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稻曰：什么才是獨立思考？——從平庸之惡到陽明心學

題圖：奧斯維辛集中營

大家好，歡迎光臨老稻曰：一個不正經的讀書會。今天是第18期，主題是：《什么才是獨立思考？——從平庸之惡到陽明心學》，大標題多少有點冒犯，在座的各位應該都是自詡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難道什么是獨立思考還需要你老稻來教嗎？

我偏要試試。

我在讀了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漢娜·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結合馬克思韋伯的“工具理性”、“現代的鐵籠”以及薩特、王陽明之后，發覺大家通常以為的“獨立思考”缺了最為重要的一環。

那么這一環是什么呢？

通常我們所說的獨立思考是指：獨立面對事物，自行思考解決方案、既不依賴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權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現實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獨立判斷能力，能控制情緒，有較強的理性能力等等。

做到以上就夠了么？就叫獨立思考了么？我覺得并不夠，這里缺了最重要的一環，我先把結論放出來，然后我們慢慢聊。

這一環就是：把自己當作一個人，時刻拷問良知。

我估計列位讀者看到這里可能會一萬頭草泥馬在心中奔騰——搞了那么一長串書單，然后你說把自己當作一個人？就這么簡單？

不急，咱們慢慢說。我今天請了幾位大神來幫忙。

第一位出場的是德國哲學家馬克思·韋伯。

馬克斯韋伯（1864~1920）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韋伯觀察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發現其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理性化”，比如說現代科學就是這種理性化的典型體現。

然后韋伯又把這個理性分為兩種，一個叫“工具理性”，一個叫“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關鍵在于“計算”，針對確定的目標，計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優化的手段。簡單說就是，如何做才是效率最高的。它往往有確定的標準，有點像我們經常說的“事實判斷”

價值理性則是考慮，這件事我要不要做？這個就復雜得多，而且沒有同意的標準，有點像“價值判斷”。

工具理性的問題是什么呢？為了追求效率，它發展得太強大了，在現代化分工越來越細致，越來越精密的情況下，社會呈現出機器的屬性，人則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機器的零件。這種傾向成為現代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韋伯形象地把這個特征概括為“鐵籠”。

然后我們請出第二位大神，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

齊格蒙·鮑曼（1925~2017）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認為，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只可能在現代文明中發生——那是極端理性的結果。

首先，正是機器般理性的現代官僚制，實現了大屠殺這個非理性的暴行。現代官僚體系像一部龐大的機器，每個人都只是一個零件，在作為零件高效率運轉的過程中，卻喪失了對總體目標的責任感和道德感。

整個過程中，沒有哪一個人是殺人狂，每個人都只是承擔自己手頭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個微小的步驟。在這種流程中，人很容易喪失面對鮮活生命時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結果就是，每一個步驟組合起來共同造成了屠殺，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張表”。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為屠殺的實施者。

在鮑曼看來，要防范像大屠殺這樣的災難，關鍵在于要堅守一種不可讓步的、無條件的道德感，保持對他人的道德感知。

簡單地說，就是永遠別忘了你是一個人，你面前的人也是一個人。

這種非人化的感受，我們可以從近幾年的很多時間中觀察到。比如疫情期間被拒絕臨產孕婦就診的醫生、毆打擺攤老人的城管、寧波大學搶遺像的保安、“軟肋”發明者居委會主任等。

我們面對這些爛事兒的時候，大多會罵“沒人性”。那么為什么沒人性呢？那些壞蛋也是活生生的人啊，也有七情六欲啊……大家一般會歸因到制度環境上，往往忽略了這其中有現代化分工的因素。

這時有個意見分歧，有人主張追責個體，更多人透過現象看本質，提出根本問題在于制度環境，必須追問體制——不解決根本問題，其他的做法沒有意義。

我認為這兩者并不沖突，彼此也不耽誤。我自己呢更傾向于前者，也就是追責個體。把一切都推給環境，有開脫個體責任的嫌疑。

我不說大家，只說我自己的一個覺察，每當我以“徹底解決”、“解決根本”為由，把個體看作螺絲釘、齒輪，它們只是迫不得已的時候，我其實是把自己也代入了：“假設有一天我也作惡，也沒人性了，那不是我的錯，我是迫不得已”，從而逃避個人責任。

也就是說，我傾向于認為，無論什么樣的情況下，我們都要把自己當作一個人，而不是螺絲釘，我們永遠都是有選擇的。

至此，把老稻式“獨立思考”的前半部分講完了。然后我們請出第三位大神：德裔猶太思想家漢娜·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1906~1975）

