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城的雨是黏稠的。四百八十寺的檐角在暮色里發(fā)霉,銅鈴鐺銹住了喉舌,像極了臺城里那位被困數(shù)十晝夜的老皇帝——蕭衍。他蜷坐于佛龕下的蒲團之上,昏聵的雙耳只聽得見《涅槃經》的梵唱,卻不知那釘釘有聲的,不是僧人所敲的木魚,而是侯景叛軍急促的馬蹄。這位年輕時雄姿英發(fā),親手終結齊祚的梁武帝或許從不曾想到,自己遲暮之年竟會"佞佛誤國",而他親手栽種的同泰寺銀杏,最后竟懸掛著吊死南梁的白綾。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四百八十寺,原是四百八十面照妖鏡。蕭衍的佛珠上串著四十八年的帝王霸業(yè),可他根本不知道,或許也不愿知道,他每捻過一顆佛珠,便有一滴民脂民膏滲入《金剛經》的貝葉。他首創(chuàng)"水陸法會",他率領寶志禪師,以及諸僧眾遍覽三藏十二部經典,用了整整三年才完成水陸法會之儀軌,本是因 “六道四生,受無量苦,惟啟建水陸無遮大法會拔濟之,始能解苦。” 為了救拔眾生,可謂煞費苦心。可法會上供奉的龍腦香,熏得朔州羯人侯景的眼珠發(fā)紅;他四次舍身同泰寺,可每次贖身的四萬萬錢,恰與征伐北魏的軍費等重。這讓人想起《洛陽伽藍記》里那尊金佛,腹中藏著的不是舍利,而是三斛染血的五銖錢。
如果說敦煌那些畫壁上的飛天"把翅膀借給了強盜"。那蕭衍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將《老子義》《孔子正言》與佛經并置經筵,卻讓儒冠成了比丘的墊腳石。當北朝楊衒之嘲諷"南朝佛寺多如酒肆"時,南梁的農民正用《大般涅槃經》卷軸糊住漏雨的茅屋。可笑可嘆的莫過于這位"皇帝菩薩"晚年禁斷肉食,可建康屠肆的刀俎從未歇息——御廚不過將羊肉喚作"福祿羹",魚膾改稱"般若鮮"。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里冷眼觀史,似乎在說,亂世里的清醒總要帶著醉態(tài)。而蕭衍的醉態(tài)好像卻是清醒的。他精研《周易》,難道算不出侯景的狼子野心,卻懷柔放任,近乎縱容,是佛法讓他的心柔軟了嗎,還是浮屠讓他的鐵腕虛弱了?他翻覽《毛詩》,難道讀不懂"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的哀嚎,卻只落得對賀琛的諍言惱羞成怒,氣急敗壞而蒼白無力地為自己辯解,“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腰腹過于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馀,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
臺城被圍時,守軍箭矢用盡,這位八十六歲的遲暮老者,莫可奈何,恍若無聞。兵士們拆毀檀香佛座鑄箭鏃,佛堂青磚上至今留著帶血的掌印——不知是鑄箭工匠的,還是菩薩的。
史載蕭衍死前,口苦索蜜不得,臨終作"荷荷"之聲。這讓人想起他年輕時寫的《莫愁歌》:"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當年的翩翩才子少年英雄,后來的智勇豪杰開國雄主,終究困死在自己編織的金絲鳥籠里。那些他親自敕造的佛像,眼瞼低垂,嘴角含笑,仿佛在觀看一場精心編排的皮影戲——演的是《梁皇寶懺》,唱的卻是《玉樹后庭花》。 只是在我看來,他死得看似窘迫,卻其實內心從容,否則在亂臣篡位、梁祚不永時,他無論如何說不出那一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而今,若你站在雞鳴寺舊址,看游客往許愿池拋擲硬幣。仿佛有一枚大吉五銖的鐵錢在池底泛著幽光,背面隱約可見"四柱佛國"的壓勝紋。忽然明白蕭衍的悲劇不在崇佛,而在把人間當成了佛國。就像但丁的地獄之門永遠向理想主義者敞開,而莎士比亞早就說過,鍍金的王冠里藏著死亡的蠕蟲。只是建康城的雨還在下,把四百八十寺的琉璃瓦洗得發(fā)亮,恍若當年御案上那串未曾捻完的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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