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催繳不作為：責任邊界何在？

董事違反催繳義務應當承擔法律責任，這一責任究竟是什么性質？違反催繳義務的責任如何認定？履行催繳責任有哪些適用情形？如何構建差異化的董事責任標準？一系列問題的厘清，有助于為司法實踐提供清晰的裁判參考，并為董事履職行為劃定合理邊界

文/劉衛鋒 魏亦欣

2025年9月，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的發布，董事催繳義務及其責任問題迅速成為學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與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共同構建了董事在出資催繳環節的制度框架，從核查義務、書面催繳、失權決議到股權處置，逐步明確了董事未履行催繳義務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邏輯。

然而，現行制度仍存在若干亟待厘清的問題。一方面，法律僅以“股東出資已屆期”作為董事啟動催繳義務的前提條件，缺乏更具操作性的細化規則，導致實踐中執行標準不一。另一方面，學界對董事催繳責任的法理基礎存在分歧，其究竟源于侵權責任，還是屬于勤勉義務的具體表現，尚存爭議。此外，董事責任的構成要件、責任范圍及因果關系認定等問題也缺乏系統闡釋。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勤勉義務視角下董事催繳責任的認定要件，圍繞催繳主體界定、責任范圍劃分及因果關系的認定標準等爭議問題展開系統分析，進而提出體系化的完善建議，旨在為司法實踐提供清晰的裁判參考，并為公司治理中董事履職行為劃定合理邊界。

董事未履行催繳義務的責任是什么性質？

隨著董事催繳義務正式寫入法律條文，其責任性質的界定備受關注。目前，關于董事未履行催繳義務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究竟屬于勤勉義務的范疇，還是構成獨立的侵權責任，學界與司法實踐中仍存在明顯分歧。

侵權責任說

通常認為，董事未履行催繳義務要承擔的賠償責任屬于侵權責任。這一現象源于勤勉義務與侵權責任在損害賠償責任形式上的重疊，以及二者在構成要件上的關聯性。有學者認為，催繳不作為是董事對法定義務的違反，該獨立責任作為法律直接設定的強制性義務，承擔催繳不作為的賠償責任符合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具備適用侵權歸責路徑的法理基礎。實踐中，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為法院判斷董事不作為責任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分析工具。

傳統的侵權責任成立有四大要件。在董事未履行催繳義務的場景中：違法行為表現為董事在合理反應期內未適當核查、未及時發出催繳通知或未采取必要措施；主觀過錯表現為故意不催繳或存在過失而未盡到專業的合理注意兩種主觀狀態，前者如與控股股東惡意串通而放棄催繳，后者則表現為因疏忽未發現股東出資到期；損害事實體現為董事行為導致的公司資本未充實及其直接損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資金短缺喪失的經營機會、對外支付的違約金與訴訟費用等；因果關系則要求董事未催繳到位的行為和公司損失存在法律上的關聯，若董事合理履行催繳義務就能避免這部分損失。

然而，司法實踐需要嚴格區分“違反勤勉義務”與“侵權責任”的界限，勤勉義務與侵權責任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同，二者不能混淆。首先，勤勉義務是公司法上的特定義務，其履行標準與責任承擔受公司治理規則的特殊調整。例如，商業判斷規則的適用可以豁免董事因合理決策失誤的責任，而侵權責任中并無類似的免責事由。其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十三條，公司債權人可以在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請求催繳不作為的董事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若適用于侵權責任要件，董事延遲履行催繳行為實際上是給公司資本的充實帶來了損失，并不直接給債權人造成損害。該規定是基于組織法的理念以及商事行為特殊性，賦予公司債權人的請求權。因此，董事違反催繳義務本身并不完全契合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侵權責任也并非催繳義務本身的屬性，只是董事沒有適當履行勤勉義務需要承擔的法律后果之一。

勤勉義務說

董事因未及時履行催繳義務而承擔賠償責任的法理依據源于勤勉義務。董事與公司之間特殊的委任關系決定了董事對公司有特殊的信義義務，相較于傳統的商事行為要保持更高的注意。勤勉義務作為信義義務的一種，要求董事必須以合理的謹慎和技能管理公司事務，并為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董事基于勤勉義務，負有維持公司資本充實的責任。通過催繳行為規范股東行為、維護公司資本，構成該義務的應有之義。

新公司法明確規定了董事需要履行的催繳流程以及賠償責任，這體現了勤勉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標準及責任后果”的規范邏輯。實踐中，最高法在“斯曼特微顯示科技案”中，創造性地判決“董事未履行向股東催繳出資義務的行為與深圳斯曼特公司所受損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董事對公司遭受的股東出資未到位的損失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進一步印證了催繳義務與勤勉義務的關聯性。

