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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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的春天來得遲,海風裹著溫柔的潮濕,在石板街的縫隙間踱步。就在這個略顯慵懶的星期二午后,我走進了門羅書店——這個被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評為“全球最美書店”之一的地方。它佇立在加拿大卑詩省(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首府維多利亞市中心的政府街,一棟曾屬于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古典建筑之中,高聳的圓拱天花板、彩色玻璃窗與書香相遇交織,仿佛將時間本身沉淀在木頭書架之間。
這間書店是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和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斯·門羅于1963年一起創辦的。門羅以短篇小說見長,被譽為“加拿大的契訶夫”,三次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于2009年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20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這間書店或許見證了她早期的夢想和追求:“開一間全球最棒的書店,一生只寫加拿大。”
門羅書店華美的天花板和羅馬巨柱處處透露著羅馬古典主義的審美遺風,四壁掛著由畫家卡羅爾·薩比斯頓繪制、描繪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景觀的八幅大型畫作——這一設計既是對自然循環的禮贊,也不禁讓人聯想到愛麗絲·門羅小說中的“日常性”。那種看似平靜如水的日子,其實暗流涌動,充滿著那些未被大聲說出的,但深切存在著的細微生命經驗。
門羅曾說:“我所寫的,其實就是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她筆下的安大略小鎮、沉默的母親、沉重的親情與不可言說的性別秩序,總是通過一種“看似瑣碎”的文學結構,展現出宏大的存在命題。她的《逃離》《親愛的生活》《公開的秘密》《快樂影子之舞》《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等代表作,大多發生在加拿大鄉村小鎮,洞悉與共情著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外表看似平靜如水、樸實無華,實則結構精巧,在不經意間掀起命運的驚濤駭浪。門羅的語言并不激進,也不潑辣,但用詞一擊而中,精當到位,富有張力。她擅長用一種“記憶修辭”的方式,把女性的情感經驗縫合在地方性與歷史的布景中,讓人們在她緩緩的敘事中感受時間一去不返、命運無法捉摸的無力與悲涼。
作為一個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讀者,在我來到加拿大學習之前,在深度研讀門羅的作品之前,甚至沒有想過是否存在真正獨立的加拿大文學這件事——它到底是不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傳統?它與美國文學、英聯邦文學,甚至北美文學之間到底應如何界定?這或許不是我一個人的困惑。無法否認,不僅是加拿大文學,加拿大所有的文化產業都在美國的強勢遮蔽下面臨著不可見的困境。也許正是基于對這一困境的回應,門羅始終堅持寫加拿大,門羅書店始終堅持把最佳的陳列空間留給加拿大本土文學。
讓世界看到加拿大的本土文學,正是門羅、阿特伍德、翁達杰等作家的畢生追求。盡管長久以來被質疑其獨立性,但加拿大文學的確有其獨特的文學傳統。雖然與美國地理位置毗鄰,但不同于美國文學那種崇尚個人英雄主義與建構國家神話的史詩氣質,加拿大文學更傾向于低聲講述邊緣、斷裂與復雜身份的經驗。以門羅、阿特伍德等為代表的一部分加拿大作家,不追求英雄硬漢與絕對征服的命題,也拒絕整齊劃一的宏大敘事,而是試圖在原住民、舊移民、新移民等多元族裔文化交織的場域里講述他們地方性的、艱難而堅強的生存狀態;他們從未試圖建立神話,而是不斷拆解神話,講述“生存”的狀態而非“征服”的姿態。
閱讀門羅時,我們進入的正是這樣一種去中心化的加拿大敘事,不同于惠特曼、海明威那種宏大、陽剛、自然征服式的美國文學,門羅讓我們聽見的是爐灶旁的低語,是跨洋信件的緘默,是年老女兒在護理床前的遲疑眼神……這種低聲講述邊緣身份和復雜生存經驗的敘述姿態,既沒有“日不落帝國”文學傳統的影子,也與美國文學截然不同,實際上與拉美文學、亞洲文學的傳統更為接近,更能夠引發共鳴。
不了解加拿大的人,常常會將其與美國相提并論,而加拿大文學的存在,其實也在提醒我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歷史、經驗與感受,是文化自我認同和精神自治的必要方式。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堅持本土的文學創作,并非是對外部世界的排斥,更不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而是一種以真實自我參與世界交流的姿態,是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必須要素,唯有堅守和弘揚自身的語言、記憶與文化,才能與其他文化和文明真正平等對話。也因此,門羅書店對加拿大本土文學的堅持,更像一座守望文化的燈塔,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為人們指引回歸精神本源的方向。它不只是售書的空間,更是一個國家如何在文字中辨認自己、講述自己的象征性場所。
而今,站在門羅生前親手創辦的這間書店里,我忽然感到她小說中那種“地方的靈魂”以一種具體、可感的空間經驗包裹住了我。那些她曾描繪的安大略鄉鎮、沉默的女性、細碎又深刻的生活情感,并未僅僅留存在書頁之中,而是以一種凝聚氛圍的方式,在這片空間里悄然生長。這不僅是一間書店,更像是一座“精神的庇護所”。在這樣的空間中,我得以暫時脫離信息的洪流,靜下心來,重新思考文學與民族身份之間的微妙關系,獲得一段深思與凝視的時光。
或許這正是互聯網時代我們仍然需要書店的真正意義所在。它不僅是一個售賣紙質書籍的實體,更是保存“深讀”“深思”與“深感”的少數場域之一——而這些,恰恰是人類精神最隱秘、最緩慢,卻也最不可替代的部分。在這個一切都被加速、被優化、被算法預測的時代,門羅書店所給予我的最大觸動,并不是它的“美”,而是它所代表的那種“慢”——一種抵抗即時回應、鼓勵停頓與共鳴的文化姿態。它仿佛在提醒我們,閱讀并不是一種任務,而是一場與另一個靈魂小聲交談的旅程,是我們放下手機、屏住呼吸,蹲下來聆聽、思考的少數時刻。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這種“慢”與“真實”的體驗正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書籍的裝幀、排版,乃至于紙張的手感與氣味,正在被屏幕、算法與流量機制所取代。門羅書店卻依舊堅持舉辦讀書會、邀請本地作家簽售、設置兒童閱讀專區——這些屬于“舊世界”的文化儀式,也許顯得脆弱,卻因此愈加珍貴。
或許正因它們如此容易被遺忘,才更值得被我們一再記起、用心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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