漢娜·阿倫特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艾希曼是納粹的一名高級軍官，負責實施屠殺猶太人的所謂“終極解決方案”。二戰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對他進行了刑事審判。阿倫特當時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趕赴耶路撒冷，旁聽和報道了這個審判的全過程，最后她的報道結集出版，書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標題是“一份關于平庸之惡的報告”。

“平庸之惡”這個詞廣為流傳，卻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讀。它的原文“Banality of evil”精確的翻譯應該是“惡的平庸性”，如何理解呢？

平庸之惡并不是指我們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惡；也不是上面第二位大神鮑曼的“螺絲釘”理論，說普通人只不過是某個官僚系統中的一個螺絲釘或齒輪，只是服從程序、執行命令，所以冷漠地成為殺人機器的一部分；也不是大眾導致的惡，所謂“雪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阿倫特認為，如果你把責任推給制度、環境（所有人），泛泛地加以指責，那么就無法再追究任何特定個人的責任。阿倫特反對所謂“集體罪責”的觀點，她主張應當追究個人的責任。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主角當然就是艾希曼，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并不殘暴，也不是惡魔。但他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淺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實地喪失了思考能力”——這就是犯下極端之惡的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

阿倫特認為，這是一種新型的罪惡，它不是從自身的邪惡動機出發的，而是因為放棄了思考、喪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惡，是一種沒有殘暴動機的殘暴罪行。

昨天的推文《朗讀者：少年與熟女》里的漢娜身上，也體現了這種“平庸之惡”：漢娜負責看管猶太人，再一次轉移任務中，臨時關押猶太人的教堂失火，漢娜等人堅決不開門，導致300名女犯被活活燒死。

庭審中，法官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不開門？漢娜并不是害怕被懲罰，而是一臉正直無辜地解釋：開門就會引起混亂，她們會逃走，我們的責任是維持秩序，看管好她們！

就是，面對300條活生生的人命，漢娜這個熱心腸的好人（影片前面她無私幫助了少年米夏）的心中想到的卻是“職責”。這種愛崗敬業、“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精神，你細想一下，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甚至是被推崇被鼓勵的。

（此處省去過去三年中的種種事例）

從艾希曼和漢娜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僅僅用鮑曼的“螺絲釘”理論來解釋是蒼白無力的，他們始終有選擇。

阿倫特書中提到了一個例子：普通德國士兵安東·施密特。他雖然艾希曼那么高的官職和權力，也沒有艾希曼的學識（艾希曼在法庭上侃侃而談，甚至引用康德的名句來為自己辯護），卻盡力幫助猶太人逃亡，最后被納粹處決。臨刑前他給自己的妻子信中說到：“請原諒我，我只是作為一個人類來行事，我不想傷害別人。”

阿倫特認為，施密特這樣的人始終要求“忠實于自己”，他們做出獨立判斷的前提是始終保持“與自己相處、與自己交談的傾向”。他們選擇不作惡，不是為了服從于納粹之外的某個戒律，而是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作為殺人犯的自己，他們不愿意與這樣一個自己共存。為此，他們甘愿承受危險、甚至付出生命。

也就是說，在處理人的三大關系——人與世界，人與他人，人與自己，中，施密特把“人與自己”的關系擺在了首位，那原本也是三大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政治性抑郁中有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無法處理好與自己的關系）

達到這樣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識，多么聰明的頭腦，只是要求你始終過一種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斷與自己的內心對話。這就是所謂“道德正直”——因為這樣的人能夠坦然面對自己，不用規矩和套話來自我欺騙，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總之，在現代社會，只是服從主流規則，已經不再能夠防止人們作惡。我們處在一種極為嚴酷的道德困境中：遵紀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惡，而行善可能要求你違抗法律和規則。

這種規則也包括，我們很多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耳熟能詳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只能律己，不能律他”等等，聽起來很民主很法治，于是不做過多思考就將其奉為金科玉律。

舉個例子，這幾天武漢媽媽跳樓的事情一直在熱議，我是一直主張，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譴責甚至綁架那些網暴的人。我們讀書會的主講人斗魚老師堅決反對，他的觀點是，那些網暴的人也認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道德這玩意有統一的標準嗎？

我認為，道德標準可以沒有，或者說，在一件具體的事情上，道德沒有統一標準既是一種實然，也是一種應然。道德的真正含義不是循規蹈矩，而是每個人做出自己獨立的是非對錯的判斷。

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兒——“獨立”不等于“正確”。道德思考沒有通則可循，獨立的道德判斷是艱巨的任務。