此外，域外的比較法規定也為這一結論提供了支撐。美國《特拉華州普通公司法》通過判例確立了董事的勤勉義務標準，要求董事善意行事，應當盡到普通人類似的謹慎，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即使結果不佳其決策也會受到該規則的保護。德國《股份公司法》規定：“董事應當達到勤勉盡責的經理人標準，違反其義務的董事會成員應對公司因此產生的損害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些制度實踐表明，將催繳義務納入勤勉義務范疇是各國法律保障公司資本充實及強化董事會治理功能的普遍做法。

綜上，從理論層面出發，有必要摒棄將董事的催繳義務歸屬于侵權責任的觀點，明確其核心定位在于勤勉義務。勤勉義務是董事對公司負有的特定義務，而侵權責任僅是董事違反該義務后可能承擔的法律后果之一，二者的關系是從義務向責任的遞進。催繳義務屬于勤勉義務這一定位符合公司法的團體法屬性，也是立法將催繳義務作為勤勉義務類型的一種固定的體現。

董事違反催繳義務的責任如何認定？

在董事具體履職時，我國的新公司法僅對其勤勉義務概括規定，行為標準具有抽象性。為此，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對董事違反催繳義務規定應當承擔責任的情形予以具體列舉，包括：未盡核查義務、未及時書面催繳、未及時作出失權決議、失權后股權處理不當以及其他情形。

責任認定的“兩步”標準

參考美國與德國公司法，董事催繳責任要件的認定應引入商業判斷規則。近年來，在司法裁判中，商業判斷規則已逐漸適用于公司決議糾紛等案件。該規則假定董事履職時基于充分信息、誠信善意并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除非能證明其存在自我交易、惡意、重大過失或其他不合理行為，否則法院將尊重董事的經營決策，為董事提供免責保護。商業判斷規則的適用并非為董事提供豁免，而是一種分層遞進的審查標準，其核心在于如何通過合理審查步驟適用該原則。相應地，對董事未適當履行催繳義務的責任認定，需細化為兩步判斷。

第一步，通過程序核查董事是否履行了催繳相關的必要程序義務。具體而言，包括：董事是否定期核查股東認繳與實繳進度、是否在出資屆期后及時發送催繳通知、催繳無果后是否經董事會決議發出失權通知等。如果決策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例如董事會在未掌握任何財務數據的情況下就集體決定放棄催繳，法院即可認定董事違反勤勉義務而判決其承擔賠償責任。若董事已完整催繳，即可依據程序合法規則推定董事催繳義務已經履行到位，無須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步，若催繳程序不存在缺失，則進入實質審查階段，即結合公司經營實際需求判斷董事決策是否屬于合理商業判斷。商業判斷規則并非以結果是否有利為標準，而是以決策是否基于合理信息與公司最佳利益為核心。董事需要考慮公司資金是否充裕和催繳的成本與收益比，若公司現金流充足，欠繳出資不影響日常經營、項目投資，董事能舉證證明未催繳是為維持股東合作關系，則可認定為合理商業判斷而免責；若催繳所需的法律費用與時間成本遠高于欠繳金額，董事基于成本過高的考量暫緩催繳，也可認定為合理商業判斷。

違反催繳義務的具體情形

鑒于商事交易的復雜性，實質性要件的認定往往需要依據具體案例情況進行權衡。從新公司法及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來看，目前的規范重點主要集中于對以下幾項程序決策要件的認定：

1.核查義務：核查范圍與合理注意標準

催繳制度的適用需以董事核查為前提，核查是董事催繳出資責任的事實基礎。當股東出資期限屆滿等事由出現時，董事必須通過一套完整、連貫的監督機制，主動集合信息去核實股東出資的真實狀況。具體核查范圍應當包括：公司的注冊資本、股東認繳與實繳出資數額及出資形式、尚未繳納的出資數額及剩余的出資期限等。

董事不僅要定期核對章程認繳額與財務實繳額是否一致、股東出資期限是否屆至等基礎信息，也要持續評估公司整體的財務狀況與償債能力。若公司出現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跡象，董事的核查范圍應當擴展至對公司潛在風險的動態評估，例如重大債務合同，來判斷是否觸及向未屆期股東提前催繳的門檻。

在履行核查義務時，董事應當遵循管理者通常應有的“合理注意”標準，除了普遍意義上的形式審查，還必須具有與現有職位相匹配的審慎與專業能力。例如，對于股東的非貨幣財產出資，董事有義務從各個角度核查評估報告的合理性與產權轉移的真實性；對于公司財務部門提供的數據，董事需要進行必要的質詢；審閱外部專家的專業報告時，董事應當持合理信賴的態度，判斷來源渠道及報告瑕疵，避免盲目采信。

