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力所不及卻非要買房的人，大概率會活得特別痛苦

封面圖 | 《背著善宰跑》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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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馮叔，我應該算是一名「小鎮做題家」，考上了一線城市的大學，畢業后留下來工作。雖然待遇等各方面都不錯，但是面對高房價，還是只能租房住。假期回了趟鎮里，留在本地的同學都買了大房子，生活優哉游哉。他們羨慕我的工作，我也很羨慕鎮上的低房價。在公眾號上看到您經常聊房子的話題，就很好奇您年輕的時候是怎么看待買房這件事的？

馮叔：

第一，我年輕的時候沒有買房子的事，都是分房。

第二，我們第一次買房，是1995年前后公司買的，我們只有住的權利。那時候沒有商品房，都是單位才能買房。

那時候，年輕人的住房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待在機關里，等著，單位給你分配解決。另一種就是像我這樣自己折騰。單位從來沒給我分配過房，我一直是自己找地兒住，一會兒住朋友那兒，一會兒住單身宿舍了，完全是自己折騰，到最后蓋房子，當然也就解決了。

我一直覺得，這是兩種人生態度的選擇。一種是選擇穩定，按部就班。如果有能力，那么可以買個房，年輕時可以先買個小的，到40多歲換個大一點的，等到老了再換成小的。

如果說你愿意自由，你喜歡創業，我覺得租房就可以。而且租房還可以租好的，你只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就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切換。比如你在上海租個好房，住一段時間，想換地方了，還可以再到北京來住。

我身邊就有朋友，租房也活得很幸福，不停地換地兒，從來不為房子操心。比如要跳槽了，他就從北京到上海了，再換工作，又從上海去深圳了。他就把錢拿來做別的投資，回報也不差。

對于年輕人來說，選擇租房，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買房，以及在力所不及的情況下非要買房，這三種不同的活法，人生的快樂程度是不一樣的。

力所不及卻非要買房的人，大概率會活得特別痛苦。

我曾經推薦過美國作家戴維·戴恩寫的一本書，《房奴》，講的是美國房地產經歷的危機。

不光是在美國，很多地方都有不少人一輩子就在為房子打工，經濟上過得很緊，其它方面都不能很放松。我是不贊成這樣的。我覺得，年輕的時候，在力所能及情況下買個小房，到中年了，有能力了，稍微換大一點，老了以后再換成小的。然后還可以賺其它方面的錢，還可以做一些別的事。這樣會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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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前些年有一個觀點很流行，叫「寧要大城市的一張床，不要小城市的一套房」，可是這兩年，我發現自己身邊的很多年輕人好像不再一門心思地要待在一線城市了，好多人選擇二三線城市工作、生活。馮叔怎么看這種變化？您覺得去二線城市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嗎？

馮叔：

如果你也有機會到各地去看，你會發現，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們國家現在應該是全球最好的了。交通、通信、物流，等等，這些基礎設施都做得非常好。良好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把城市之間的差異縮小了。

以前為什么大家都要去北上廣深？

別的地方，或者更邊遠的地方，相對閉塞，信息沒有北上廣深通暢，交通、物流跟不上，優秀的人也過不去，于是，即使你去了，你也會發現在那兒機會很少，做事也難。

但是現在，基礎設施非常發達，到達性非常好，服務也很好。在這種情況下，新一線城市，甚至是一些二線城市，經濟增長很快，個人發展的機會越來越多。

而在某些行業、領域中，這些城市相對更聚焦，發展的空間很大。

比如說做電商，在杭州不一定比在北京差，杭州是「電商之都」。做金融，在上海當然很好，但是有一些金融業務，因為現在的技術與服務條件，未必一定要在上海做，在上海邊上的城市，比如蘇州，不一定就不能做。上海和蘇州距離不遠，人員交流也很密切，蘇州去上海也很方便，但在蘇州的成本沒有上海那么高。

也就是說，新一線城市以及一些二線的城市，由于基礎設施的改變，人才的流動更加方便了。于是年輕人的選擇變多——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杭州、蘇州，也可以去北京，覺得不行，再退回到一個覺得適合的城市，都可以。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在北京上大學，畢業后選擇留在北京，在高強度的競爭環境中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他希望生活更舒適安逸一些，于是去了成都。過了兩年，找了個西安的女朋友，又搬到了西安。

而且，現在的年輕人，從小接觸互聯網，在移動互聯網上生長，對于資訊的接收更快，觀念更開放，于是在選擇、移動當中，恐懼感更少，安全感在增長。

我感覺，在這些城市之間流動，多數人心里已經沒有障礙，或者說，障礙不像以前那么大。過去，不少人搬個家，都覺得恐懼。

另外，各個城市現在都在搶人才，也給了大家很多的機會。

總之，由于社會、經濟的整體進步，城市的發展，新一線、二線城市的差異性在縮小，機會在增大，于是年輕人的選擇有了更多的空間。在二線和準一線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發展機會，如果覺得在北上廣深壓力太大，就可以換一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