這時，我們要請出第四位大神，法國哲學家薩特。

薩特（1905~1980）

薩特倡導的其實是一種積極自由：自主選擇，積極行動、承擔后果——就是說，不要用外在的環境、條件給自己作惡或不作為當借口，你不過是不愿意承擔后果而已，你永遠是自由的。

這一點與阿倫特不謀而合：“就各種特殊情況做出判斷而言，沒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標準，也不存在什么確定無疑的規則”——我們只能在具體的處境中，冒著風險，真誠地去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并為此承擔責任。這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格外艱巨的道德任務。

阿倫特說艾希曼“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實地喪失了思考能力”，并不是說他就不會思考了，而是在說，他失去了與自我對話的能力。薩特則更尖銳：艾希曼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根本沒有思考過其他選擇，他在逃避思考，逃避自由。

之前我們將《薩特：自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的時候提到過，薩特評論艾希曼時特別‘道德婊’地說：“你艾希曼并不是沒有選擇，你可以選擇自殺呀！”——我們可以將薩特的話當作一種道德綁架，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當我們贊頌辛德勒，鄙視艾希曼的時候，這種道德綁架已經發生了，而且它是正當的。

好，為了對抗平庸之惡，阿倫特和薩特都主張獨立判斷，那么，判斷的標準是什么呢？不能是權威，不能是規則，我們如何判斷？

我們請出壓軸的第五位大神，是個中國人，心學的創立者王陽明。順便將傳統意義上“獨立思考”中缺的最重要的一環補全：拷問良知。

王陽明（1472~1529）

關于王陽明，眾所周知，我自稱“陽明門下走狗”之前也做過一期分享，出門左轉《陽明心學：大時代的避風港》。今天再度提到陽明心學，就是想破解“獨立思考”里的BUG——既然是獨立，那就沒有統一標準可以遵循，怎么辦？

（反感中國傳統文化、追問良知有沒有，怎么來的、熱愛邏輯的朋友們，去看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羅爾斯的《正義論》）

我的答案是，拷問良知，或者說，依靠樸素的道德直覺。

說糙一點兒：很多事兒，你說出大天兒來，無論多么輝煌的理論，多么嚴密的邏輯，它不對，就是不對。

那次分享是以一個扶老人的小故事貫穿始終的，里面有個道理非常簡單：無論如何，見死不救你得知道，那是不對的。

城管維護市容，整治小商販，合理合法，但無論你有一萬種苦衷，對面風燭殘年的老人實施暴力，那是不對的。

無論疫情防控要求多么嚴格，但你拒絕一個臨產孕婦，任其死在醫院門口，那是不對的。

無論小區居民多么刁鉆，但你那人家兒子當軟肋，那是不對的。

在我們這個會議室，無論你的民主自由法治理論多么完善，對方的挑釁多么無理，但你無下線地攻擊謾罵，那是不對的。

同理，無論你遭到多么大的攻擊，你以威脅舉報所謂‘不當言論’（攻擊以外）來進行報復，那是不對的。

@斗魚 剛剛在群里給我提供了一個案例：1977或78年的時候，上海處理反G命，本來院長填了個死緩準備報上去，然后想想領導說我右咋辦，改成死刑了。

我想這位院長的行為經過了獨立思考，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他作惡呢？所以說通常說的獨立思考是不夠的。無論怎么說，我們知道那樣做不對的。

為什么不對？依據呢？邏輯呢？不用問，你自己內心的良知知道為什么。

或者說，沒有為什么，那就是不對。

劉瑜在《比較政治學30講》中提到了韓國電影《1987》的一個情節：

一個女孩勸她所暗戀的男大學生不要去參與街頭活動，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

男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

劉瑜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會想到1000個理由去反駁這個男生……但是到最后，我發現，這種源于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當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的理論的波濤平息，所有流行的趨勢過去，最終，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還是會從水底浮現。它熠熠的光輝，還是會誘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所以你看，所謂的“啟蒙”，未必是把一個外來的什么思想塞到我們的腦子里，而是用一盞燈把本來就是我們心靈深處里的東西給照亮而已。

講到這里，我們該收尾了。

我們每個人都在經歷“黑暗時代”，或痛苦或憤怒或絕望，對每天發生的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們也都有自己的見解和看法，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我們理性客觀地獨立思考之后，不要忘了一個前提——

始終記住自己是一個人，時刻拷問良知，運用最樸素的道德直覺問一問自己：這樣對嗎？

正如漢娜·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序言中寫的那樣：

“即使是在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