2.書面催繳：主體適格與寬限期裁量空間

關于董事應當如何履行催繳程序，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書面催繳通知的作出主體應當如何界定，二是催繳通知中的寬限期應當如何審慎設定。

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條明確規定：催繳出資的職權主體和法律義務的承擔者是董事會，最終法律責任的落腳點則是“負有責任的董事”個人。各董事的職權范圍、專業背景、信息獲取能力及在決策中的影響力存在顯著差異，而董事會作為集體機構，相較于個體董事更能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和資金需求，其共同決定有助于合理限制有限理性帶來的潛在障礙。同時，由負有責任的董事分別承擔責任，可以督促董事勤勉履職、維護公司資本充實。因此，催繳決定應當由董事會以過半數決議的方式集體作出。

董事會發出書面催繳通知時，可以載明給予股東不少于60日的寬限期，這一重要裁量權直接關系到催繳制度的實效性與公司資產的保護。在設置寬限期時，董事應當綜合考慮公司的資金需求、股東履約能力及行業慣例等因素，并載明寬限期的具體時長。寬限期制度的潛在風險在于，過長的寬限期可能架空催繳程序。若寬限期過長，股東完全可以用足法律賦予的期限利益，通過延長出資規避認繳期限，消解董事催繳出資的制度功能。因此，如何防止寬限期在實踐中異化為拖延出資的工具，是司法必須回應的問題。

此外，寬限期的設置同樣需要接受內部監督機制的制約。有學者提出了建設性的程序規制方案：對于超過合理范圍的寬限期，應要求董事會作出專項決議并附書面說明，詳細載明股東履約能力評估依據、公司資金缺口應對方案等核心信息，以證明其合理性，并且該決議須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決同意方可通過，從而提升決策門檻。這種精細化的程序設計可以防止股東通過操控董事決策延長寬限期，避免催繳制度變成股東拖延出資的工具。

3.失權決議：評估后果與判斷股東履行能力

催繳程序的啟動并不必然導致股東失權。失權制度作為催繳出資制度的后端銜接，二者在適用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聯系。新公司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寬限期屆滿，股東仍未履行出資義務的，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可以向該股東發出失權通知，通知應當以書面形式發出。這表明，董事會是否作出失權決定是一個獨立的判斷過程，絕不能僅因股東逾期未出資便草率行事。

第一，董事會必須審慎評估失權程序對公司資本的利弊。若公司經營狀況良好、股權價值高，失權股權能輕易轉讓并獲得足額甚至溢價的對價，那么失權就是充實資本的有效手段，董事應當及時作出失權決議。反之，若公司經營不善，股權流動性差，作出失權決議后反而需要啟動復雜的減資程序，可能引發債權人要求提前清償或提供擔保，加劇公司現金流困境，那么此時就應當盡量避免股東失權，轉而督促股東實際履行出資義務。

第二，董事會需要判斷股東是否真正具備履行能力。若股東已喪失出資能力，失權就有利于及時“出清”此類股權，為公司引入新的出資方。然而，如果股東明顯具備出資能力卻惡意拖延，董事會則需要立即采取行動，通過主張股東出資加速到期或提起訴訟、強制執行等方式追繳出資。

總之，董事應當全面考量相關主體的利益及履行能力，選擇最有利于公司獲得穩定資金流入的路徑。

董事履行催繳責任有哪些適用情形？

股東出資存在瑕疵，是董事承擔催繳責任的前提。結合新公司法、相關司法解釋及實踐，董事應當基于以下情形啟動核查與催繳程序：

出資期限屆滿：基礎觸發條件

根據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董事會核查“發現股東未按期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的，應當由公司向該股東發出書面催繳書，催繳出資”。這是最基礎的情形。股東出資必須嚴守法定要求，出資期限屆滿即構成催繳義務的法定時點。董事應據此及時通過公司向股東發出書面催繳書，督促股東及時出資，以保障公司資本充實，維護公司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出資加速到期：催繳的特殊適用場景

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出發，出資加速到期作為董事催繳制度在特殊情形下的補充，并非孤立的責任規則，也應當作為董事催繳的重要適用場景。該制度旨在公司償債能力不足時，穿透股東出資規定以直接充實公司資本。當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董事若不及時核查并催繳，股東可能趁機通過轉移財產等方式逃避義務，導致公司資本進一步虛空。因此，董事催繳義務的觸發不應當局限于股東出資期限屆滿的常規情形，還應當包括導致股東提前繳資的法定事由。出資加速到期正是通過法律規定，使未屆期出資轉化為到期應繳的出資，符合董事通過催繳行為保障公司資本充實的核心目的。

