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4年夏天快結束那會兒，紅七軍團指揮部里，空氣安靜得嚇人。
桌上那張剛剛譯出來的電報，短短幾個字，卻像塊大石頭壓在所有人胸口：拿下福州。
咱們把話攤開說，這哪是打仗？
這分明是讓一群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疲憊隊伍，去硬磕一座有正規軍重兵把守的大城市。
看看當時紅七軍團是個什么家底：滿打滿算四千號人，兩條腿跑了不知多少里地，累得都要散架了。
手里家伙什更寒酸，一千二百來支長短槍，幾挺機槍，再加上六門迫擊炮，這就算頂配了。
剩下的弟兄？
肩膀上扛的是大刀，手里拿的是長矛。
再看看對面是誰？
王敬久帶著第87師在那守著。
那可是蔣介石的心頭肉，清一色的美式德式裝備，兵強馬壯，足足一萬多人。
四千個疲憊不堪的紅軍，對陣一萬個武裝到牙齒的精銳。
按兵法講，攻城得有三倍兵力才敢動手，咱們現在連人家一半都沒有。
更別提重武器了，簡直沒法比。
這就是讓弟兄們去送死啊。
軍團長尋淮洲當時就急眼了。
這位紅軍隊伍里最年輕的指揮官，才21歲。
別看學歷不高，也就是個小學畢業，可人家是在戰場上摸爬滾打出來的真本事。
當初林總當軍團長都25歲了，尋淮洲比他還早了4年出頭。
尋淮洲心里那筆賬算得門兒清：拿大刀長矛去捅人家的機槍窩，這仗沒法打。
這段事兒尋淮洲是親眼見過的，硬碰硬啥下場，他比誰都明白。
既然是軍事主官，他把態度撂在那兒了：堅決反對。
可坐在他對面的政委樂少華，態度比鐵還硬。
樂少華跟尋淮洲完全不是一路人。
這位政委喝過洋墨水，在莫斯科受過正統教育，滿腦子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那套理論。
在他看來，天大地大，命令最大：下級聽上級的，全黨聽中央的。
“這是黨中央的命令，咱們必須執行，沒得商量?！?/p>
這話一砸下來，就像泰山壓頂。
在那會兒的紅軍隊伍里，政委要是搬出上級命令，那就是最終拍板的人。
這下子局面僵住了：懂打仗的說這事兒不行，懂政治的非說必須得干。
換了你，你咋辦？
是違抗命令保住家底？
還是硬著頭皮去賭命？
官大一級壓死人，樂少華硬是把攻城的決定給通過了。
仗既然非打不可，那難題又踢回給了指揮員：這四千弟兄的命，怎么才能不全扔在福州城底下？
就在這時候，參謀長粟裕站了出來。
粟裕比尋淮洲稍大一點，參加過南昌起義，朱老總都夸他是“青年戰術家”。
既然命令頂不回去，那就得想辦法怎么把傷亡降到最低，在戰術上找找空子。
他和尋淮洲盯著地圖看了又看，還真發現了個破綻。
福州城的防守有個大漏洞，挺矛盾的。
西南邊，那是銅墻鐵壁，當年十九路軍修的永久工事，碉堡一個接一個，外面還是水網密布，簡直就是個死地，誰去誰死。
可東北邊呢？
情況完全兩樣。
聽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劉英回憶，那邊為了修飛機場，城墻都拆了，地勢平坦，還沒那么多水溝子攔路。
這就好比一個武士穿著厚鐵甲，偏偏后背露出一大塊肉。
那會兒的情報也說，王敬久手底下雖然有一萬多人，但也并不全是鐵板一塊。
除了那兩個主力團，剩下的好多是被紅軍打散過的殘兵，還有些沒見過世面的警察。
這些人說好聽點是守城，說難聽點就是驚弓之鳥，躲在工事里頭都不敢探。
粟裕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正面硬沖肯定不行，那就玩個“聲東擊西”。
大部隊假裝猛攻西南，把敵人的魂都勾過去；然后挑出一支最能打的突擊隊，從東北邊那個防守空虛的缺口狠狠插進去。
只要能沖進城里，那一萬多人的重武器優勢就沒用了，紅軍擅長的近戰夜戰就能派上用場。
這也是死局里唯一能看見的一線生機。
戰斗打響了。
紅軍戰士那種不怕死的勁頭，確實把王敬久嚇了一跳。
可打仗光靠拼命不行，還得講科學，這裝備差距不是靠勇氣就能填平的。
雖說粟裕眼光毒辣，一眼看穿了敵人的軟肋，可那時候紅軍在攻堅手段上，確實有硬傷。
后來粟裕將軍在回憶錄里復盤這事兒，說得特別透徹，指出了兩個要命的地方：
頭一個，沒重炮。
