑春風,為何又感嘆花自零落水東流……”人不能永遠生活在過去,顧盼此生,過去僅是一場夢而已。不大的南風縣,容納所有往來路過的人,那里的每個人,在姍姍來遲的春天里最后都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渡口。小說外的我們,站在各自的渡口,也應該找到屬于自己的那葉扁舟,抵達心中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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