與常規催繳不同，加速到期情形下的催繳具有強制性，董事不得以商業判斷為由放棄催繳。若公司已符合加速到期條件，董事未發出催繳通知導致公司損失擴大，就要承擔更重的過錯責任。此時，催繳義務不僅是董事勤勉義務的一般要求，更是資本充實原則下的法定強制性義務。董事若怠于履行，不僅違反勤勉義務，更會構成對公司資本的實質性損害。

鑒于此，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判斷董事是否盡到催繳義務時應當適用更為嚴格的客觀標準：重點審查董事是否知悉公司已出現不能清償的條件，并結合其催繳的及時性、寬限期設置的合理性等因素，綜合認定其過錯程度與責任范圍。

認繳期限屆至：催繳的兜底性觸發條件

有學者提出，催繳制度作為有期限認繳制的配套制度，董事應當在認繳期限屆滿時履行催繳義務。新公司法及相關規范文件已通過強制規定限制股東任意設置過長的出資期限，將原來的認繳制逐步過渡調整到限制認繳制。基于“舉重以明輕”的法理，認繳期限屆至更應該作為“股東出資期限屆滿”的兜底條件，從而對出資期限的“約定性”形成必要限制。

如何差異化構建董事責任標準？

公司法的立法演進與司法實踐逐漸揭示出董事群體的內在異質性：董事的知識結構、職權范圍與決策影響力存在顯著差異。董事會作為公司機構作出催繳決議并執行決定，在此集體決策模式下，責任是由全體董事共同承擔，還是應當具體分析各董事的個體責任，需要進一步明確。根據權責統一原則，在認定董事責任時，必須依據不同董事的角色與實際作用進行差異化歸責，而非采取“一刀切”的標準。

不同類型董事的責任區分

董事類型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呈現出多樣性，包括執行董事、獨立董事、職工董事等。不同類型的董事在信息獲取能力、專業背景、決策參與度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在催繳義務的履行標準與責任認定上也應有所區別。例如，董事長在決策和信息獲取上有主導性優勢，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執行董事深入公司日常經營，對股東出資情況有更直接的了解，其注意義務標準應當高于非執行董事；職工董事的職責重心在于保護職工權益，一般不承擔催繳出資的專業職責；具有金融或法律專業背景的董事，在涉及出資核查、評估非貨幣財產價值等專業事項時應當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責任認定也應當結合其專業知識結構予以判斷。這種基于職權范圍和專業能力的責任區分，體現了權責統一和“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實現精細化歸責的必然要求。

實質董事與事實董事的責任認定路徑

實質董事規則進一步擴展了董事責任主體的范圍。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二條明確將“事實董事”和“實質董事”納入董事義務的規制范疇。前者雖未經公司正式任命，卻實際行使董事職權、執行公司事務；后者則是通過幕后操縱對公司董事施加指令，影響形式董事的決策。

完善董事的催繳義務和責任要從多方面入手，對司法實踐中如何準確識別實質董事與事實董事的認定規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董事催繳出資的場景下，若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其影響力惡意阻止董事會發出催繳通知，理應與受其指示的形式董事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確保責任歸于真正的責任者。對于事實董事，其責任應當限定于其實際行使催繳職權的特定期間以及可以行使的職權范圍。總之，董事責任的認定不應局限于工商登記的形式名單，而應將責任主體延伸至對公司經營決策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控制主體，這有助于防范他人利用“白手套”規避法律風險。

比例連帶責任的適用場景與限制

有學者認為，在董事責任差異化的前提下，由董事承擔比例連帶責任最為理想。這種責任形式對外保持了連帶責任的保障功能，以最大限度地填補公司損失；對內則根據董事類型、專業能力及是否存在實質/事實董事等情形劃分具體比例，將董事個人的過錯程度、原因力大小與其最終要承擔的責任相匹配，實現精細化歸責。在適用上，董事長作為決策核心通常應當承擔最高比例的責任；協助股東虛假出資的董事，其責任比例應高于一般董事；而對于善意且已在其非專業領域盡到合理調查與信賴義務的外部董事，則可以減免甚至免除責任。

董事的催繳出資責任，是其對公司勤勉盡責的內在要求，必須與認繳制、出資加速到期等相關制度體系化協調。構建董事催繳出資的行為規范與責任標準，應當從董事的核查義務、書面催繳、失權決議及股權處理等多方面入手，通過運用商業判斷規則與比例連帶責任，實現精細化、差異化歸責。未來的司法實踐，需要進一步明確董事責任的具體認定要件，在督促董事勤勉盡責與保護董事決策自主性之間達成平衡，避免催繳制度流于形式。

作者劉衛鋒系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中國 證券法學研究會理事、獨立董事等；魏亦欣系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劉冉冉
初審｜孫堅

復審｜張磊

終審｜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