碰到敵人的碉堡，沒有炮火掩護，戰士們只能拿血肉之軀往上填。
再一個，也是最關鍵的，那會兒紅軍還不懂啥叫“近迫作業”。
啥意思呢？
就是通過挖戰壕、搞土工作業，把出發陣地一直推到敵人眼皮底下，哪怕離著幾米遠都行，這樣沖鋒的時候就能少死很多人。
這辦法聽著土，可在攻堅戰里那是保命的絕活。
可惜啊，這一套在1934年還沒成氣候。
直到6年后的1940年，陳賡大將在關家垴那一仗才開始試著搞；真正把這招玩得爐火純青，那是1948年淮海戰役碾莊那會兒的事了。
對于1934年的尋淮洲和粟裕來說，他們是在用超越時代的膽量，去填補那個時代戰術上的空白。
結果不出所料，福州沒打下來。
紅七軍團雖然一度嚇得省城里雞飛狗跳，但最后還是因為傷亡太大、啃不動骨頭，不得不撤了出來。
聽到這兒，你可能會覺得這就只是一次瞎指揮弄出來的敗仗。
樂少華像個死讀書的呆子，尋淮洲和粟裕就是被錯誤命令坑了的倒霉英雄。
可要是把眼光放長遠點，往后推兩個月，你會發現這里面藏著個驚天的大秘密。
這壓根就不是為了占地盤。
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戰略忽悠”。
1934年8月，也就是紅七軍團打福州這會兒，瑞金那邊的中央紅軍總部正琢磨一件大事——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后來的“長征”。
八萬主力要走，得有人在別處弄出大動靜，把國民黨的圍剿大軍引開。
紅七軍團，這支掛著“北上抗日先遣隊”名號的孤軍，其實就是那個“誘餌”。
讓他們去打防守嚴密的省會福州，根本不是為了占領，而是要制造一種假象，讓敵人以為紅軍主力要在東南方向搞大動作。
這就能解釋為啥會有那么一道看著離譜的命令了。
所謂的“聲東擊西”，紅七軍團就是那個負責在“東邊”吆喝的犧牲品，為的是掩護主力在“西邊”撤退。
最讓人心疼的是，這事兒是絕密。
作為一線指揮員的尋淮洲、粟裕，甚至連政委樂少華，當時都被蒙在鼓里。
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誘餌，還以為真的是要去打下福州、建立根據地。
直到10月12日，也就是主力動身前兩天，總部才給這支孤軍發了新通知。
這時候，他們才隱約明白，弟兄們在福州城下流的血，到底是圖個啥。
尋淮洲反對攻城，那是從打仗的角度看，沒錯；樂少華堅持攻城，是從服從命令的角度看，也沒錯；而總部下達那個必死的命令，是從全局戰略看，更是為了大局。
這就是戰爭最冰冷的一面。
誰都不是傻子，也沒誰是純粹的壞人。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最優解”，可這些決定湊到一塊兒，就成了一場注定要流血的悲劇。
攻打福州雖然沒拿下城池，但在戰略上，確實把國民黨高層嚇了一跳，逼得他們分兵回防，給中央蘇區減輕了壓力。
這一仗，紅軍戰術上輸了，但贏到了時間。
咱們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爭論是該“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還是該“堅決服從”，往往容易鉆牛角尖。
但紅七軍團的故事告訴咱們，真正的英雄，不光是能以少勝多，更是在看不清前路的時候，依然選擇信任和執行，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1934年11月，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到了閩浙贛蘇區，跟方志敏匯合了。
沒過幾個月，天才戰將尋淮洲就在戰斗中犧牲了。
而活下來的粟裕，帶著幾百個殘兵在浙西南的大山里鉆了三年林子，打游擊。
多年以后，這位當年在福州城下愁得沒法子的“青年戰術家”，終于成長為指揮千軍萬馬橫掃天下的戰神。
歷史這本大書，從來沒有哪一頁的血是白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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